首先是左拉——
左拉在观察时候所常用的工具，是书籍、报纸、照片以及其他各种的文件。当他要就某种问题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就搜集许多和这问题有关的书报，抄的抄，剪的剪，分类储藏，然后再用这些储藏着的材料来写作。有时候，他也去做实地的观察，为了要描写唱戏生活，他曾去和优伶接近；为了要明白赌徒心理，他曾去赌场里狂赌；他也常去参观各种不同的生活，跟各种不同的人物谈话，细心地记下那些语言和印象。不过就大体说，到了要写作的时候，临渴掘井，以局外人的态度去访问，去搜集，所得的总不免是一些表面的形状，结论自然也不能深刻、正确。那方法，是不宜于袭用的。另一个作家巴尔扎克说道：“在我，观察甚至于成了直觉，他不会忽视肉体，而且更进一步，他会透进灵魂。”究竟用什么方法来透进灵魂呢？因为要去调查平民的性格和生活，他就穿着工人的服装，混在群众的队伍里，显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使他们不加提防，一面却留心他们散工后的闲谈，看戏回来时的夫妻之间的私语：家务的盘算，工钱的支配。他浸沉于这些琐碎的扳谈里，他说：“当我谛听这些人的谈话的时候，我能够深入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他们的褴褛披在我的身上，我的脚穿了他们的破的皮鞋走路；他们的欲望，他们的需要——一切都渗入了我的灵魂，或者是，我的灵魂渗入了他们的。这是一个清醒的人的梦。我和他们一同忿恨那暴虐的工头，那欠债不还，使他们反复奔走的坏蛋主顾。摆脱了自己的习惯，由于正义之感的一种陶醉使我变成了自己以外的另一种人，而且任情地弄这玩意——这构成了我的迷幻。”这迷幻通过巴尔扎克的作品，终于也陶醉了他的所有的读者们了。
我想，这就是使文章比较普遍，使文章比较永久的主要的因素。
不过巴尔扎克的观察法虽然较为真实，较为深刻，较为能够握住问题的核心，但在物质条件未臻齐备，士大夫阶级的封建意识未尽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完全分离的我们的社会中，这办法行使起来，是会有许多困难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巴尔扎克和左拉之间，另外寻出一条适当的路途来。在这里，我以为契诃夫的观察法，是值得一提的。
契诃夫虽然不像巴尔扎克一样，化装着混到群众里面去，但也不像左拉似的依赖现成的书报，他往来于各级社会里，随身带着札记簿，把所见所闻的一一记下来，他并非为题目而搜寻材料，却是由材料而产生题目的。因此，出现在契诃夫笔底的故事和人物，一点也不矫揉造作，完全是俄罗斯社会的活生生的典型。
巴尔扎克的方法使我们深入，契诃夫却叫我们多看，多记，由此精选。
高尔基说过他的创造孚玛·戈尔狄耶夫，曾经观察过“不满于自己的父亲的生活事业的一二十个商人的儿子”，鲁迅也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此外如果戈理的乞乞科夫，屠格涅夫的罗亭，刚查罗夫的奥布洛莫夫筹，都是观察了许多同一类型的人物，这才写成的。创造一个人物既然如此，要创造作品里的一个情境，当然也是如此的。必要的工作是研究和观察。
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许多事物，我们天天看惯，十分平凡，自以为很能懂得了，其实是并未深思，算不得怎样熟悉的。譬如吧，我们天天说话，却很少有人曾经注意到自己的语调；说话的当儿时时装手势，也很少有人能够记住自己的举止；不但对于日用品如电灯、热水瓶之类，未必全能懂得其构造，就是闭拢眼睛，再来想一想自己最亲热的朋友的脸孔，也不免于模模糊糊，记不出什么特点来了。这就因为平时不曾仔细观察，还没有取得深刻的印象的缘故。
要使题材丰富，我们必须细心地观察事物，把所得的结果记下来：人物的性格、风貌、举止，事件的起因、经过、影响，自己的感想、意见、心得，乃至一个单字，一句土话，一串生动的句子，一些不常见的词汇等等。记录不但便于查考，而且可以供我们比较、研究。虽然《文章修养》的读者不一定要做文学家，然而为求普通的文章写得像样起见，多看多记还是必需的。从前的诗人有所谓诗囊。一到春秋佳日，就带着这诗囊到郊外去寻句，想到了，立刻用纸条记下，收入诗囊，积储既多，然后再拿来整理、修改、拼合。据说李贺作诗，就是专用这种方法的。
这诗囊在意义上，大概也和我们现在的笔记簿差不多吧。
不过揆其实际，却又并不一样。因为古人所记的不过是一些触景生情的所谓妙句，而我们现在要记的却是由观察得来的活生生的现实；古人是把这些妙句拼合起来完事，而我们现在却是要从这些所记的动人的事实里自然地生发开去，用艺术的手腕把这些最主要的、最足以代表的材料概括起来，普通化起来，由此造成一个典型的人物、情境，或者议论。一句话，成为一篇完整的文章。
然而其间也还需要一番揉炼的工作。
旧时读书人在初学写作的时候，最易犯的毛病就是生拼硬凑，把自己肚里所有的一些成语古典，非常牵强地嵌到文章里面去，使通篇前后不相调和。我们在读着这种文章的时候，往往觉得其中有一段很好，好到可以媲美名家；有一段忽然又很坏，坏到简直不能成话。这是因为作者只把题材像百衲衣似的一块块乱贴起来，完全不曾经过溶化和洗炼，有所依据的地方头头是道，一失了蓝本，这就现出本相，显得十分浅薄了。
倘不把题材好好地加以溶化、洗炼，我想，就是在现今，也还是容易染上这种毛病的。
然则怎样来溶化呢？我以为首先的是整理；怎样来洗炼呢？我以为主要的是选择。题材有了，我们就得按照时间和次序，按照内容和性质，把它们一一编排，部署既定，再来做一番挑剔选择的工作，使不必要的枝节可以删去，新的思想和想象逐渐增加起来，然后加以组织，这就可以敷衍成文了。所以，在未曾落笔之前，无论是写纲要也好，打腹稿也好，总之，是必须经过一番筹思的。
譬如吧，当我们要写一篇日记的时候，我们当然得把这一天里所见、所闻、所想、所做的事情，先来回想一下。等到这些事情聚在我们脑里，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然后再来剪裁，决定什么是应该写的，什么是可以省的，随着需要去写，这才可以成为一篇像样的日记。如果叫一个小学生去动手，他就常常会把起身、披衣、穿鞋、著袜、洗面、漱口、吃饭、拉屎 ，甚而至于打一个喷嚏，捉一只苍蝇，统统都写进里面去。无疑地，这样的写法是会失败的。然而作为这失败的原因却很简单，那是因为作者只把搜集到的材料堆积起来，却不曾加以剪裁，并不懂得整理和选择的缘故。
剪裁的标准决定于文章的主题。主题从题材产生，它是文章的灵魂，当我们提笔作文的时候，问问自己：究竟为着要说些什么而写这篇文章的呢？通过手头的材料，我们要说明一种东西，或者要叙述一件事情，或者要提出一个主张，或者要发抒一番感情，总之，当作者决定了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文章的主题也就存在了。题材提供主题，主题抉择题材，两者是有着相互的关系的。
旧时文人在谈到文章作法的时候，有所谓立意和命题，是专谈作者怎样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意见的，这正和现在的所谓主题差不多。按照常例，命题必须用决断的语气，或者肯定，或者否定。即使有时候在题目里用了疑问的语气，但那实际的含义，却还是确定的。譬如，我们常常看到“中国往哪里去？”“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等的题目，但这其实就是“中国往××去”“中国人并没有失掉自信力”的变相说法；即使是提出疑问，也要态度明朗。因为必需是确定的命题，才能代表一种完全的意见。这一层，在议论文和说明文里，尤其应该注意。无论是正是反，每段的意义，必需在同一主题下统一起来。
这就是说，一个句子有一个句子的含义，积句为段，所以每一个段落里，也总有一个可以独立的思想或情景，来作为这一段的代表。然而，“群山万壑赴荆门”，这些独立的思想或情景，却又挨着次序，互相联系，彼此统一，同时或正或反地衬托出一个中心思想——一篇文章的主题来。
主题把握得正确与否，是决定于作者的思想的。
所以，一个初学写作者必需学习思想方法，对现实（题材）多多地体验，精密地观察。 在平日既有这样的准备，写起文章来的时候，只要题材现成，这就可以确定主题，毫不困难地动起手来了。
（选自《文章修养》，三联书店，1983年9月）
写作什么（叶圣陶）
国文科牵涉到的事项很多，这儿只讲一点关于写作的话。分两次讲，这一次的题目是《写作什么》，下一次的题目是《怎样写作》。我的话对于诸位不会有直接的帮助，我只希望能有间接的帮助。就是说，诸位听了我的话，把应该留心的留心起来，把应该避忌的随时避忌，什么方面应该用力就多多用力，什么方面不必措意就不去白费心思。这样经过相当的时候，写作能力自然渐渐增进了。
诸位现在写作，大概有以下的几个方面：国文教师按期出题目，教诸位练习，就要写作了；听了各门功课，有的时候要作笔记，做了各种试验，有的时候要作报告，就要写作了；游历一处地方，想把所见所闻以及感想记下来，离开了家属和亲友，想把最近的生活情形告诉他们，就要写作了；有的时候有种种观感凝结成一种意境，觉得要把这种意境化为文字，心里才畅快，也就要写作了。
以上几方面的写作材料都是诸位生活里原有的，不是从生活以外去勉强找来的。换句话说，这些写作材料都是自己的经验。我们平时说话，从极简单的日常用语到极繁复的对于一些事情的推断和评论，都无非根据自己的经验。因为根据经验，说起来就头头是道，没有废话，没有瞎七搭八的无聊话。如果超出了经验范围，却去空口说白话，没有一点天文学的知识，偏要讲星辰怎样运行，没有一点国际政治经济的学问，偏要推断意阿战争、海军会议的将来，一定说得牛头不对马嘴，徒然供人家作为嗤笑的资料。一个人如有自知之明，总不肯做这样的傻事，超出了自己的经验范围去瞎说。他一定知道自己有多少经验，什么方面他可以说话，什么方面他不配开口。在不配开口的场合就不开口，这并不是难为情的事，而正是一种诚实的美德。经验范围像波纹一样，越来越扩大。待扩大到相当的时候，本来不配开口的配开口了，那才开口，也并不嫌迟。作文原是说话的延续，用来济说话之穷，在说话所及不到的场合，就作文。因此作文自然应该单把经验范围以内的事物作为材料，不可把经验范围以外的事物勉强拉到笔底下来。照诸位现在写作的几个方面看，所有材料都是自己的经验，这正是非常顺适的事。顺着这个方向走去，是一条写作的平坦大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