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的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
——康德
先验方法特别值得一谈，它是一种看起来哲学味道很足的方法，是对思想和知识基础进行反思的主要技术，往往被称为先验论证（康德称之为先验演绎）。如果知识基础不成问题，不需要反思，先验方法就没有用处。可是，知识基础的问题层出不穷，因此，反思的知识就成为一种必要的特殊知识。许多哲学家都会不自觉地用到先验论证的技巧，其中的关键技巧与笛卡尔的“我思”的论证有关，但一般认为是康德明确了先验论证的一般方法论。按照康德在先验演绎中所使用的技巧，先验论证大致是这样的：
如果p是q的先决条件，那么，q就会因为p而成为如此这般的；事实上q确实是如此这般的，并且，不是如此这般的q是不可能想象得出来的，那么，p无疑是q的先决条件，p就当然是真的。
与最早的哲学论证相比，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联系和差别。古希腊人迷恋的是一种反论形式：如果p则有q；可是非q，所以非p。这一柏拉图所推崇的论证模式来源于苏格拉底的辩论方法以及芝诺热爱的“归于不可能”论证（reductio ad impossibile），也大概属于后来所谓的“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也称反证法。归谬论证攻击力很强大，只要故意鸡蛋里挑骨头，就几乎没有什么论点能够经得起它的批评。归谬法似乎可以用来推翻任何普遍命题，因为对普遍命题非常不利的反例并不难找。归谬法过于轻率的杀伤力使哲学家一方面很有成就感，另一方面又很受挫。不过，归谬论证所适合的知识领域到底是哪些，范围又有多大？这是个被忽视而未加审查的问题。归谬论证以某个特殊反例去反驳某个一般论点，这种反例的一票否决标准对于数学和科学是合理的，但是对于哲学和人文社会知识，却必定伤害太多必要的或伟大的观念，甚至使所有哲学或人文观点都变成可疑的。但是，哲学观念和人文知识与科学有着非常不同的性质，并不适合使用科学标准。奇怪的是，反例否证法在当代哲学中仍然被经常使用（例如分析哲学就很迷恋“举一个反例”），却无视它所产生的谬误比它所能够反对的谬误更多。很显然，没有哪个哲学或人文理论能够绝对地避免反例。
以归谬论证为绝技的古典形而上学论证没有能够帮助古希腊人发现真理，相反，它是导致怀疑论的重要技术条件。苏格拉底关于“知识无非是知道自己无知”的发现，对于哲学的知识追求几乎是一个宿命性的隐喻。尽管柏拉图的理念论是阻击“无知”宿命的一个天才想法，可是他没有能够成功地发展出保证知识基础的方法。有想法而没有办法，终究是无用的。康德敢于自称哥白尼革命，就在于他相信自己终于找到了能够确定知识基础的方法。由康德总结出来的先验论证所使用的核心技术其实主要还是归谬法的技术，其新意在于选取了一个“自卫性”的角度，即试图去证明p的否定命题p不可能成立。这个思考角度被证明是个关键点，它不再依赖经验个案的反例，而单纯依靠逻辑的力量，因此更有说服力。先验论证的特殊之处就在于选择了自相关结构来进行自卫，从而造成了“我真的有理由自己证明自己”这一耸人听闻的效果。与古希腊以来的传统的归谬论证不同，先验论证力图克服怀疑论，它关心的是如何把某种东西证明为绝对无疑的，而不是如何把各种东西都证明为可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