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整个编纂工作的不足，请允许笔者做出以下反思。
笔者首先，为没有能够充分发挥核心编辑负责人——教师的作用而感到非常遗憾。在全校虽然有超过1000个的教师岗位，但在临时调用他们时，却遇到了强烈的抵制。于是，不得不采用以专职编辑人员为核心，各院各系的相关教师予以协助的体制。当然，这种体制也有这种体制的有利之处。例如，在能够集合近代史、经济史、科学史、技术史等诸多领域专业人员的合力这点上，就非常有利。另外，对于作为个体的笔者来说，不仅扩大了人脉，而且拓展了笔者的学术性视野。还有，包括在《北大百年诸问题》由于得到了更广范围的教师所寄来的稿件，可以说，在这点上充分发挥了全校相互协作的功能。但是，要让年轻的编辑人员执笔更多的内容，毕竟是需要期间培养的。因此，对编辑周期设定过于短促必须进行反省。当然，时间拉的过长，也会对年轻人的就业、成长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笔者前面也稍提过，像把编纂大学史这样一项长期连续性的编辑工作作为一百周年纪念这样一个过程性工作来开展，不使用正规的教职人员和学校费用，而只靠聘请临时工作人员和有限的专项基金来临时解决的办法，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虽然整个编纂工作得到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和图书馆的大力协助，但是，对编辑工作本身所形成的制约是不发避免的。
为了保证大学史的研究、编辑的连续性，东京大学成功地设立了大学史历史资料室，因而能使研究成果和纪要发表得以继续，在此，笔者要向东京大学表示敬意。这点，我们却做不到。因此，笔者希望收藏有大量沿革史的校附属图书馆北方资料室能在创办《北方研究》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关于大学的相关文书的有效利用，我们也很难说它已经物尽其用了。使用上的只有评议会记录等若干文件。这离设立大学档馆的要求还很远。大学应具备的对自身历史进行保存、公开和回顾的机构有待将来加以解决。
二编纂大学史的体验
——东北大学原田隆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