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战前，可以说，在日本对高校史的研究传统近乎于无。
这点与欧洲各国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欧洲各国对于高校史的研究，虽然也是近代以后伴随着各大学编纂高校史这一新兴事物出现才受到重视的，但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已取得了许多为我们所熟知的、有分量的研究成就。
比如，由高校史研究学者拉朽杜尔和考夫曼在18801890年间发表的关于对中世纪大学的系统性研究。学者保罗时至今日仍在继续着这项研究(1)。到了上世纪30年代，又有法国的居鲁塞和英国的马雷特的普通高校史、单列高校史的研究成果问世。分别开始显示出他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扩张趋势(2)。除此之外，从1900年间到1920年间，在美国，是门罗和卡巴里的教育史研究形成体系化的一个时期(3)，即使在他们的教育史叙述中，亦可以看出，欧洲·美国的高校史是在与西欧教育史研究互动之下而陆续问世的。
与欧洲·美国大学这样的研究相比，从明治中期开始到昭和战前时期的日本高校史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但是，也不能说其没有一点儿研究成果。作为战前所取得的最有名的单项研究成果，就有大久保利谦的《日本的大学》一书（1943年）。
《日本的大学》作为弥补从古代到上世纪1920年代的高等教育和大学历史的通史，它也是至今现存的，并且是包括了对古代高等学府、即对中世纪的五山学校等的简明扼要的展望的唯一文献，除此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别的文献了。在每个题目中所列举的参考文献直到今天依然很有价值，证明它是从东大实证史学的正统研究渠道中所产生的一部力作。该书虽为战时刊发，但几乎看不到其迎合战时当局的倾向，仅在这一点上，也是难能可贵的。它记述了1880年之后的近代大学史，并且充实、补充了相当一部分的叙述内容，而且对以往的记述做出了批判性纠正。虽然，该书也存在着重正统官学史而轻私学史的这样的问题，但是这本书对于日本的高校史研究的开拓性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作为国史研究者的业绩，有桃裕行的《上代学制的研究》（1947年）一书值得关注。虽然，该书对奈良·平安时期的大学、劝学院等的分析是以受中国影响这样的一种分析视角进行叙述的，并在战败后刊行，但其研究是战时进行的。因此，可以说，该书也是战前的高校史研究一项成果。
从这一成果来看，在战前的教育史研究者、特别是在日本教育史的研究者中，并不是说根本无人关注高等教育和高校史。
本来，日本教育史研究本身就是从明治初期才开始的，它之所以从明治中期到大正时期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在于师范学校（小学教师养成学校）的急速发展和这一时期对教育史教材的需求。教育史研究学者为了顺应这一需求，陆续编写了长短各异，详略各异的各种日本教育史教材。作为其代表性的教材，也就是在明治时期，佐藤诚实所编写的著作和大正时期吉田熊次的著作等，在其对学校制度·学问史的叙述中，记述了与之相对应的高等教育·大学等的历史(4)。
到了昭和（上世纪30年代）战争前期，特别是从1930年代初期开始由教育学研究学者发表了系统的日本教育史研究著作。他们中有，乙竹岩造、高桥俊乘、石川谦、海后宗臣等人。在这之中，由石川谦和海后宗臣二人完成了从高等教育·高校史研究视角出发不可或缺的开拓性工作。在石川写的最初的日本教育史著作《日本庶民教育史》（1929年）中，很广泛地提到了各藩的藩校以及昌平坂学问所的各项教育活动。该著作在对近世以前的教育史以及寺子屋（私塾）以外的民间教育机构进行展望时——当然也包括要考察实用技术的领域时——这就需要将关联到这些领域的各个机构作为正面叙述对象加以记述。在这个意义上讲，石川是在日本近世教育史研究的正统研究系统中，首次提到这些近世高等教育机构的第一人。
另外一位教育史研究先驱者海后宗臣比起石川、高桥这些老的教育史研究学者，虽然在年龄上相差10来岁，从事教育史研究也要晚一些，但是，他从1931年到1973年，先后完成了《明治初年的教育》（1973年）等一系列的基础研究工作。在这部著作中，海后的研究目标是：分析维新之初由明治政府主导的教育革新的动向。特别是对明治初年的“大学校”建设计划的分析、明治初年的藩校的动态以及东京市的私塾、私校的动态的分析都是採用社会学的方法来解决的。事实上，他是明治初期高等教育史分析方面的着先鞭者（虽然，研究的主要题目是与初等教育有关的）。而且，在这之后，他又撰写了《日本近代学校史》（1937年）以及《学制70年史》（1942年）等两部著作。其研究范围之广、所涉及的大学、高校机构的沿革史比重之大是在这之前的教育史研究教材书中基本上看不到的。特别是后者，海后在战前的近代教育史中，首次把“高等教育”作为独立章节加以划分。
除了这两位学者之外，还应记住《明治以后教育制度发达史》的作者松浦镇次郎。这部书虽然是一部法令资料集（全12卷），但它集合了从明治初年到1932年的教育法令的沿革、变迁。在书中，他以高度的责任意识探讨包括大学·高等教育等问题，最终完成了全书的编写，为后人了解战前的大学制度史·高等教育制度史甚至是学术体制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另外，松浦的这部著作不仅仅是一部法令沿革集册，而且，作者对重要的法令，加入了相当深入、且带有独特视角的解说、解释。例如，关于帝国大学令和大学令、学位令、专门学校令等重要的法令，他都加入了必要的注释。可以说，该著作是作为战争前期的公法学者、教育行政研究家—松浦镇次郎对于大学·高等教育机关法令的几乎是唯一的解说，至今仍然具有史料价值。
前面，作者曾写道：二战前在日本对高校史的研究传统近乎于无。但上述的各种研究成果已经值得我们很好地进行回顾了。
但是，这些业绩从高校史研究应具备的手法和研究意识来说，仍不能不说“太少”。
第一，这些除了高校史研究学者大久保的业绩之外，并没有选择以大学、高等教育的历史的发展为应有的对象。暂且不论桃裕行的研究，就连石川·海后的业绩，比如说在两者的著作中各自包含了作为日本教育史概貌的一部分的大学·高等教育史，它们亦止于此。在对日本的大学的历史性特征是什么，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与其他的教育机关之间有怎样的共通性和不同性等有关的问题几乎一点也没有涉及。石川的论题对于近世私塾也几乎没有提及。海后的《学制70年史》也只是叙述了文部省教育实施措施之一的高等教育·大学法制史的发展，仅此而已。
当然，我这样讲并不是想把责任都归结为教育史学者。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背景是非常复杂的。
首先，仅从教育史研究学者的角度出发来说，明治中期以后，“大学”是一个不能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神圣的领域。“学问与教育各自有别”的观点是1880年代后半叶由文部大臣森有礼提出来的，但它并未仅仅止步于西欧式的观念上。进入明治后期，帝国大学的自治、高中（旧制）教育的自由与初中教育的管控和不自由相对比，其“优劣”很快凸显在了国民的面前。这种情况反映在教育史研究工作者的意识之中，学者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大学和与高等教育相关的各种“公案”作为科学研究的应有对象，而是把它看成与天皇制国家制度本身相关的“国家机密”来对待。也就是说，大学本身写一些自传性的沿革史是没有问题的，但不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当然，这种认识，也是在后来有意识和无意识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接下来要举的问题，就是以往的教育史研究的“市场”全是师范学校这一问题。师范学校是培养初等义务教育（小学）教师的专门学校。并且 “教育史” 这一科目，就今天来说，是作为培养教师时针对师范生的必修课。不管毕业后有无用途，对于前往小学讲坛的每个师范生真的必须拥有大学史、高等教育史方面的学养吗？在二战前的师范学校，教育史，特别是日本教育史，说大一点儿，它只不过是教育思想家的列传和教育法制史而已，这样讲反而恰如其分。在这个意义上讲，在教育史方面对大学、高等教育研究的可能性自然很小。
作为“太少”的第二点，不得不提及由个别大学的“封闭自治”所带来的研究局限性。在旧制帝大和旧制私人教育机构时代，应作为历史研究素材的各大学的史料原则上是不公开的。甚至涉猎各地的大学史料并开始历史研究也是非常的困难的。另外大学内部越是确立了所谓的“自治”，那么，要求史料公开就会形成对于政治权力的一种对抗，结果对于要求一方是不利的。如果在这一点上，再加上公办大学的文件秘藏的惯例，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迄今为止还没有只基于官方沿革史这样的二次史料开展研究的历史研究者。这种情况也是作为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导致了二战前的高校史研究“太少”的一个原因。
提到各个高校的沿革史，就二战前的情况可以再说一些。
根据笔者对二战前发行的大学·高等学校·专门学校·高等师范等的官方的沿革史（同窗会史除外）的调查，大约达到了160多册（5）。但是这些沿革史在纪实性上是良莠不齐的，而且，以严密的史料为基础而记述的可以说也是非常地少。其中应予关注是帝国大学系列的《东京帝国大学50年史》上下2册（1933年）、《第一高等学校60年史》（1939年）、《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30周年史》（1935年）、私立大学有《半个世纪的早稻田》（1932年）等。这些沿革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既有专门史学家参加编写，又进行了一定的史料筛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这些沿革史都存在着二战前对研究自由加以束缚的痕迹，例如在《东京帝国大学50年史》中，对有关大学的自治·学问的自由等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一概没有。反而在《同志社50年史》（1930年）的叙述中，倒部分地提及到了这些问题。因此，可以说即使是在单个大学沿革史的领域，也比欧洲国家的水平低出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