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主流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就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企业的理论解释为逻辑起点的。在以科斯、威廉姆森等为代表的企业契约理论形成以前，经济学家已经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做出了种种努力，呈现出了多种企业理论，他们基于各自特定的角度解释企业的存在及其行为。不过这些解释都是不全面的，直到契约方法的提出和发展，最终为全面、深刻认识企业的本质、结构、成长等提供了系统性的思路和手段。下面在介绍新古典分析范式基础上详细介绍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企业理论，这些企业理论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同样的分析范式。
一、新古典范式
“科学研究纲领”是英籍匈牙利著名数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科学方法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不是单个的命题，而是一个具有严格的内在结构的科学理论系列，它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硬核、保护带。硬核是科学研究纲领的核心部分，包括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这个硬核是“坚韧的”、“不许改变的”，如果它遭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科学研究纲领就要崩溃。保护带是纲领的可反驳的外围弹性地带，是保护硬核免遭反驳而提出的辅助性假说的集合。当纲领遭到经验事实反驳时，通过修改、调整辅助性假说来保护硬核。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硬核结构包括三个因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均衡结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保护带大致有三部分：主体面临的特定的环境约束；主体拥有特定的关于环境的信息；主体拥有特定的相互作用的方式。
第一个保护带直接表现为预算约束，后来扩展为其他行为主体的潜在约束。第二个保护带是完全信息的假设，这一假设的引入使理性选择内核要素从确定性环境延伸到不确定性环境。第三个保护带就是早期向不完全竞争的发展。通过理性预期的处理，当事人从事不确定性决策就转化为附加概率的确定性决策，从而使新古典范式得以重新解释现实。然而，完全信息假设太强、太脱离现实，导致新古典范式备受责难。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种新的保护带取而代之，大大促进了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这种新的保护带就是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它说明经济活动当事人获取信息是要付费的，信息成本约束迫使当事人在不完全信息下决策，往往出现次优的结果。
不过从表面上看，新的信息假设与旧假设有很大的不同，但实质上是一回事。法默尔敏锐地指出，主流经济学坚持信息的不完全性，实际上隐含地肯定如果当事人愿意付出足够的信息成本，就可以获得完全信息。因此，通过把与人的认知能力或环境的不确定性相关联的理性的不足转化为信息成本的约束，新古典范式再次获得新生，并且这一次使其对现实的解释力大大增强了。正是由于新古典范式以理性预期为桥梁，实现不确定性向概率型确定性的转化，以及以不完全信息为桥梁，实现认知能力不足向信息成本的转化，才使得原主流经济学内部的各分支有了一个统一的基础（杨瑞龙，2005）。
二、新古典企业理论概述
新古典企业理论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将边际效用分析和微分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同时，也毫无保留地继承了牛顿力学体系的绝对时空观和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测宇宙观，以定性分析模式为中心，构筑起一个包括均衡、线性、理性、时间可逆、唯一最优解和简化等众多假设或思想在内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所构建的理论框架，是一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里抽象出确定性的”分析体系。
新古典经济理论以“稀缺性”作为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认为人们所从事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无不是也理应是为了弥合有限资源同无限资源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所谓“稀缺性”概念的实质。另外，新古典经济学以生产要素、价格和理性经济人为核心。
新古典经济学所构建的经济分析框架，实际上是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即均衡流逝的绝对时间和恒等且不动的绝对空间）和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测宇宙观（即一个单一的公式可以解释所有的现象并结束不确定性）在经济领域的重现，其系统的演化过程是机械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唯一确定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是价格决定。认为在自由交易的市场上，个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直接结果是市场处于“出清”状态。因此，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优化理论与现实的经济行为有着很大的差距，因而也就无法在实际应用中进行较准确的预测和较确切的诠释，新古典经济学因此也被称为标准经济学。
关于经济主体行为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推导过程实际上蕴含了经济人完全理性、完全竞争、信息完全相对称、未来具有确定性、不存在外部性、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等理论假定，在上述假定下，经济主体总是可以相互达成自愿的交易以增进彼此的福利。而个人之间以各自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行为和竞争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在上述假定条件下的交易几乎没有摩擦，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产权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上存在着三个根本性的缺陷，严重削弱了它在解释现实经济方面的能力。这三个缺陷是：
（1）企业的存在是一个既定前提。即先假设企业的存在，再探讨企业的行为。至于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企业的规模、内部结构及其与市场的边界等取决于什么因素，都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问题。这一理论把企业简单地视为一个生产函数，这一函数是由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定义的，企业的职能就是根据这个函数将投入转换为产出。
（2）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竞争性理论模型假定：在私有制条件下，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界限是清晰的，因而不存在交易摩擦，即不存在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下，这一理论所关注的是在既定的私有制条件下如何解释市场的力量，如何建立市场实体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模型。新古典经济学论证了竞争性的市场必然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并确定了帕累托最优和竞争性均衡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将福利经济学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但现实世界与这一理论模型相去甚远。在现实世界中，经济主体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时只具有有限理性，而不具有完全理性；信息是非完全的和非对称的；竞争是非完全的；未来具有不确定性；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的不一致导致了外部性的存在，规模经济的存在导致自然垄断等。以上状况决定了市场是非完全的，因而经济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机会主义行为的后果使得交易的“帕累托最优”难以达到。为了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就必须支付费用，这一费用便是“交易成本”。
（3）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以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为其核心理论，将市场简单地看做是一种工具，将个体经济行为简单地归纳为数学中的“求极值”原理。但这一理论却无法克服两个障碍：一是个体效用之间无法比较；二是在追求社会效用最大化过程中，需将个体效用转化为统一的社会效用，但却不存在一个统一的衡量社会效用的尺度。
三、对新古典企业理论的评价
新古典企业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发展起来的，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核心，是把企业看做一个生产函数，在给定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前提下，考察企业如何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的企业是：能力无限（拥有解决问题的全部知识）、完全理性（即可准确地预测所有经济变量未来的变数），在一个信息充分（得到各种生产要素的信息准确、即时）、零交易成本（契约完备，任何交易都没有成本耗费）的环境中，追求利润最大化。一个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生产者必将以最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组合，也就是以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来进行生产。因此，企业被简化成生产函数，即在可行的技术条件下任何一组投入所能生产的最高产出的一种关系。它选择生产函数上的（最佳）点，获取必要的投入，根据生产函数将它们转换为产出，然后将产出销售出去。该分析框架遵循无成本信息的隐含假定，特别是生产函数本身、价格以及投入与产出属性已知的隐含假定。可见，新古典的所谓企业理论其实是在给定企业存在时关于企业生产决策的理论。“似乎并没有认识到强调企业存在的必要性。仅涉及一个假设的高度竞争经济中利润存在的问题。在这种经济中，一种要素的边际生产力的值决定了它在市场上所得到的价格。”（德姆塞茨，1999）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中认为，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生产是由价格机制协调而自行运行的，那么生产就有可能在不存在任何组织形式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企业是没有存在的理由的。在科斯看来，企业这种组织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把企业作为整体和抽象的概念，剖析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最根本的经济属性。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企业的性质、起源及规模；二是企业的组织结构。之后，新古典企业理论的诸多流派，如团队生产、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非完全契约等理论，均是围绕科斯“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这一观点而展开的。交易成本概念的引入实际上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的环境假设和完全理性的人格假设。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分为两组：第一组为“交易因素”，指市场不确定性和潜在交易对手的数量，这一组交易成本的存在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的假设；第二组是“人的因素”，指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一组交易成本的存在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并引入了机会主义假设。
关于利润最大化并非是企业唯一追求的目标问题，威廉·鲍莫尔认为典型的寡头垄断的目标是在企业获得某个最低水平利润的约束下实现销售量的极大化；马瑞斯认为经理们追求安全约束下的企业增长极大化；奥利弗·威廉姆森假定经理们管理企业的目的是极大化其自身的效用。所以，利润最大化并非是企业唯一追求的目标，复合目标的存在使得通常情况下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变得不可能。新古典范式下的企业理论还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1.奈特的风险企业理论
众所周知，奈特（Frank Knight）以研究风险和不确定性理论而闻名。他的企业理论是其在论述风险和不确定性问题时提出来的。因此，他的企业理论很分散，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注意。尽管如此，他的企业理论还是得到了德塞姆茨的高度评价，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奈特首先批评了那些意识到不确定性重要性的人对于不确定性的性质和含义其实并不明了。例如，一种观点认为利润源自长期之内持续不断的变化和发展。奈特虽然没有否认激烈的或不甚激烈的变化会持续不断地发生，这些变化也会导致利润的产生，但变化本身不是问题。如果变化发生了，但其结果可以完全被预测到，那就不会产生任何利润。完全被预测的变化并未背离均衡状态，在此均衡状态中没有任何利润出现。正因为变化被完全预测到了，所以人们的预期也就是正确无误的了，他举了即将坠落的陨星的例子。陨星坠落会产生许多影响，但所有影响均可完全正确地计算出来，所以陨星与地球的撞击就不会产生任何利润机会，因为资源价格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一时间进行调整，又没有任何未曾预见的事情发生。但倘若陨星违背了所有已知的物理定理偏离地球而去，人们将不得不对这一未曾预见的事情进行调整，这样利润或亏损就会发生。
所以奈特认为，正是不确定性和错误预期的可能性导致了利润的产生，但不确定性不同于风险。不确定性指知道未来可能发生的每一种状态，但并不能为每一种状态赋予确定的概率值；而风险则指不仅知道未来可能发生的每一种状态，而且知道每一种状态对应的概率值。有效运行的市场可以帮助人们规避风险，而真正的不确定性却不能通过支付保险补偿金加以避免。
奈特接着分析：“伴随着不确定性的存在而行事，行动的实际执行在现实意义上变成生活的次要部分了，而首要的问题和职能是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去做。”这种决策和控制职能的集中成为当务之急。职能集中的结果便是企业家职能的出现。此时，决定如何实现不同的目标以及什么目标值得追求的工作落到承担不确定性成本的企业家身上。“在这一机制下，自信和敢于冒风险的人通过保证多疑和胆小的人有一确定的收入以换取对实际结果的拥有而承担风险或对后者保险。”这一机制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人们风险承担能力的差别。人们不仅在有效控制他人的能力和决定应该做什么的智力上存在差异，而且在根据个人主见行事和风险承担能力上也存在差异。所以企业在企业家和雇员之间重新分摊风险就是有利可图的，此时由于经营结果的波动造成的利润或损失由企业家承担，雇员由于接受固定工资而至少免受部分经营结果波动的影响。作为向雇员提供固定工资的回报，企业家要求对雇员在企业内的活动进行控制。由于接受监督，雇员也会要求事前签订固定工资契约作为某种程度的控制权转移的补偿。这种风险分担安排由于将企业面临的风险让最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承担，所以大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奈特由此解释了企业内部“双重契约”（Double Contract），即企业家和雇员之间的固定工资契约的形成。所以奈特认为：人们风险承担能力的不同促使人们寻求风险重新分摊的有效方式，而企业正是这种可以降低风险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的制度安排者。企业的根本特征在于企业内部权威关系的存在，即企业家享有对员工活动的控制权。这就为企业存在提供了效率根据。
奈特还分析了企业规模扩张问题，他认为减少不确定性的可能构成企业规模扩张的动力。只要资本家能够通过借入资本或以其他方式扩大他的决策范围，就可使正确和错误预测相互抵消的可能性增大，从而在总体上就会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这样不确定性就会大大降低，理性活动也会大大扩展。历史上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也可作此理解。个人制企业被合伙制企业取代以及合伙制企业被公司制企业取代，都是因为较高形式的组织相对于较低形式的组织经营范围更广，从而能够大大减少不确定性，降低资本风险。
综合而言，奈特认为，企业家由于承受了不确定性而获得了回报，企业利润也来自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承担，所以企业家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几点评论：
（1）如奈特所言，人们对不确定性无法完全预测和充分调整，而不确定性又是企业利润的直接来源。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利润成为资源流动的导向。然而，按照奈特的逻辑，根源于不确定性的利润就无法指导资源的流动。如果企业存在的目的在于利润最大化，那么不确定性作为企业利润的唯一来源就削弱了企业存在的解释。因此，即使奈特教授分析到了在竞争均衡时并不存在超过包括风险成本在内的全部成本的经营利润预期，即自由进入最终引起利润的可能性消失，他也未能清楚地阐述存在不确定性时的竞争是否能够达成均衡以及均衡状态具有什么特征的问题。为了避免与新古典理论体系潜在的不一致性，奈特将企业存在的根据解释为企业家与员工之间风险重新分摊所带来的收益，并把伴随这一风险分摊过程的控制权的相应转移作为企业组织的根本特征。而由不确定性解释企业的利润到由风险解释企业的存在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奈特理论的一致性，至少说明其理论存在与新古典理论难以耦合之处。
（2）很明显，企业家作用的发挥通常与不确定性的承担和不完全的知识相关，但是不确定性可以由市场上的各种资源所有者承担。因为如果某人能从某一不可预测的时间逆转中盈利，那么他作为某些有市场价值的资源的所有者就会设法攫取这一利润。比如，如果我们把资源所有者视为资本家的话，那么不可保险的不确定性就会由资本家承担。也许有人会说，企业家可以通过固定利率契约借入资金分散不确定性，但情况并非如此。如果这一企业家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本，那么一旦他所经营的事业的失败就必然导致违约，资本家成为不确定性的承担者，如果他有可以自由支配的资本作为借款担保，那么一旦他所经营的事业失败就必然由其自己承担不确定性的成本，但他自己也是一个资本家。所以无论哪种情况，不确定性都由资本家承担。既然企业家并非不确定性的必然承担者，市场上各种资源所有者也能成为不确定性的承担者，因此“企业家由于承担不确定性而享有收益”的说法，实际上是将企业家与资源所有者的角色混淆了。
（3）奈特认为企业家的首要职能是“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去做”，但这一活动事实上可以与不可保险的风险（即不确定性）的承担相分离。“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去做”的问题可以通过从市场上购买专业化的咨询建议得到解决（企业往往拥有一个顾问团），而企业家真正重要的职能可能在于他不仅要承受不确定性的后果，而且要努力挖掘新的知识和信息，以降低不确定性，从而赢得收益。
2.经营者理论
基于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单位这一假定，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1）即使承认所有权与经营权是互相分离的，而且即使承认所有者与经营
者的目标函数各不相同，但只要资本市场能够有效地运作，那么经营者的行动将不会偏离利润最大化原则。因为在资本市场能够有效运作时，如果企业经营者的行动偏离了利润最大化原则，那么股票价格就会下降，经营者将会面临被接管（Takeover）的危险。由于接管通常都伴随着经营者的更迭，而一般来说，经营者又都能够预见到这种结果，因此，最终他们将不得不去追求利润（Manne，1965）。
（2）利润最大化反映了所有者（股东）的利益。企业所有者有能力设计出一种对他们来说是最佳的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以使经营者能够按照所有者的意志行动。其结果是经营者也必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然而，企业的经营者理论的出现使新古典企业理论的“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单位”的这一假定受到挑战。
经营者理论把企业看做是一个由管理者、雇员、股东、供应商、消费者组成的联合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高层经营者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中偏离，转而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管理层为使企业正常运转必须保证企业取得最低利润水平。因此，企业是非利润极大化主体。
企业的经营者理论的前身是伯利和米恩斯（Bede＆Means，1932）在他们的创造性的实证研究中提出的，被称为“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命题。其假说是，由于股份公司中股权的广泛分散，企业的控制权已转入了管理者的手中，而企业的“所有者”也已被贬到仅是资金提供者的地位。虽然其观点在发表时几乎被无条件地接受，然而其作品发表时对职业经济学家的影响并不很大。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标准的新古典企业理论由于忽视了所有者与经理的利益冲突而受到了批判，关于企业的经营者理论模型才流行起来。最有名的模型是由鲍莫尔（Baumol，1959）、玛瑞斯（Mahrs，1964）和威廉姆森（Willianmson，1964）提出的。所有这些模型都保持了伯利和米恩斯的经营者主导企业的假说。各自的主要特征在于有关经营者目标及股东约束的不同假设：鲍莫的销售收入最大化模型认为，管理者是在最小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收入的最大化；玛瑞斯的经理型企业模型认为，管理者是在最小股票价值约束的条件下谋求增长的最大化；威廉姆森的经理自由处置权模型则认为，管理者是在最小利润约束条件下谋求效用函数（包括雇佣职员、获取报酬等）的最大化。
与古典企业理论不同，经营者模型认为，企业事实上完全是由经营者所控制的，而且经营者拥有不同于所有者的目标函数。这一理论假定，企业之间是完全竞争的，因而所有者集团以利润最大化为其共同的目标，所有者会一致要求企业的经营者去追逐利润的最大化。为此，经营者将被赋予种种激励机制（譬如让拥有该企业的股票，或让他的收入与利润挂钩等），以使之努力地将企业经营纳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轨道。
这一理论还同时假定，企业的经营者在其收入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最大化目标，而且经营者对其荣誉的偏好甚至超过了他对收入的偏好。出于这一原因，经营者将更有可能去努力地追求那些反映其名誉的变量的最大化，如企业的规模，特别是市场占有率或资本量等变量。因此，经营者在本质上将更加偏好于销售量、资本量或者企业的增长率等指标，而不是利润。当然，由于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完全无视利润因素，会招来被接管或破产的危险，因此，在现实中，经营者的目标函数常常表现为利润这一变量和销售额的某种组合，或者是利润和资本量的某种组合，或者是在最小利润制约下的销售额或资本量的最大化等。
3.行为主义理论
（1）西蒙的观点。赫伯特·A。西蒙出版于1947年的《管理行为》是一本组织管理理论研究中重要的经典著作。作者西蒙因为此书及其在组织理论研究中的贡献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奖，被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称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蒙对于决策过程的理论研究工作无疑是开创性的。
《管理行为》一书的目的是精确地描述管理型组织的面貌和运转状况，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完善或重建组织管理理论。其核心假设是决策制定过程乃是理解组织现象的关键所在，主要关注组织有效运作的决策制定和人员管理过程，尤其关注组织顺利运行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西蒙的一个著名观点：经济学、认知心理学和组织理论所研究的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事物——人的决策过程和问题求解过程。管理理论必须首先对人的行为有一个较为准确的把握。西蒙的“满意决策论”使关于环境和人的行为模式更接近于现实。他主张用“满意”代替最佳，即进行有限理性决策。按照西蒙提出的最优标准，即“决策时提出所有的可能方案；准确地预见所有方案的结果；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所有这些标准进行比较”。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是完全理性与最优化原则。西蒙指出这种模式有两个致命弱点：①假定目前状况与未来变化具有必然的一致性；②假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策略”的可能结果都是已知的，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他从心理学出发，论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理性就是用评价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择行为方案”。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两个致命缺陷导致从个体角度看人的行为是毫无理性可言的，原因是人的理性主要受人的心理机制、人的大脑的生理限制和由此而引起的认知因素（选择性注意）和动机因素（目的性行为）的限制。人的决策行动不仅受到外部因素（如时间、信息、技术等）的限制，同时也受到作为信息收集者和问题解决者的人的本身条件的限制。西蒙的有限理性是从群体行为角度出发，认为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的人，人的一般行为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相互影响、整合的结果。
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管理过程既包括决策的执行，又包括决策的制定。西蒙对决策进行分析的基本单位是决策前提，而对决策前提的研究是以价值要素与事实要素的区分为基础的。可见，西蒙区分价值要素与事实要素的目的在于排除价值要素，将其归结于组织目标，即决策的前提。这样在决策过程中就是处理纯粹的事实关系，是完全可以由经验来判明其真伪的。西蒙还认为，决策过程是可以用目的—手段方法来分析的。决策过程中被人所选的方案，实际上是达成预期目的的合适的手段，而目的本身是更大目标的工具，也就是说目标结构的特征是层级式的。“整个层次系统的每一层次，都可视为下一层次的目的和上一层次的手段。”所以目的—手段层级系统既是个人行为的特征，也是组织行为的特征。
（2）塞特和马齐的观点。塞特和马齐在《行为型企业理论》（Cyed＆March，1963）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行为型企业理论。塞特和马齐的理论来源于新古典企业理论有关生产函数、价格机制等以及关于动机和认知的理性假设的缺陷。他们认为，新古典企业理论仅仅是关于依靠价格机制来分配资源的市场理论，有关企业内部资源的分配以及价格和产出的决策过程等企业行为却无法回答。塞特和马齐的企业理论和组织理论，把企业作为一个基本分析单位；将关于价格、产出以及资源分配作为主要目标的企业行为假设；以组织实际的决策制定过程为最基本的研究目的，并在此基础上主要研究商业企业的决策制定的特征以及把企业的行为理论化。
该理论用于分析问题的主要术语有组织的目标、愿景和抉择，与之相关的四个主要概念是：目标冲突的准解决、不确定性的回避、问题的研究和组织学习。
行为型企业理论的核心理念是有限理性、环境的非完全匹配性以及未解决的冲突。行为型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按照某种特定方式行事的有限理性的行为主体，理性的行为主体由于受制于信息或者及时准确的计算而只具有有限理性；经济主体所遵守的规则、规章和实际行为并非为环境的要求所唯一决定的，环境和由组织所遵循的规则之间是非完全匹配的，这些规则可能缓慢演进或者难以制定；企业是由不同利益的组织、群体和个人结合起来的，企业中人与人的目标必然会产生相互冲突，谈判和重新谈判总在不停地进行之中，难以达到各方均满意的均衡状态；企业遵循的是“满意”而非“利润最大化原则”。
4.巴纳德的组织理论
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企业只是一个投入产出的转换器，是一种没有制度内涵的抽象符号，因而对于企业内部组织问题从未投入更多目光。而从切斯特—巴纳德起，人们才开始对组织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开创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威廉姆森更是不讳言受到切斯特—巴纳德的很大影响，并将新组织经济学作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另一代名词。虽然巴纳德的代表作《经理人员的职能》初版于1938年，时间上晚于科斯开创性的文章《企业的本质》（1937年），但其思想在此之前肯定已经比较成熟。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其实阐述了自利即公益的道理。在“看不见的手”的导引下，所有资源都会最终配置到最有价值的用途上，所以互利的交换都会穷尽。作为所有交换基础的是来自贸易的收益，这种收益是通过理性个人对利益的自发追求得以实现的。但巴纳德对自发合作并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诱致的合作，这种诱致合作的载体就是正式组织。在他那里，正式组织被定义为“人们之间的那种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有目的的合作组织”。正式组织包含三种普遍要素，即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及信息交流。所以与新古典经济学高度抽象的假设不同，正式组织是重要的，而且被低估了。
那么组织的主要职能又是什么呢？巴纳德认为，组织应主要关注对变动不定的环境的适应，稳定状态中的问题倒是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可以通过例行公事解决。对于环境的适应和调整主要由组织来承担；市场调节供求关系变动进而引导资源配置的功能被他忽略了。组织又是如何随环境变化而进行调整呢？巴纳德认为，这需要各种类型的组织行为的平衡。做出这些调整的能力是一个制约因素……因为如果合作不能调整到对环境中的新限制发起进攻，它就必定失败。调整过程变成管理过程，而专门机构则是行政部门和行政组织……除了异常的巨变之外……这样的过程和机构事实上是大多数合作系统尤其是复杂的合作系统中最重要的限制，所以组织的维系必须包括内部平衡和外部调节两个方面。在巴纳德建立的组织理论中，如下几个方面比较重要。
（1）权威。通常的权威概念建立在某种等级系列或组织地位的权力之上，认为权威就是基于社会利益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或者一个集团剥削另一个集团的工具。巴纳德却认为权威只是组织解决复杂的协调或适应问题的一种方法，而且权威来自于下属的接受或同意。也就是说权威的基础是相互同意，即使是最低层次的同意。“关于一个命令是否有权威的决定……取决于向其发布命令的那个人”，如果过于悖逆其愿，下属就会采取各种形式不遵守命令。权威也会因时而变，在较长时期内经济参与人的自由选择空间较大，因而短期有效的命令可能会因环境的变化及经济参与人相应的行为调整而不再具有约束力。也就是说，没有永恒的权威，权威的行使会受到经济参与人相互同意的组织安排可能集合（巴纳德称之为“无差异区”）的制约，而这一可能集合是随环境变化而变化的。
（2）雇佣关系。巴纳德认为，个人选择加入某个组织和继续留在该组织的决策反映了一种比较净收益的评估。雇佣关系的显著特征在于，为使组织内部的契约关系更具适应性，雇员含蓄或明确地同意在一个可接受范围内服从权威。可接受范围（即无差异区）“是较宽还是较窄，取决于是个人忠于组织的激励超过负担和牺牲的程度”。所以个人对于组织契约的接受，是基于收益成本比较分析的结果：因为假如组织有净收益，所以选择加入组织；因为留在组织的收益超过机会收益，所以继续留在这一组织。
（3）非正式组织。巴纳德认为，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并存；非正式组织不属于正式组织的一部分，且不与它管辖的“个人以及有关的人们、集团接触和相互作用”。非正式组织没有正式结构，往往也不能自觉地认识到其共同目的，而是通过工作之中长期接触而产生的，并因而确立了一定的态度、习惯和规范等。非正式组织的功能有三：“在正式组织中，非正式组织的不可或缺的功能之一是沟通的功能。另一个功能是通过调控服务的意愿与客观权威的稳定来维持正式组织的凝聚力。第三个功能是个人的完整感、自尊感和独立选择的维持。”对于第一个功能，我们很容易理解。第二个功能，巴纳德论述道：“既然组织的效率受个人同意命令的程度的影响，否定组织沟通的权威就是对所有从其与组织的联系中获取净利的个人的威胁，除非这些命令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在任何给定的时刻，维持所有在可接受范围内的命令的权威，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是符合其积极的个人利益的。这种利益的维持主要是非正式组织的功能。”巴纳德认为第三个功能会破坏正式组织，是“一种保持个人的个性以抗拒正式组织的某些趋于瓦解个性的影响的手段”。
（4）激励的节约。巴纳德提出了组织“效力”和“效率”的著名的两分法。如果协作成功，组织目标实现了，我们就说组织是有效力的；如果个人动机得到满足，我们就说组织可能是有效率的。因为个人动机的满足是组织目标实现的基础。人们加入某一组织而不加入另一组织，就做出了某种牺牲，组织必须在物质方面和社会方面提供适当的诱因来弥补这些牺牲。巴纳德认为非物质激励非常重要，可以作为物质激励的替代。他认为：“个人的、非物质的激励，对于确保合作的努力超过维持基本生活的基本报酬是非常重要的。在商业组织的……发展中，出名的机会、声望、个人努力和达致显赫地位比物质回报重要得多。”所以，非物质激励的存在节约了物质激励的使用。
（5）经理人员的职能。巴纳德认为，经理人员的工作不是组织的工作，而是维持组织运转这一特殊的工作。经理人员的职能在于维持一个协作努力的系统。他所提出的经理人员的三项职能是：提供一个信息交流系统，获得必要的个人努力及制定和规定目的。由于巴纳德认为组织应该包括其投资者、供应商、顾客，及其他不被看做是公司本身的成员但对公司作出贡献的人，所以他也就认为组织必须既提供物质收益，又提供社会收益。作为经理人员，他必须具有某种道德规范，表现出承担责任的高度能力，并从组织成员身上激发出一种道德力量来，从而把人们的意志和干劲引向实现超越最近时期和即期任务的目标。
由此可见，巴纳德认为，正式组织重要的观点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重要的观点一样，使人们开始对以前视为理所当然或加以忽略的东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四、传统企业理论总结
以上新古典理论框架下的企业理论关于企业的种种论述，基本上都没有关注企业的“生产”特性。由于缺乏对企业生产领域的研究，也就很难全面深入解释现实企业的一系列重要现象，如为什么企业具有异质性？企业的风险理论、经营者理论、行为主义企业理论等均强调企业的“供给条件”，即从行为主体出发去说明企业的存在。以上企业理论完全忽略了企业的契约性，仅仅从某一特定的方面去研究企业的本质，是非辩证的、非系统的、片面性的，因而终究没能正确而全面地把握企业的本质。对在现代知识经济下的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企业边界、企业文化、行为主体的价值理念等问题更是缺乏解释力。
不过新古典企业理论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逻辑起点。企业理论是解释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企业内部组织的经济学意义的学问。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就开始了对企业问题的研究。他分析了企业分工与专业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而分工和专业化必然需要协调，当时的内部协调相对简单，比较困难的是企业之间的协调，所以，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将研究的出发点放在市场上，考察的重点是流通领域而不是生产领域。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企业观点是新古典企业理论的发端。马歇尔提出的局部均衡理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连同边际分析方法一起，把企业理论带进了新古典时代。新古典企业理论的核心是把企业看做一个生产函数，在给定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前提下，考察企业如何追求利润最大化。该理论分析以均衡假设为前提，把产业看做他们主要的分析层次，把一产业内的企业描述成本质上同一的组织，即同质的投入产出系统，内部运行机制完全相同，具有相同的成本和需求曲线，企业运行所在的市场结构无变化。这种系统内的所有变化都是外生的和短暂的。均衡分析所研究的不是市场中的某个特定的企业，而是把市场中的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价格体系的协调下（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决定的价格准确地反映了资源的稀缺性）实现资源在各种活动中的优化配置。不过正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的理论抽象，成为现代企业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
不过也有人认为，科斯1937年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的发表是现代企业理论形成的逻辑起点，这是混淆了企业理论发展中因与果的关系。《企业的性质》无疑是企业理论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没有科斯1937年的这篇论文，有关企业的理论是否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甚至是否会按照后来的轨迹发展都未可确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的性质》就是企业理论形成的逻辑起点，企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也正是这样的背景和原因，促成了科斯一文的出现。即使科斯没有在1937年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他本人或其他的学者也会因此背景和原因而催生出同样光辉的著作。换言之，企业理论的产生是必然的，不是《企业的性质》本身而是促成《企业的性质》出现的更深刻的背景和原因构成企业理论形成的逻辑起点。《企业的性质》一文是企业理论发展的“果”而不是“因”。
不过，虽然不能把《企业的性质》作为企业理论形成的逻辑起点，但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作为寻找这一起点的平台。当我们讨论企业理论的产生时，往往会涉及新古典经济学，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企业的理论抽象上的缺陷为企业理论的产生留下了空间。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我们也看到，科斯的论点就是基于对新古典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运行矛盾的分析提出的：“……既然人们通常认为协作能通过价格机制实现，为什么还需要这样的组织？……如果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就能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生产，那么，为什么还需要组织？”科斯论证的结果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够节约某些市场运行的成本。”（Coase，1937）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架构下，科斯解释了企业为什么存在、企业的边界如何决定等问题。后来的经济学家如威廉姆森、张五常等就是沿着科斯的逻辑建立和发展有关企业理论。由此，我们把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企业的理论作为现代企业理论形成的逻辑起点是站得住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