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末的一场农民运动，将一个与此并不沾边的老实书生的一家逼上绝路，该书生名叫吴俊。吴俊（1844～1927年），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多别号，常见者有仓硕、老苍、老缶、苦铁、大聋、石尊者等。他是浙江安吉人。
正当吴俊少年求学的时候，在南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一位乡村塾师在其38岁生日之时，毅然率领一支以农民为主的拜上帝会队伍，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随后太平军挥师北上，进军两湖，又从武昌沿江东下，于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攻占南京后，遂定都于此，并改称南京为天京。这位带头闹事的小知识分子，开始并不被道光皇帝放在眼里，等到大清朝廷愈来愈感到他的巨大威胁并认识到他不同凡响的才能时，却已经大祸临头、悔之晚矣！
这一场由太平天国点燃的星星之火，很快就燎原为使玉石俱焚的熊熊烈火。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太平军自安徽进军浙西，与清军激战于安吉鄣吴村，而当时吴俊正就学于该村名为溪南静室的私塾，并在其父指点下学刻印章，初入门径。一把火烧毁了吴家田园牧歌的画图，也断送了吴俊仕进济世的美梦。他在战乱中随父逃亡时被乱军冲散，只能孑身继续盲目逃亡，途经湖北、安徽等省，靠替人做短工、打杂度日，有时以野果、草根等充饥。在兵荒马乱中，他的母亲、兄妹及未成婚的元配章氏先后饥病而殁。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吴昌硕饱尝战争之苦，但也锻炼了其坚韧顽强的性格。
逃亡途中，吴俊曾流落到迂迢村石仓坞（今属安吉县良朋镇）的一个山洞中避难，差点饿死，幸亏当地人接济才得以存活。这一段幸免于难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此后他就以吴昌硕作为自己的名字，吴昌硕乃石仓坞倒过来读的谐音。他的一生中先后用过昌硕、苍石、昌石、苍硕、仓硕之名，其实都是从仓石演变而来。吴昌硕名字中有石，而他的习艺生涯也是始于石（篆刻），且终于石（西泠印社社长）。吴昌硕一生奏刀，终日弄石，从其所作立轴《富贵神仙》的题识中，足见他是爱石、懂石、解石之语的石知己：
红时槛外春风拂，香处毫端水佩横。富贵神仙浑不羡，自高唯有石先生。
经历五年颠沛流离的逃难后，吴昌硕终于和父亲再见面。劫后余生的父子两人相依为命，于1865年定居于安吉县城内桃花渡畔。吴昌硕所居之屋名为朴巢，屋前有园，自命芜园，他还曾自号芜青亭长。就在这片小小芜园，他在务农、耕作之余，苦读不辍，同时钻研篆刻、书法，度过了逾十年的耕读生活。也就在这片小小芜园，他在艺术研习的同时，春种秋收，考取了咸丰秀才，编成了第一部个人印谱（《朴巢印存》）；博观约取，为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芜园情结，挥之不去；芜园相思，梦牵魂绕。对芜园的追忆，点点滴滴地凝结在吴昌硕的众多诗文中，他在《芜园图》上题有五言长诗，其中有诗句：
归隐既未能，披图空神望。念我手植梅，及今应一丈。
桑柘旧时阴，先人所长养。几年未料理，出门徒惘惘。客中虽云乐，故园终萧爽。何日抛微禄，永作芜园长。
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安吉城内与施酒（季仙）结婚后不久，吴昌硕前往江浙一带，一边游历求师学艺，一边替人刻印谋生，时常远离乡井经年不归。1882年他移居苏州，参阅大量金石碑文、玺印、字画，眼界大开。后来他定居上海，广收博取，诗、书、画、印，一路并进。
然而在国家多难之秋，吴昌硕犹存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且迫于生活压力，依然在官场任职，并不能专心致志习艺和从事创作。但因为朝中无人，他也只能当个俯首听命的幕僚、小吏。在逾知天命之年时，一段有趣的小插曲让吴昌硕的游幕、鬻艺生活出现转机：同里丁葆元保举他当安东（今江苏涟水）县令，这是他宦途中级别最高的职务。安东并非富饶之地，尤其水质差，不适合书画家练字，但因是北宋书画家米芾的旧游之地，对吴昌硕颇有吸引力。1899年冬天，他渡过长江，到安东县赴任了。
县令这个七品芝麻官可不是好当的，当年杜甫就推拒了这个位置，而陶渊明也在做了八十天的彭泽县令后就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里了。不过也有不得已违心挂职的，如白居易，还有吴昌硕的先师赵之谦。赵之谦曾刻为五斗米折腰一印，并做了注释，撝叔戏反陶彭泽令语以自况。清高狷介的吴昌硕因不愿巴结逢迎上司而处处受阻，上任一月即拂袖而去。他也刻了章，印文为，一月安东令，似乎觉得还不解渴，又另刻一印，印文曰，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
弃官之举曾经为中国诗坛抢救了一个陶渊明，现在又为中国画坛夺回了一个吴昌硕。仕途之梦既然破灭，吴昌硕就在上海滩演出了一场灿烂壮丽的艺术大戏。
二
同治十一年（1872年），自谓一耕夫来自田间的吴昌硕，在友人金杰的带领下，第一次跨进大上海的高门槛，那年他29岁，从此便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此时的上海已有近三十年的开埠年龄，三十而立，上海成熟了，已一跃而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埠，人称十里洋场，并逐渐成为国际大都会之一。开埠通商的另一个结果，是使上海成了华洋共处、五方杂居之地。上海勇为天下先，率先走出了与世隔绝的闭锁状态，成为近代科学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最早落根和传播的地方。
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南北文化的频繁交汇，最终在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找到了宽松的气候和融合的土壤。较少传统观念和保守思想的上海人，以平静的心理和开放的态度，审视、吸收了一股股来自异域或异地的文化潮，并使之融于本土文化，创造出具有兼收并蓄、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特点的海派文化。以江浙为主的各路画坛高手和文化艺术界名流，或为谋生或因避乱，纷纷携艺流入沪上，各展其才，各淘其金，逐渐在海派文化中衍生出一支海上画派的队伍。
在中国晚清画坛上声名鹊起的海上画派，不再囿于窠臼、泥古先人，而以求新、求变、求异的精神和兼收并蓄、广采博取的态度，勇敢地向守旧派和复古派挑战。他们在汲取陈淳（白阳）、徐渭（青藤）、陈洪绶（老莲）、八大山人、石涛和扬州八怪诸家之长的基础上，吸纳民间绘画艺术和西洋画技法，破格创新，将明清以来的写意水墨与强烈的色彩融为一体，形成了个性鲜明、笔墨清新、雅俗共赏的新画风，成为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近代新画派。
在后生之辈的吴昌硕进入上海之前，以赵之谦为代表的海上画派先驱者和以任伯年为代表的中坚人物，已在这块生机盎然、海阔天空的土地上，进行了多年可贵的艺术探索和实践。当吴昌硕落户上海后，前辈们铺设的艺术轨迹，为他作了先期的引导；前辈们开辟的艺术天空，使他得以自由地翱翔。更为幸运的是，吴昌硕还得到了任伯年的亲自指点，并学习了赵之谦的画法，使他迅速在海派艺术舞台上异军突起，最终成为后海派艺术的开山代表、近代中国艺坛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
吴昌硕大器晚成，他曾言自己是30岁学写诗，50岁才学画画。但是多方面的深厚功底，尤其是书法、篆刻方面的基础，帮助吴昌硕这位海上画派的后起之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吴昌硕曾对自己的画技总结道：我平生得力之处在于能以作书之法作画。善于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绘画，形成了他自己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
写意花卉是吴昌硕绘画的擅长，他酣畅淋漓的大写意画风，受徐渭和八大山人的深刻影响。他用草篆书书法入画，常常用篆笔写梅兰、狂草作葡萄，形成了吴画的一大特色。以功力深厚的线条作画，舍弃了形的羁绊，步入了意的境界。对吴昌硕以石鼓文的篆法入画的画技，任伯年拍案叫绝，并预言其必将成为画坛的中流砥柱。吴昌硕的花卉、木石作品，在构图上通常采用近书印的章法布白，喜取之字和女字的格局，或作对角斜势，虚实相生，主体突出。
用色是吴画的又一特色。像赵之谦一样，吴昌硕喜用浓丽对比的颜色，而且首创用色泽强烈鲜艳的西洋红画中国画。正如潘天寿所评，吴昌硕将金石治印方面的质朴古厚的意趣，引用到绘画用色方面来，自然不落于清新平薄，更不落于粉脂俗艳，能用大红大绿复杂而有变化，是大写意花卉最善用色的能手。吴昌硕所作《墨梅图》轴、《双勾兰》轴、《枇杷图》轴、《葫芦图》轴等，都显示出他的精湛技艺。
被誉为岁寒三友的松竹梅，以它们在寒冬中同生并共有玉洁冰清、傲立霜雪的高尚品格，历来为中国文人所敬慕，也成为中国画家笔下的经典题材。岁寒三友之词缘起于北宋大文豪苏轼。当他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时，一年春天，黄州知州徐君猷前来看望，见他将住房四壁全都画上雪花，问他是否觉得太冷清寂寞。苏轼手指窗外自己手植的花木，爽朗地笑道：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意为风声、泉声就是可解寂寞的两部乐章，枝叶常青的松柏、经冬不凋的竹子和傲霜开放的梅花，就是可伴冬寒的三位益友。徐君猷见苏轼在逆境中仍以三友自勉，保持凌霜傲雪的高尚情操，不禁肃然起敬。
一生酷爱梅花的吴昌硕，如同王冕一样，也常以梅花入画，借梅花抒发愤世嫉俗的心情。他常用写大篆和草书的笔法画梅，以求取笔下梅花要得古逸苍冷之趣、要冰肌铁骨绝世姿，墨梅、红梅兼有，笔墨酣畅，富有情趣。与宋朝杨无咎、元朝王冕、清朝金农等历代画梅高手不同，他画梅笔底尽饶金石气，纵横奇倔，雄浑磊落，柳暗花明，另辟蹊径。《墨梅图》是吴昌硕画梅的代表作，他笔下的墨梅，枝干纵横交错，遒劲挺拔，抑扬顿挫，笔墨纵横，尽显梅花坚毅品质。
1903年，日本人滑川澹如出于对吴昌硕的尊敬，赠一匣日本刻刀求墨梅一幅。当时中国正处于被列强侵略、蹂躏的危难之秋，年届花甲的吴昌硕以激愤的心情，把老梅倔强不屈的枝干画成怒龙冲霄之势，又以题跋来抒发内心的强烈爱国情怀，其中说道：
宝刀入手行当歌，谪仙少陵今谁何？每思踏天持刀磨，报国报恩无蹉跎。惜哉秋鬓横皤皤，雄心只对梅花哦。一枝持赠双滂沱，挥毫落纸如挥戈。
吴昌硕79岁所作的《红梅图》，堪称其晚年诗、书、画、印俱佳的力作。构图独具匠心，在将大部分画面留给一片红梅的同时，在右侧约有1/5留白用以题诗。诗画映照，色墨相配，笔力苍浑，水墨淋漓。红梅的枝干用浓墨，虬枝以篆书法写，红梅用没骨法画；主干用笔凝重浑厚，虬枝书写坚韧倔强，而点缀枝头的梅花疏密相间、浓淡有别，分外妖娆。
苦铁道人梅知己，对花写照是长技，吴昌硕在自己题的一首配画诗中，道出了他对梅的特殊感情。为了永远与梅花为伴，他特选定十里梅花的余杭超山作为长眠之所，以实现安得梅边结茅屋之宿愿。
除梅以外，松竹也常见于吴画中。吴昌硕画竹，竿以淡墨轻抹，叶以浓墨点出，疏密相间，富有变化，或伴以松、梅、石等，成为双清或三友。他又喜作兰花，为突出兰花洁净孤高的性格，作画时以或浓或淡的墨色和用篆书笔法画成，显得刚劲有力。菊花也是他经常入画的题材，他画菊花或伴以岩石或插以高而瘦的古瓶，与菊花情状相映成趣。他的画中还可见竹笋、青菜、葫芦、南瓜、桃子、枇杷、石榴等菜蔬果品，极富生活气息。吴昌硕的作品色墨并用，浑厚苍劲，再配以真趣盎然的配画诗和洒脱不凡的书法，加盖上古朴的印章，诗、书、画、印熔于一炉，对于近代花鸟画有很大影响。
吴昌硕既画象征清高气节的梅，也绘寓意富贵门第的牡丹。他在晚年更较多画牡丹，花开烂漫，以鲜艳的胭脂红设色，再以茂密的枝叶相衬。82岁作的《富贵神仙》格高韵古，元气淋漓，章法、笔气、墨韵，无不奇特，无不饱满，是他的牡丹画精品之一。但吴昌硕对牡丹的喜爱远逊于梅花，且往往在所画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的牡丹旁边，伴以几块顽石，曾说：画牡丹易俗，画水仙易琐碎，只有加上石头，才能免去这两种弊病。
一次，他在画了一幅牡丹水仙图后，又信笔画上一块不同凡态的石头。画罢张挂起来自赏，高兴地说：人家看了这块石头，也许会说是苍石的自画像了。
三
出身贫家的吴昌硕，勤学自励，终于在诗、书、画、印四个领域都成为卓越大家。他留下的绘画、书法、篆刻作品集有《吴昌硕画集》、《吴昌硕作品集》、《苦铁碎金》、《缶庐近墨》、《吴苍石印谱》、《缶庐印存》等，诗有《缶庐集》。
吴昌硕有一段精彩的自述：说我善于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说我擅长书法，其实我的金石更胜过书法。这段话表明了形成其艺术风格的内涵。吴昌硕迈进艺术的殿堂正是以书法、篆刻为始，而后再从事绘画的创作。因此他在书法、篆刻方面的深厚功力，对其绘画艺术的风格有决定性的影响。
似乎是与生俱有一般，吴昌硕从小就不爱八股而爱艺术，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极爱钻研与篆刻、书法有关的文字训诂之学。29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到人文荟萃的杭州、苏州、上海等地寻师、访友及学艺。初到杭州，听说著名学者、浙江德清人俞樾主讲杭州诂经精舍，遂前去求读，从他学辞章和文字训诂之学。近代著名书法家俞樾别称德清太史，自称海内翰林第二，为一代经学宗师。他于同治七年（1868年）起主讲杭州诂经精舍，达三十余年之久，从学者甚众，其中就有章太炎。吴昌硕在此求读约两年，为他后来的深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苏州，他结识了当时知名的书法家、浙江归安（今湖州）人杨藐翁（岘），向他请教书法和辞章，在学识积累与艺术修养上均有较大长进。杨藐翁工八分书，尤善写擘窠大字，以汉隶名重一时，在金石考证方面也颇具造诣；而且博学多闻，对经学有精湛研究，所作诗文也简练凝重。他为人耿直，不谐流俗，其人品学问深为吴昌硕所仰慕，吴曾诚意慕名投函，请求列为杨门弟子。杨藐翁复信婉谢，表示愿以换帖弟兄相称，信中说师生尊而不亲，弟兄则尤亲矣。一言为定，白首如新。面对杨藐翁的谦辞，吴昌硕仍以师尊之礼相待，在所作诗篇中有藐翁吾先师之句，并自称寓庸斋内老门生。
在上海，吴昌硕最大收获是与任伯年相识相知，而且成为至交。三十多岁时，他始以作篆籀的笔法绘画，苦无师承，经友人高邕介绍，求教于任伯年。他们首次见面，任伯年要吴昌硕作一幅画看看，吴昌硕为难地说：我还没有学过，怎么能画呢？任伯年道：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随便画上几笔就是了。于是吴昌硕就遵命随意画了几笔，谁知任伯年看他落笔用墨浑厚挺拔，不同凡响，禁不住连声叫好，并说：你将来在绘画上一定会成名！吴昌硕不解地看着任伯年，还以为跟他开玩笑，任伯年却严肃地说：即使现在看起来，你的笔墨已经胜过我了。
在吴昌硕好友诸贞元的《缶庐先生小传》一书中，说吴昌硕平生所服膺者，惟藐翁与伯年，书画师承在二师间。尊师重道的吴昌硕与两位大师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之情。在杨藐翁逝世十三年后，吴昌硕见其遗像仍深表缅怀，在《题藐师遗像》中说：
显亭归去十三年，板屋吴州失比邻。师说一篇陈历历，门生再拜舞蹲蹲。
而在为任伯年写照的七言律诗《十二友诗》中，生动巧妙地写出其豪情之古狂，艺术上的探索苦心和风格上的高古金石之气，连任伯年的嗜好奇书、瑶琴以及他居近吴淞江的草堂风光也娓娓点出：
山阴行者真古狂，下笔力重金鼎扛。忍饥惯食东坡砚，画水直剪吴淞江。定把奇书闭户读，敢握寸莛洪钟撞。海风欲卷怒涛人，瑶琴壁上鸣。
待人以诚，求知若渴，能交天下贤（杨藐翁赞语），帮助吴昌硕很快结交到一批艺术界知名人士，他们也都很乐意与他交往。其中尤以任伯年、张子祥、胡公寿、蒲作英、陆廉夫、施旭臣、诸贞壮、沈石友等人与他交谊甚笃，相互切磋，从无虚谈。同时他又从知名收藏家郑盦、吴平斋、吴愙斋等人处看到不少历代彝器和名人书画真迹，临摹欣赏，摘录考据，经年累月，孜孜不倦，既扩大了视野，又开拓了胸襟，学术修养有了提高，艺事也随之大进。
在书法艺术方面，吴昌硕的楷书学习唐朝颜鲁公，隶书学习汉朝石刻，篆书学习石鼓文，行书则学黄庭坚、王铎风格。他最重临摹石鼓文，毕生精力尽瘁于此。他写石鼓常参以草书笔法，不仅限于形似，而且凝练遒劲，气度恢宏，每能自出新意，耐人寻味。吴昌硕所作隶、行、独草，也多以篆籀笔法出之，别具一种古茂流利的风格；偶作正楷，挺拔严毅，自始至终一笔不苟，尤见功力。他晚年所书隶书，结体已变长，取纵势，已将篆、隶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吴昌硕的篆刻是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等人的影响。在技法上，他把浙派的切刀、吴熙载的冲刀和钱松的切中带削，综合成一种新的钝刀硬入的刀法。所以他的篆刻艺术独创一格，既融会前人法度，又善于变化，不为清规戒律所囿，把六百年来的印学推到一个新的高峰，终成一代宗师。
吴昌硕一生爱诗，一生吟诗，并以诗人自许，苦吟数十年，未曾间断。他学诗已很晚，自云三十始学诗，但其学诗相当勤苦，在诗歌所投下功力和苦心，远胜于他用之于书画和篆刻。他所作诗篇以傲兀奇崛、古朴隽永见长，有些绝句纯用白描手法，活泼自然，接近口语，具有明丽俊逸的特点，风格上与民歌很相近。《归金麓山》一诗描述了他在战后回归故里鄣吴村时所见的荒凉景象：亲人难觅踪影，而各种方言却充斥于耳间；物是人非，只有一弯溪水依旧汩汩流淌：
夕阳逗林薄，独自返柴关。飞鸟恋故木，行云思旧山。
逢人问亲友，方语杂荆蛮。（时多楚人垦荒）惆怅清溪上，空余水一湾。
题画诗是吴昌硕诗作的精华，也是极有特色的部分。他的题画诗是诗题于作画前，由诗兴激发画意，诗思郁勃之际，也就是挥毫泼墨之时。这些寄托深远、具有浪漫色彩的题画诗，不仅反映了画家、诗人吴昌硕的艺术观点，也是其人生阅历、思想感情、为人处世的真实记录。他留下多首咏梅题画诗，其中如：
道心冰蛟洁，傲骨山嶙峋。一点罗浮雪，化为天下春。
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何时买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倾一杯。
吴昌硕以泼墨法写荷叶，画在生宣纸上墨韵甚佳。他曾在1896年为井南（周作镕）所画的一幅《墨荷图》上题诗扬言要与青藤、白阳试比高低，被近代词人谭复堂评为既有东坡诗的豪放，又有杜甫诗的老健和韵味：
荷花荷叶墨汁涂，雨大不知香有无。频年弄笔作狡狯，买棹日日眠菰芦。青藤白阳呼不起，谁真好手谁野狐。画成且自挂粉壁，溪堂晚色同模糊。
吴昌硕的诗经过多年手稿抄本后，在1893年其50岁时，正式于苏州以刻本出版，题名《缶庐诗》，共4卷，计328首。
四
在西湖的清波之中，耸立着一座孤山，山不高而秀，林不森而幽。当年钱塘太守白居易在暮色苍茫中，从湖中回望此山，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赞叹：蓬莱宫在水中央！
被誉为西湖眉眼之所在孤山的西麓坐落着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印社依山而建，亭台、廊榭、楼阁等沿山势、坡形布设，沿着山径的一路上，林气氤氲，花香浮动，人文景观荟萃，摩崖题刻丰富，浓郁的金石韵味和书卷气息扑面而来。百年传承、名贯中外的西泠印社，有湖山最胜之誉，堪称孤山眉眼之所在。
西泠印社创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等发起，旨在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探讨篆刻治印艺术。1913年，吴昌硕被推为首任社长，盛名之下，精英云集，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丰子恺、吴湖帆、商承祚等均加入该社成为社员，杨守敬、盛宣怀、康有为等也成为赞助社员。当时吴昌硕为印社撰联云：
印讵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
印社成立后，每当春秋佳日，举行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活动时，吴昌硕必亲往参与，并先后作《西泠印社图》、《隐间楼记》，在71岁高龄时以小篆写下名篇《西泠印社记》：
西泠山水清淑，人多才艺，书画之外，以篆刻名者，丁钝丁至赵悲庵数十余人。流风余均，被于来叶，言印学者，至今西泠尤盛。同人结社，并立石勒钝丁、悲盦诸先生像，为景仰观摩之所，名曰西泠印社。……
印坛领袖，名满天下，吴昌硕在社内外广交朋友，自称五湖印丐。他的诗、书、画、印为日本的一些汉学家、艺术家顶礼膜拜，一位叫日下部鸣鹤的著名书法篆刻家、碑学专家于1891年阳春三月渡海前来，携带自己的数首《游东吴杂作七言绝句》恳请吴昌硕阅正。其中有一首云：海上漫传诗圣名，云烟落纸愧无成。浮槎万里求遗榘，千古东吴有笔精。鸣鹤表示自己不远万里乘舟跨海慕名而来，求吴昌硕刻印。吴昌硕连夜构思刻毕，天明送到岸田吟香的乐善堂店中，不料因衣衫不整当作乞丐被赶出来，一时传为佳话。
1901年，吴昌硕写《老梅图》一帧并有一首题画诗赠给鸣鹤，诗曰：
寥空一鹤翔，归梦蹑扶桑。冷抱琅玡刻，闲栖石鼓堂。冻梅寻伴侣，短札羡康强。想见论书处，南天忆古狂。
在另一首《题日下部鸣鹤肖像》诗中，吴昌硕把他们之间的翰墨情谊写得更为亲切：更忆长髯艾居士，苦吟拈断随翁坐。风尘回首愁煞人，南天东海同游民。鸣鹤于1922年去世，吴昌硕闻讯后扼腕长叹，亲为其墓碑篆额，寄托哀思。
1989年吴昌硕与日下部鸣鹤结交百年之际的阳春三月，日本天溪会会长冈村天溪等人专程到杭州西泠印社，立了一块吴昌硕、日下部鸣鹤结交百年纪念铭志碑，铭文对吴昌硕的高尚德操和非凡艺术，给予高度评价，同时记叙了鸣鹤与吴昌硕的翰墨情谊。纪念铭志碑立在孤山之上，永远留下了一段中日友好的翰墨佳话。
日下部鸣鹤后继者、书法家、金石家河井仙郎，于1897年从日本修书给吴昌硕，表示愿意拜在吴氏门下，潜心研习吴昌硕艺术。吴昌硕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并且还把自刻的印存寄给了他，河井收到后感动得热泪盈眶。1900年，他终于来到中国，拜见了吴昌硕，立雪吴门，研习书法、篆刻，矢志不移，并和另一位日本学者长尾雨山一起加入了西泠印社。吴昌硕有《赵悲盦书无款署为瓮庐赋》赠河井，另有《为东友画双鹤》、题《墨梅图》等诗赠长尾。
出于对吴昌硕的尊崇，日本著名雕刻家朝仓文夫于1921年塑了两尊半身吴昌硕铜像，一尊留在日本，另一尊托人带到中国赠给吴昌硕，在西泠印社闲泉石壁上被凿成缶龛珍藏起来。后来铜像的下半部分配上了石头雕刻成的躯体，使得吴昌硕的形象更加惟妙惟肖。然而铜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荡涤毁坏，朝仓文夫的女儿朝仓响子得悉后，与她的学生西常雄等艺术家一起，又重新为吴昌硕塑了一尊铜像。在日本诸多名流关心和支持下，朝仓响子又将这尊铜像送到了西泠印社，被安放在吴昌硕纪念馆里（昔日西泠印社之观乐楼）。中日艺术家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翰墨情缘，又谱写了一曲动人的佳话。
东汉文章留片石，西泠翰墨着千秋！
刻于印社内的一副对联，诠释了这一中外金石书画名流聚会和交流的艺术沙龙之精髓。在商品经济大潮日益凶猛地吞噬着文化艺术的今天，占湖山之胜、揽金石之华的西泠印社傲然屹立，岿然不动。吴昌硕的不朽铜像，更如同一块巍然屹立的磁石，凝聚了百年金石艺术；又如同一座高耸入云的灯塔，照耀着千顷湖山园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