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不理解西方的宗教，便难以真正理解西方的教育—宗教改革的目的—因信称义、预定论、天职说的教育意义—马丁·路德的教育理想：双元化教育目的、政府的教育责任、教师观与义务教育—天主教会的教育改革—“耶稣会”的教育成就—“基督教学校兄弟会”的教育实践—宗教改革对大学的影响—近代文化与科学在广度方面的迅速发展，学术与教育在推行的范围方面的不断扩大，都应毫无疑义地归功于宗教改革运动西方教育的一大特征便是其在发展与演变过程中与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不理解西方的宗教，便难以真正理解西方的教育。而发生在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则更为集中地显示了西方宗教对于教育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义务教育以及普及性的民众教育的开展，均可从这次旧教与新教的争执与较量中获得直接的动力。
宗教改革家们关注的主要是宗教领域内的事情。我们知道，宗教改革的理论启示可追溯至牛津大学教师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的思想，他指出教会无权决定个人永恒的归宿，个人只要拥有上帝赠与的信仰就能得到拯救，无需参加教会举行的宗教仪式或者接受圣餐。另外，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1374～1415）在布拉格抨击教会的权力和财富，也为后来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人士提供了勇气和智慧。他们讨论的或者关注的是旧教与新教的关系问题。
宗教改革是西方文明史上可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并提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尽管这一运动主要发生在宗教领域，但其影响却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场运动和文艺复兴一起成为西方走出中世纪、步入近代的伟大标志。
对于你的这个结论，应该做出更具体的解释。
宗教改革与教育
好吧。宗教改革运动首发于德国，15～16世纪的德国虽然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但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得德国成为富庶之地。富庶的德国一时被称为“教皇的奶牛”。1517年10月，教皇派使者到德国出售“赎罪券”，并宣称“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就可以从地狱飞升天堂”。对于这一赤裸裸的敛财方式，威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1483～1546）即在威登堡大教堂的门外张贴抨击出售“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指出个人灵魂的得救在于自己对上帝的真诚信仰，购买“赎罪券”则于事无补，这只是教廷滥用神圣职权的行径。1520年，教堂宣布路德为“异端”，路德遂与罗马教廷正式决裂，宗教改革的大幕就此揭开。与路德在德国开展宗教改革形成呼应之势的是加尔文在瑞士、英王亨利八世在英国开展的宗教改革运动。
在法国，1534年后新教属于非法的宗教组织。但胡格诺教派作为新教徒中的少数派逐渐壮大。1562～1598年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了一场惨烈的战争。1572年爆发了“圣巴托洛缪大屠杀”。1598年《南特赦令》的颁布标志着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宗教宽容制度的实施。该法令在1685年废除。
在英国，宗教改革的发起者为英国国王亨利八世（1509～1547），由于教皇拒绝其与第一个妻子——西班牙阿拉贡的凯瑟琳公主离婚，亨利八世决定将英国的教会统治权收归国有。1534年，亨利八世宣布自己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领，1536年国王下令封闭修道院并将其财产没收。16世纪英国发展起来的英国国教会，又称为“安立甘教会”。
可以看出，宗教目的成为这次改革的直接目的。
是的。就宗教改革的直接目的来说，宗教改革旗帜鲜明地将斗争的矛头指向罗马教会，其目的在于恢复基督教会的纯洁信仰，重建道德纯洁的宗教生活。在宗教改革发起者的身上，无不体现了基督教圣徒的无畏殉道精神和高尚而纯洁的使徒品格。不同于人文主义者，他们为实现维护信仰纯正的目的，敢于触犯任何意义上的教会权威。“驱使人文主义者讥讽教士丑行的是人性的要求，而驱使宗教改革家揭露教会的腐败堕落的却是神性的要求。人文主义者要伸张感性的权利，宗教改革家则要重建信仰的权威”，“虔诚的信仰使宗教改革家表现出崇高的道德品质，这种崇高的道德品质尤其表现在面对高压和死亡的威胁仍然坚持己见上”。
改革的结果如何呢？
就宗教改革的实际结果来看，宗教改革的中心在德国和瑞士，改革的结果导致新教三大教派的产生：路德（1483～1546）的“信义宗”，加尔文的“归正宗”以及英国的“安立甘宗”。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天主教会的陈旧形式和腐朽道德，强调信仰的至高地位和个人与上帝的直接交往，把《圣经》视为最高权威。但它们之间又有区别。路德派宣扬“因信称义”，强调精神自由和人在信仰中与上帝的直接接触，通过使神具有人性而使人具有神性。这种人与神在精神（信仰）领域中自由交往的神秘主义为西方近代的思想自由奠定了基础。加尔文派以“荣耀上帝”为生活目的，把人降低到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其“预定说”在加尔文教徒和清教徒中所形成的“天职”观念，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精神提供了前提。“安立甘宗”则对天主教和新教的教义兼收并蓄，强调英格兰教会对罗马教会的独立性以及鲜明的民族意识。
宗教改革的历史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择其要者言之，大致有：粉碎了欧洲中世纪的典型特征——欧洲宗教的统一，削弱了教会的力量；以牺牲教会的权威为代价，强化了君主和政府官员的权力，最终促进了近代国家的成长；新教间接地为政治自由的成长做出了贡献；培育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
我认为，宗教改革的目的恐怕在于以新教取代旧教，实现天主教会的彻底改革。
我不同意你的见解。尽管个别新教领袖表现出较为激进的立场，但从总体上看，宗教改革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消灭天主教，而在于改革天主教，按照路德的设想，在于建设一个“廉洁”的教会。这种廉洁的教会应该更加拉近上帝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路德以及加尔文通过一系列的著述确立了信教的基本教义。
新教领袖们确立了哪些基本的教义呢？
新教教义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其中“因信称义”算得上一项重要的教义。
何谓“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最早见于《新约·罗马书》：“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灵魂得到拯救的人，在上帝面前被称为‘义’，这个‘义’不在于个人的善行所积下的功德，而在于上帝的恩典和人对上帝的虔诚信仰”。
路德试图表达的是，由于人类始祖禁不住诱惑而犯了罪，使得世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只有凭借耶稣鲜血的祭献与上帝重新和好，依靠上帝恩宠和人的信仰，才能被上帝称为“义人”。而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奇功，人神之间的阻隔已经消除，信徒直接凭借信仰就可与上帝交感，而无需以教皇为首的教阶制度作为中介和居间人。信仰是使人获救和在上帝面前称为“义人”的前提，救赎的根源在于上帝的恩典，信仰是获得上帝恩典的唯一确证。得救的本质在于个人与上帝建立的一种正当关系。“义”不在于人所做的善功和在道德实践方面的自由意志，而在于上帝的恩典和人对上帝救恩的虔诚信仰。
如此一来，《圣经》就成为基督教信仰的唯一权威，教会的各种圣事只是为了彰耀上帝的应许，感召信仰，并非获救的手段；个人无需通过繁缛的教会仪式，无需通过圣礼渠道和教士的中介，仅凭信仰就可以与上帝直接交往。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吗？
看来你已经把握了“因信称义”的精髓。在上帝与个人的关系中，一方面是上帝的恩典借助于基督直接下达，另一方面使信徒借助自己的信仰领受上帝的恩典。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对上帝信仰是建立在对《圣经》独立阅读、理解和解释的基础上的。这样，路德一方面否定了道德实践（善功）上的自由意志对于挽救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交往（信仰）而凸现了个人的精神自由，从而使信仰从一种外在的形式变成了内在的灵魂自由。路德否定了实践中的意志自由，却把信仰中的精神自由赋予了虔诚的德国新教徒。“他（路德）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心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因信称义”具有什么教育意义呢？
可以这样说，因信称义导致一种宗教平等观，而宗教平等观又衍生出一种受教育权利平等观。“因信称义”所确定的信仰完全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和内心活动，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秘密关系，进而从理论上产生了一种新的教育观——使每个人具有阅读《圣经》和参与教会事务的能力，强迫人接受一定的教育就成为实现这一宗教目的的基本手段。
由于“人人皆僧侣”这一观念的提出，以及个人所拥有的凭借自身信仰而获得灵魂救赎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平等权利的作用，催生出一种平等的意识和观念。反映在教育领域，这种平等的观念和意识便转化为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作为长者和父母，教育自己的子女和年轻人是上帝交予的任务。人生的主要目的在于好好照顾自己的子女，教育自己的子女，“如果我们有其他一切美德和善行，成了圣人，却忽略了人生的主要目的，不好好照顾我们的子女，那又有什么用处呢？依我看，在上帝眼中，使人世承受沉重负担和应受严厉惩罚的公开罪行，莫过于忽视子女的教育了。”
好像路德、加尔文等新教改革家还主张“预定论”，是上帝预定尘世生民的命运吗？上帝决定了我们的生生死死，贫贫富富，那我们再努力，还有价值吗？
基督教新教的第二项教义为“预定论”（命运前定说）。路德等新教的开创者主张，一方面，人世的一切都归之于上帝，一切都源于上帝的安排和命令。上帝不仅是万物的创造者，而且也是万物的直接管理者。上帝的旨意是预定的，不是随时随地可以改变的遥人绝不能离开上帝而有所作为。但另一方面，虽然“天命不可违”，但人不可能完全依赖神，而应勤奋工作。有了罪过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取得了成功也不应夸大个人的原因。“上帝早就根据自己的意旨，决定了要把谁纳入它的救恩之中，给他以永恒的生命；同时也决定了谁将被贬入地狱，得到永远的惩罚。人的不同命运是上帝的安排（即”拣选“），是不以个人的善恶功罪为转移的。因此，人的现世生活对于其来世生活不具有任何影响。”如果个人依靠上帝赐予的信仰便能够获得拯救，那么个人怎样才能知道自己已经获得了信仰呢？路德的回答是：追求本身就是上帝对一个虔诚的忏悔恳求者厚爱的象征。
宗教改革“由于否定了灵魂与上帝之间的尘世居间人（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救赎作用，使人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自由，从而为17世纪宗教宽容和科学理性的产生奠定了心理基础；而那种恪守”天职“、勤奋节俭的新教伦理则成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精神前提。”预定论“也的确传递出人在上帝面前无能为力的信息，但是新教的”天职观念则又让人重新点燃希望之火。
如何理解“天职观念”？
“天职观念”是新教的另一项基本教义。加尔文的归正宗主张：个人获得救赎的确证不仅仅在于信仰，而且还表现在一定的行为上。善功（道德实践或信仰实践）是个人获得救赎的一种外在标志，是个人成为圣洁和增加上帝荣耀的一个重要途径。“信仰是圣洁和获救的内在确证，善功则是它的外在确证”。在加尔文教义中，“天职”被赋予崭新的含义：把劳动视为一种神圣的职责，一种增加上帝荣耀的手段。凡凭信仰从事的各种职业和日常生活都是善功，上帝所能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上的地位所赋予它的义务，而修道生活则是逃避尘世的责任。从“天职”观念中萌生的禁欲主义精神表现为在日常工作中勤奋劳动，俭朴生活，以积极的行为来把握命运，改造现状，以行动的结果增加上帝的荣耀和确证个人的恩宠状态。这一精神后来成为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清教徒“新教伦理”——将劳动视为一种最好的禁欲手段，勤奋劳动和厉行节俭是获得上帝恩典的手段。“宗教认为不停歇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是再生和信仰纯真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这种宗教思想，必定是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
那么，我再概括一下宗教改革后的局面。宗教改革直接导致教会信仰领域内新教与旧教并存的局面。在天主教的信仰体系中，天主教会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只有天主教会才有权解释《圣经》的绝对权威，其他任何组织个人对《圣经》做出的不同解释和引申均为离经叛道之举；个人欲获得上帝的救赎，必须以天主教会为中介；在宗教形式上，旧教坚持原有的一整套繁文缛节、陈规陋习和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而在新教的教义体系中，上帝的《圣经》被视为信仰的最高准则，否认教会在宗教生活中具有绝对权威，认为人人可以阅读《圣经》，直接聆听上帝的福音，不必假手于教会，不必有神甫做中介；反对教会炮制的整套教义、教规和教阶制度。
你的概括很全面。但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宗教改革以及新教与旧教之间的区别，对西方教育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马丁·路德的教育理想
这恐怕要从马丁·路德的教育理想谈起。马丁·路德在《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1524年）、《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中，首先谈到旧式教育的空疏，他认为旧式教育向人们传授歪曲的甚至错误的神学知识，既无助于个人的灵魂得救，也无助于个人现实生活的成功。“过去受过大学和寺院教育的人，除了成为蠢人和笨蛋之外，他们懂得什么呢？他们花费二十年、四十年的学习时间，连一点拉丁文和德文都不懂！”路德提出，这样的学校必须废止或改办成真正的基督教学校，因为它们已经不具备任何存在的价值。“我宁愿我们的青年无知和愚笨，也不愿让这样的大学和修道院成为他们唯一受教育的场所”。
更为重的是，路德提出双元化的教育目的。路德对于教育目的的全部认识集中于“灵魂得救”上，即通过教育培养对神的虔诚信仰，从而使灵魂得到拯救。灵魂得救既是一切教育的起点，也是教育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而公民训练、职业技能的学习以及政府官吏的培养都是实现最高目的的必要途径。在宗教目的之外，世俗目的也是教育应致力的，因为世俗国家的幸福有赖于一批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有文化的公民的造就。加尔文借助于上帝强调对教会的批判，而且主张新教同上帝的关系具有法律的而非个人的性质，“加尔文要求人们不折不扣地服从上帝的法律；要认真地追求社会正义和道德正义；要仔细地安排政治生活；要严格地控制人类强烈的感情”。
此外，路德还提出国家或政府的教育责任问题。路德提出，维护国家安全和正常社会秩序的方法并不是常备军，而是培养有才能、学识和聪明的政治人才。国家至少应该像重视常备军建设那样发展学校教育事业。为此，世俗政权应承担起发展教育事业的责任，政府应当使每一位儿童，不分性别和等级，都受到必要的教育。“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每年在大炮、公路、桥梁、堤坝等成千诸如此类的设施上花费大笔开支，以便维持秩序、和平与安宁，难道我们不应该出钱拯救正在苦难中的青年，至少花点钱为他们请一两个老师吗？”对于基督教教育来说，教育的目的甚至远远超出战争的意义：“如果我们为了保护自己免受土耳其人的袭击，情愿出一个金币，那么，为了使一个男孩接受真正的基督教教育，免受无知之苦，我们就应该情愿出一百个金币，因为这样的人所能成就的好事，是无法计算的。”
教育不仅具有世俗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具有宗教的意义：“把《圣经》看做唯一的一本独特的书，这是与基督教徒的身份真正相称的，因为既不熟悉我们自己的书，又不熟悉上帝的语言，是我们的一种罪孽和耻辱；既然上帝给我们带来，并慷慨地恩赐给我们有学问的人才、合用的书籍以及为我们达到此目的我们需要的一切……那么，如果我们不学习这些语言，这就是更大的罪孽和耻辱。”教育的全部任务在于培养青年具有热烈、真诚的决心，向世界输送明智、有用的人才。
当然，路德关于教师工作的论述也值得关注。在他看来，无论对于神圣的教会事业，还是对于政府的世俗事业来说，教师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教师职业应该受到社会的重视，教师应受到尊重，教师职业与牧师职业几乎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一个勤奋的、忠诚的学校教师、教导者，或者任何人，不管把他称做什么，只要是孜孜不倦地训练和教导儿童的人，对他的报酬越多越好，你们欠他们的债务不是任何金钱能偿还的。”“除了讲道外，这就是最有益的和整个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事实上，我有时还怀疑，教师和布道哪种职业更为崇高。”教师应该以其所从事工作的崇高性而受到人们的赞誉：“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一个外乡人所表现的美德更崇高的了，他接受你的孩子，给他们以正确的训练——这种工作，即使是父母对自己的儿女，也很少实行。”
素为人们称道的是，路德还提出了强迫义务教育的问题。他主张，国家或政府为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有权推行强迫义务教育，强迫臣民送其子女入学接受教育是当政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为着确保社会各类专门人才后继有人，为着保证整个社会秩序的平稳有序，当政者有理由强迫人民送他们的孩子入学接受相应的教育。“如果他们有权命令臣民中身强力壮的人，在战时拿起步枪和长矛，爬上城墙，或者在危急时刻要求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那么，他们又是多么有理由应该强迫人民送他们的孩子入学，因为在这个地球上，不断地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残酷斗争……”为着公众的福利和孩子自身的利益考虑，应该让孩子接受某种职业的教育，而这些职业将会由于孩子的勤奋而结出丰硕的果实。
相对来说，政府所承担的教育职责更多、更重要。基于各种原因，父母往往会忽略子女的教育责任：有的父母缺乏虔敬和正直，具有教育的能力而不承担责任；绝大多数父母没有教育儿童的资格，他们不懂得应当怎样为子女提供适当的教育；有的父母有资格并愿意教育儿童，但由于他们还有别的工作要做，没有时间和精力承担教育子女的责任。所以，政府设立公立学校就成为必要的了。对青年人施以极大的爱护就成了市长们和市政官员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除去上述教育思想外，马丁·路德还就具体的教育体系建设作出规划。他认为为确保国家管理教育以及强迫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有必要建立起包括家庭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学校教育体系。具体来说，在家庭教育方面，儿童在进入初等学校学习之前接受家庭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宗教和道德”。宗教方面，主要学习《大教义问答集》；道德教育的主要学习内容是《圣经》和《伊索寓言》。在初等教育阶段，承担初等教育的机构是公立初等学校，主要学习内容有《圣经》、语言、历史、艺术及体育；中等教育主要由拉丁学校承担，教育目的在于培养有才华的教师、传道士和其他人才；高等教育主要培养教会和国家未来的领袖，学习课程包括人文主义的课程，并且学习历史、数学、自然科学、音乐和体操等课程。
宗教改革运动对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在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新教领袖实施改革发展教育的同时，天主教派也实施了相应的改革。针对各国宗教改革形势高涨的现实，天主教会以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葡萄牙等国为根据地，开展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会一方面在对信奉天主教的各国统治者做出让步，以换取他们继续支持的同时，还采取措施整顿教会内部的制度和纪律，解除渎职和违反教规的教士，强调教士必须独身。为重新审订教义，1545至1563年间，天主教会在奥地利的特兰托先后召开三次“特兰托会议”，进一步确定了天主教会的神学教义。第一次会议召开于1545年12月，由教皇保罗三世主持。会议肯定了“原罪”的教义，认为原罪是一切罪恶和灾祸的根本，需要基督的救赎。会议还将“圣传”作为教会信条来源之一，并谴责了“因信称义”。第二次召开于1551年，由教皇尤里乌三世主持，针对瑞士宗教改革家茨温利对“圣体”的非议，重新强调经过祝圣的面饼和酒已经成为基督的体和血。第三次会议于1562年至1563年间举行，由教皇庇护四世主持，会议决定弥撒、婚配圣事，确认教皇地位在一般主教之上。
在天主教会基于反宗教改革的目的而致力于发展教育的团体中，以西班牙退伍军人罗耀拉（1491～1556）为首的“耶稣会”进行的教育改革曾对当时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产生过巨大影响。
请详述之。
天主教会的教育改革
耶稣会于1534年成立，为16世纪宗教改革后天主教会为对抗新教势力而成立的天主教组织，又名“耶稣连队”。耶稣会创办的最初目的在于到耶路撒冷朝圣，后计划扩大，成员自愿到各国传教。1540年罗马教皇保罗三世（1468～1549）正式承认耶稣会。
为真正发挥“神圣的保卫者”和“天主教会复兴者”的使命，耶稣会将传统的修道院制度与献身于教义、强调祈祷的力量相结合。耶稣会利用新教教义的“漏洞”——“预定论”包含了使人失望的可能性，为失望的人提供了希望——建立在宗教仪式、传统及神职人员赐予宽恕的力量的基础上的宗教复兴。耶稣会在欧洲创立最优秀的学校，企图给俗人，尤其是富人和有权势者以理性。把教育作为争取青年、巩固天主教影响和对抗宗教改革的重要任务。耶稣会广泛兴办各种学校，争取青年一代成为耶稣会主要活动内容，学校遂成为他们反对宗教改革、铲除异端的重要阵地。
耶稣会教育计划的重点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事业上，其设立的学院分为“初级学院”和“高级学院”。前者学制远年，为中等教育程度；后者修业猿年，为大学预科程度。耶稣会的教育目的在于把学生培养成忠顺的教会信徒，对天主教会绝对服从，对教皇誓死效忠。罗耀拉本人曾向上帝祈祷：“请给我指点迷津，我要像一条狗似的跟随着您。”
耶稣会学校注重对学生的严格管理，并盛行一种极为特殊的训导制度——侦查制度：鼓励学生相互监视，并向校方检举学生中的各种过失、隐私。
“耶稣会”主要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上发挥影响，那么当时的初等教育情况怎样呢？
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许多国家设立了旨在实施初等教育的机构。由于耶稣会教育的重点在于中等及高等教育层面，未能顾及初等教育层次，天主教会内部为适应初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出现了一些从事初等教育的教团。其中，“基督教学校兄弟会”的影响较大。该组织由法国人拉萨尔（1651～1719）创办于1684年，该会成员立下“坚定信仰”“服从命令”的誓言，组织学校为劳动阶层的子弟提供义务的初等教育和宗教教育，训练其宗教热诚。为规范指导基督教学校兄弟会的办学活动，拉萨尔撰写了《学校管理》，就学校课程、教学方法做出具体规定。其教育对象主要来自劳动阶层，在教法上采用班级制，并按照学生的学习能力分为三等。在传授宗教知识的同时，教授学生读、写、算。在基督教学校兄弟会的努力下，到1719年拉萨尔去世的时候，基督教学校兄弟会已拥有数所示范学校、几十所小学，学生达3万多人。
当时的大学教育是否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呢？
宗教改革对大学教育的影响
宗教改革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对大学性质的改变上。中世纪时期的大学使用统一的教学语言——拉丁语，学生来自欧洲的各个国家，学习的内容也集中在古典文化及医学、神学、法学等专业知识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国际性。在宗教改革的影响下，大学的世俗性、民族性、国家性等逐步强化，国际性则逐步削弱。宗教改革推进的结果使得地方世俗政府的权威逐步取代天主教会的权威，大学逐步成为政府的工具。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大学施加影响，使大学能够为政府部门培养更多的世俗官员。更有甚者，政府还把大学及大学教师置于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之下，要求大学教授和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宣誓效忠国王或国家，效忠政府认可的教义。
对大学管理的加强还体现在学生管理事务中。学生常被禁止就读于与政府认可教义相悖的大学。1559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规定本国青年可以就读的国外大学名录为波伦亚大学、那不勒斯大学、罗马大学和科英布拉（Coimbra）大学。1570年，法国政府也颁布了类似的法令。此类规定削弱了一部分大学的国际性，学生来源单一，欧洲有80所国际性的大学成为地域性显著的大学。
在英国，宗教改革对英国大学的影响直接表现为王权势力对大学控制的加强上。与罗马教皇反目后，亨利八世即于1535年任命克伦威尔担任一个皇家委员会的主席，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事务实施检查和监督。在亨利八世的心目中，教皇的支持者等同于英国国家利益的损害者。为确保这两所大学不得支持和服务于与国王相对立的天主教派人士，皇家委员会要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上缴从教皇那里获得的特许状、大学地产和其他财产清单，并对两所大学的教师和课程实施直接的监督。后来在国王的指使下，又没收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所有的修道院财产和房屋，并在1553年要求所有大学学位的申请者都必须赞成英国国教的宗教教规。
上述情形在16世纪中叶发生了变化。在玛丽一世恢复天主教在宗教信仰领域的统治地位后，一批力主宗教改革的新教人士遭到迫害。新教人士拉蒂默在火刑柱下声言：“别忧伤，里德利，我们要做男子汉大丈夫，今天蒙上帝的恩赐，以我们为照亮英国的蜡烛，我们应感谢。此烛一燃，我相信它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新教在伊丽莎白女王登基后得到恢复。16世纪7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政府向两所大学颁布了严格的新章程，试图对大学讲座的安排、学位授予、辩论开展甚至学生着装等事务实施全面的管理和规范。政治领域内基于信仰问题而产生的动荡将英国大学带入不安的多事之秋。
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德意志诸邦国。宗教的冲突曾招致萨克森公爵解雇了莱比锡大学所有不接受路德派信仰的教授，同样的清洗行动也发生在杜宾根大学。围绕教义而展开的争论更是在大学的校园中不断展开。
宗教改革的结果还直接影响到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围绕宗教教义的争论严重干扰了学术争论的正常开展，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被视为危险言论的庇护伞。意大利的大学教授需公开宣誓效忠罗马天主教。《圣经》和天主教神学的讲授受到重视，人文主义研究则被冷落。西班牙的宗教法庭把触觉伸进大学校园，对大学教师所使用的教科书、讲义内容实施严密检查，教师的教学活动和言论受到严密监视。在宗教战争所形成的严酷的社会氛围中，16世纪后半期的法国大学不得不在各个方面保持正统性。
宗教改革对大学教育的影响，还较为直接地体现在大学入学人数的变化上。宗教改革运动初期，由于部分接受新教的世俗王权政府没收原来用于资助大学神职人员教育的捐赠，加之大学中所开展的激烈的辩论与冲突，使人们将大学视为是非之地而远之，大学入读人数骤降。
大学教育的衰败还与宗教改革人士对旧式大学教育的不满情绪相关。马丁·路德即于1520年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书》中，流露出对传统大学教育的憎恨与唾弃之情。他谴责大学是教皇的危险的使者，是异教的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们的中心。伊拉斯谟曾说：“凡是马丁·路德得势的地方，文学与学术事业就完蛋了。”不过，现实形势的发展使得路德改变了自己的认识，为把大学改造成为得力的新教服务机构，路德派极力建议世俗政府建立这类机构，而且其他教派也意识到不能落后，大学遂普遍发展起来。
宗教改革对大学教育的影响还表现在：由于世俗政府对大学管理权的接收导致大学办学经费出现短缺。在部分新教国家，利用教会“俸金”资助的教学职位被取消，源于教会的资助被没收，大学所获得的捐赠常常被王储或市政议会截留，甚至出现教授工资被削减甚至拖欠的现象。
从整体来说，宗教改革对大学教师的积极影响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首先，宗教改革运动动摇了以天主教神学体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大学中的地位，希腊文、修辞学、诗歌、历史等学科被正式纳入大学课程，为自然科学和实验方法进入大学开辟了道路；其次，宗教改革时期随着世俗政府对大学管理与控制权的加强，大学逐步成为一种地方性和世俗性的机构，大学与世俗政府的联系日渐加强。
宗教改革所引发的新教与旧教之间的争论具有深远的教育方面的意义，甚至可以这样说：“首先，没有文艺复兴运动就不会有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生，也不会有后来的思想与学术的发展；因为哲学与自然科学，以及史学和人文科学，无一不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从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中世纪国家，过渡到以民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运动，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事。从中世纪末叶到现代历史时期的开始，这150年间，文化与科学在广度方面的迅速发展，学术与教育在推行的范围方面的不断扩大，都应毫无疑义地归功于宗教改革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