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故里
出差江西分宜，当地朋友邀游严嵩故里。
是时，炒作之风正流行。当地一些学者正在打算将严嵩由史上的“奸臣”“炒”成忠臣，严阁老不过死了四百多年，尸骨应未寒彻的，容易“炒”热。
我因为一向对“炒”抱着“怀疑—切”的态度。又加生性好静，对热闹事情和热闹的地方，总有几分莫名其妙的畏惧。因而颇有些踌躇。
朋友觉得好笑：某地山清水秀，与某人并无关系，因某人而定行止，倒见得是把某人当回事了。我想想，也笑了：真是幼稚。
然而，一般的说，山水人文，难以分开。一个地方出了有影响的人物，后人去寻访山水，便很难避开这影响。往往地，山水竟成为人文的一种注解。既游览分宜，想避开“严分宜”、“严介溪”，根本不可能。时间只一个下午，看了三处地方，三处都与严嵩相关。一处是界桥严氏祠；一处是万年桥；一处是洪阳洞。
我于历史，几近无知。对严嵩的了解，则恐怕无知之外，更多的是错讹。
小时候，家住在一个剧场附近。那剧场上演过京剧《打严嵩》。当时没有条件进戏院，对那戏只留下一个淡漠的印象：一个人挨了打还被入编了戏继续打骂，大约不会是什么好人。但又听邻里的老人谈戏，说这个戏在严嵩的老家是不敢演的，老百姓会拼命。便有些奇怪。仅依那出戏的剧情，严嵩倒是中了骗局的。监察御史邹应龙的打严嵩，打得并不怎样明白。后来又读到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其中有《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一卷，以沈练一案作为素材。沈练一案是严嵩“屠害忠良”的重要罪状之一。但仅读那小说，沈练及其一家的遭殃，似乎同严嵩本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干系。
戏文也好，小说也好，终不等于真实的历史。尽管以“文以载道”为传统的中国文艺自古以来就积极为政治服务，但据戏文、小说来认识历史、臧否人物，总是不太可靠甚至有几分可笑的吧。
却不尽然。据说严嵩后人打算为先祖洗刷骂名，就延请了作家写小说为之翻案。而反对者又义正词严地指责或制止这小说的写作。两者都似乎认定小说真的可以起翻案的作用。真有些使人啼笑皆非的意思了。
我们姑且不说当代铸定了的铁案都不知翻了几多，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判断的案子倒老虎屁股摸不得。所谓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指的是政治家言。未听说过小说家言有这么厉害的。庄子不是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外物》）的么？孔子不是说小说这玩意“是以君子弗为也” （《汉书艺文志》）的么？何故今人把小说看成—言九鼎了呢？倘小说家的话真能作数，真有这么灵，那还要史官、史学家以至历史这门学问做什么？唐朝的韦安石说：“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那区区一个写小说的又能比史官厉害到哪儿去呢？
认定同严嵩有杀父之仇的明代大文学家、大史学家王世贞，是咬牙切齿地写了《严嵩传》的。有人根据他所具备的条件，指他为“兰陵笑笑生”即《金瓶梅》的作者；又指《金瓶梅》里的西门庆为严嵩儿子严世蕃的化身，因为他们都有一个老婆五个小老婆，又淫女无数。果如是，当然是为了让严氏父子遗臭万年。我不解的是，王世贞写史可以理直气壮，写小说了，反而隐姓埋名。隐了自己也就罢了（《金瓶梅》里的那些淫秽描写，的确是可以让人生出“也许作者自干过”的嫌疑来的），为什么反而连严世蕃也一并隐了去？可见得他自己未必是把小说与史实等同的。王世贞写的《严嵩传》，也有人说他夹杂了私愤在里面。但在把史实与演义区分上，他倒是显出大家的严谨来了的。
文艺作品当然有宣传的作用，因为其大肆的夸张、渲染、涂脂抹粉、加油添醋，以至于凭空虚构，其宣传效果自比一般的宣传更刺激。但也恰因了这夸张、渲染、涂脂抹粉、加油添醋，以至于凭空虚构，也更有可能远离了真实，甚至弄到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地步。
同是写梁山故事，明清小说中有《水浒传》，又有《荡寇志》。听谁的？其实谁的都可以听，也都可以不听。因为看戏、读小说，即便不全为消遣，至少不是真正意义的上历史课——虽然人们看了一场戏或是读了—本小说常常有可能发表一篇观后感或读后感说：上了一堂很好的什么课。
历来的政治家，包括民间，都很重视文艺在道德、风俗上的教化作用，这是不错的。但文艺作品有自己的特性，主要作用于人的思想情感。为达此目的，它所使用的原始素材的原始真相往往不一定是第一位的。我们看《打严嵩》，觉得恶人吃了亏，好人出了气，自己于是也痛快不已，这就很好了；如果进而想到自己以后不要做恶人，要做好人，或要反对恶人，维护好人，那就更好了。至于几百年前的那位叫严嵩的人是不是该打，对看戏的人来说，恐怕不是最重要的。庄子说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就是这个意思了。而同严嵩多少有些关系的人，也不必把这事太当真。只要自己是正人君子，先祖如何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呢？到底不是讲血统论、唯成分论，株连九族的时代了。
我们到界桥是在一场大雨之后，遍地泥泞。界桥严氏祠斗形门墙之后，是一座小院，里面是一幢几重几进的连廊大屋，很有些规模。板壁和木柱上的漆都剥落了；室内的墙脚和地面都生着青苔；门窗破落而歪斜。除了一个面孔冷漠的乡人在厅堂上晾谷之外，整幢大屋空旷阴静。看来严嵩最本根的老屋的后人并没有怎样给这位声名显赫的先祖予特别的供奉。近些年，乡间袭谱修祠风行。来界桥前不久我去过湖南韶山，那里新起的毛氏宗祠，红墙黄瓦，气象非凡。我现在住的市郊，并未出过什么人物。当地先前乡人的宗祠也整饰一新，装金油彩，有专人管理，终日香火缭绕。相形之下，严氏祠是太寥落了。不过我想，这很难说就是一种疏忽或冷落。严氏祠入门两侧，清朝朱轼题的对联还清晰可辨：
介水长流 连绵甲第金瓯固
笏峰俊秀 璀璨人文玉树芳
查阅清史稿，朱轼于雍正三年“九月甲寅为文华殿大学士仍管吏部尚书事”，到乾隆元年去世。而清政府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用前后六十多年修订《明史》，其中的《严嵩传》依的是王世贞的蓝本，并置于《奸臣传》中。朱轼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依然给严氏祠撰了颂扬的对联。历史学家怎样解释这件事我不清楚，但起码可以看出，朱轼对严嵩是尽了同乡情分的（朱也是江西人）。而乡人也将这情分做了精心保存。分宜的地方传说，对严嵩是颇有善意的。朋友特地带我跑了许多路去看万年桥，仅剩的一点无可观焉的痕迹。但人们乐意提到它，多少怀了对严嵩造福桑梓的感激。我们后来看到的洪阳洞，当地就有狐仙伴严嵩读书并差点使他成了皇帝的说法。这当然表现出乡人一种美妙的愿望。我读到的严嵩关于洪阳洞的诗作有两首七律，都没有提到读书的事。一首是写他坐了车子去游览所看到的景色；一首写了许多沧桑感慨，说他“思向此中弄静侣，因牵俗累欲如何”。狐仙的传说怕就是由“静侣”附会引申出来的。
严嵩的一生是一个悲剧。这悲剧不只是就其下场的凄惨来说的。
严嵩“幼年好学”，有“神童”之称，像当时的所有读书人一样，渴望攀丹折桂，成就功名。二十五岁，他果然以朝考第二名的成绩进入翰林院。离当地上—个进入翰林院的人，隔了一百二十年。但他在那里显然很不开心，几年后祖父去世，借丁优之名回了老家，此后过了十年的隐居生活。下决心避开“浮云”，忘却“机事”，抛弃“功名”，而要将“此生拼死蠹鱼丛”。这些日子是颇艰难的，“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其间曾一度奉召复职。不到两年又再次托病“卧家”。
此时的明朝，朝政日废，国运日衰。又以严嵩的明智，不会不懂得“高处不胜寒”的道理。严嵩的隐居，恐怕很难说是出于矫情。但他后来仍不得不再次奉召复职。有史家说，严嵩终是耐不住寂寞，熬不过寒苦。这也许不无道理。但有一点，我想妄加指出的，那就是，在明朝，朱元璋是把“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者皆可杀掉一类的言辞写进了法律的。封建集权制度在耗尽了自己的合理因素之后彻底走向了禁锢与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切文化因素都必然地要被调动起来，直接为封建政治服务，决不允许有离心的因素存在，哪怕是以离心的方式间接地维护专制政权也不允许。在政治的高压下，明代的士人事实上失去了隐逸的可能性。隐居是可以被看成与朝廷对抗的。
命运给严嵩开了—个恶狠狠的玩笑。严嵩此番一去四十一年，后二十一年成为权倾一国的首辅，享尽荣华富贵。直到后来皇帝说“人恶严嵩久矣”，令其致仕，把八十三岁的他像老狗一样一脚踢出宫门——直接原因竟是听信了一个因扶鸾术而博得宠信的道士的话。一代首辅最后家破人亡。八十六岁上寄食墓舍。八十七岁贫病交加死去。
一个人位极人臣，最大限度实现了那个时代那种制度下的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且又长期受到主子的赏识，面朝天阙，他怎么不可以感激涕零？又怎么不可以无限幸福？又怎么不可以恭顺柔媚？又怎么不可以歌功颂德？又怎么不可以听任满腹经纶、旷世才华化为不值一钱的文化垃圾？俯视众生，他怎么不可以得意忘形？又怎么不可以专横跋扈？又怎么不可以贪赃枉法？又怎么不可以纵子作恶？又怎么不可以遭满朝乃至天下讥谤嫉恨？如果严嵩满足了我们所有的苛求，那么人们今天争论的应该是同“奸臣”相反的另一个极端的话题：严嵩是否圣人？但严嵩的一生证明了他未能免俗。他的思想、道德、人格一点也没有超出那个时代给予所有他那一类士人的局限。在那样一种社会、那样一种制度下面，一个一度确有过内心矛盾的知识分子虽终被权力腐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倘他竟成了圣人（圣人者，其实也有不同的时代标准），那倒是十分可疑的。有史家说，严嵩的变坏，是嘉靖皇帝培育的结果。可以说不错的。但如果我们把对历史的诘问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就未免肤浅了些。我们该继续深究：嘉靖皇帝是谁培育的？嘉靖皇帝们和严嵩们赖以存在的制度是谁培育的？
写过“冲冠一怒为红颜”名句的清朝人吴梅村曾经感叹“误尽平生是一官”。这似乎也可以看做是严嵩的写照。但严嵩不做官，就真的会甘心“独善其身”的“穷”而不去向往“兼济天下”的“达”么？
严嵩不过是那个时代、那种制度、那种文化背景之下无数被戕害的牺牲品之一。严嵩的悲剧，是他所处时代的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是专制文化的悲剧。这悲剧是必然的。
回首茫茫历史，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可以尽可能深邃一些，我们的胸襟是不是可以尽可能开阔—些呢？历史固然是由无数个别人物以及他们的行为构成的，但如果我们仅仅专注于、拘泥于、执著于对个别人物的褒贬，并且在这过程中忽略了、模糊了、混淆了不同时代的不同道德观和价值观之间的差别，以至不自觉地陷入某种谬误，那么历史对于我们就不会是一面观照现实与未来的镜子，而只能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是一片混乱，一团迷雾。
历史常常表明，所谓的大奸，恰恰正是大忠；而所谓的大忠，又何尝不恰恰正是大奸？只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罢了。关于严嵩的争论，我们其实不妨作别一种设问：倘严嵩不是奸臣，那么他所效忠的那个时代的那种制度就有理由存在下去了么？
严嵩临死前悲愤地写道：“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满腔冤屈。他无疑是很在乎身后关于自己的是非的。如今，果然像他预言的那样十分起劲、十分热闹地提起有关他的历史公案来的人们，是不是都像他想象的那样真心实意地非要为他的是非弄出个长短曲直来呢？怕未见得。
对四百多年前的严嵩来说，善也罢，恶也罢，忠也罢，奸也罢，都随他而没入荒冢乱草之下了。后人不肯休止地说是论非，所为何来呢？严肃的学术研究，自然是主要的。而于此之外的其他原因，恐怕也是多方面的。借历史名人壮大地方声誉，以招徕游客、包装商品、引进投资，原是经济策略之一。这其中自然也不会缺乏怀了私心觊觎别人钱袋的聪明人。毕竟，人们对现实利益的算计，总是多于替古人担忧的迂腐。
这是现代人精明的地方。也是命运跟严阁老开的又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行文至此，也忽然想胡诌几句：
严氏祠堂晒谷新，
洪阳洞外草萋萋。
万年桥卧清波里，
何事纷纷论介溪？
民族的血性
——岳飞故里
车出新郑机场，尽管是夜间，也能感觉到处在内陆季风气候中的中原，漫天扬着雾一般的沙尘。
中原！
绝大部分中国人祖居的中原；绝大部分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中原；华夏民族摇篮的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原；
曾经鼙鼓与号角交响、金戈与铁马撞击、寒风与旌旗纠结的中原；曾经尸横遍野、血流飘杵、惊天地泣鬼神的中原！
狼烟滚滚，群雄逐鹿，几度荒了桑田的中原；弯弓铁骑，把雁门踏破，热血男儿，把酒雄关挽狂澜的中原；悲夫仰天，壮士长啸，英雄浩歌的中原！
此行的目的地是汤阴。汤阴是岳飞故里。
高速路像一柄长剑，横亘中原，直插茫茫暗夜，直入历史腹心。思绪随疾驶的车轮一起飞奔，穿越时间，穿越空间，穿越不堪回首的历史疼痛。
那时的中原，荒烟笼罩城郭。当年的花遮柳护，凤楼龙阁都不见，只有铁蹄满郊畿，千村寥落。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潇潇雨后，谁人凭栏，怒发冲冠，壮怀激烈：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但得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把破碎山河，从头收拾！
岳飞曾叹“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但我与岳飞，其实有缘。
岳飞曾率领岳家军五次到达江州，或作战，或卫戍，或守母孝，打算功成身退之日，不再北回汤阴，在此度其余年。
1136年3月，岳母病死鄂州军营。岳飞在奏报朝廷的同时，携带着眷属，跣脚徒步，扶护灵柩，送往江州安葬。此后岳飞至少两次来过江州，为亡母“持余服”。岳飞遇害后，他在江州的家属被流放。直到1161年，宋廷迫于朝野舆论压力，才诏释岳飞的家属回到江州。李夫人于1175年在江州病逝，并葬于太阳山，与岳母墓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