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学界，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是留辫子的，一位辜鸿铭，一位王国维。两位对于脑袋后面的辫子，都还挺在意，打死都不肯剪了去。王国维的辫子，每天早上都是夫人给梳，据他女儿回忆，有次她娘梳烦了，说：“别人的辫子全剪了，你还留着，多不方便。”王国维半晌无语，过了一会儿冷冷地说：“留着便是留着了。”辜鸿铭更过分，不仅自己脑后拖着小辫子，连自家雇的黄包车夫，都必须是留辫子的主儿；车夫拉上辜先生跑起来，前面一条大辫子，后面一条小辫子，一左一右，甩得好看煞人。
两位留辫子，从表面上看，都跟前清有那么点儿关系，可是，洋文说和写都比中国话顺溜的辜鸿铭，留辫子，无非是表示自己特立独行，凡事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喊共和，我偏保皇；别人穿西装，我偏马褂；别人留洋发，我偏留辫子；别人提倡一夫一妻，我偏纳妾，而且还有理论：男人如同茶壶，女人如同茶杯，一个茶壶必须配几个茶杯，而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王国维却不同，他留辫子，真的说明他对前清有感情。民国最初的一二十年，有类似感情的读书人并不在少数，主要是因为民国搞得不好，国家混乱，民生涂炭，大家有点儿怀旧也是正常的，怀旧不见得是希望复辟，也不见得都是遗老遗少。作为旧学浸润颇深的饱学之士，王国维有怀旧之思，更是情理之中。不过，静安（王国维的字）先生跟一般人的怀旧还有不同，他做过清废帝溥仪的师傅，陪着“皇上”在故宫的南书房读过书。小皇帝不仅对王师傅很尊重，而且还有点儿感情。静安先生高度近视，吃饭的时候，只能看见眼前的菜，溥仪就替他把其他的菜夹过来。按说，从小受惯了端架子教育的小皇帝，是不大可能如此伺候人的，可是，当时的溥仪已经被洋师傅庄士敦教坏了，而且见过新派人物胡适，会作新诗“匹克，尼克，来江边”，所以，对师傅有点儿表示也正常。不过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天天关在书斋里读书，忠厚到了迂腐的老实头静安先生可就受不住了。小皇帝虽然已经退位，但在法理上，他还是皇帝，并没有变成平民；况且，在那些对清朝有好感的人眼里，皇帝头上的光环并没有褪色多少。所以，小皇帝的这点儿表示，在静安先生心里，想必分量不轻。
我们知道，1927年6月2日，在北伐进军的凯歌声中，静安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自尽。关于先生的死，历来有各种解说，罗振玉说是殉情，还张罗着给王国维请谥号；陈寅恪说是殉文化；梁启超说是由于革命的刺激，甚至解放后还有人说是被罗振玉逼的。其实，罗、陈和梁说的都有道理，王国维的遗书上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事变应该指的就是大革命，1924年冯玉祥逼溥仪出宫的时候，王就在现场。皇帝被逼出宫，肯定算是一辱，而眼下北伐革命又快要到了，所以不能再辱。丈夫不能再辱，典出于李陵，这里，虽然没有君辱臣死的执拗，但要说跟前清没有一点儿关系，恐难服人。当时大革命的声势，的确有些吓人，叶德辉被处死，固然罪有应得，但此人毕竟是个读书种子，远远听了，未免狐悲兔死，物伤其类，心里发毛。王国维是书斋里的人物，内向而寡言，对外界的事情，一向不大明白，可内心的敏感度却相当高。冯玉祥逼宫，据当事人回忆，并无凶险可言，冯也绝对没有伤害废帝的意思，可在王的眼里，却是惊涛骇浪，白刃炸弹。所以，把北伐的到来想象得过于可怕，也是自然的。
后来的人们，大概是出于对王国维的爱护吧，总是回避其对清朝的感情，回避其对大革命的厌恶之情，甚至有意让他跟罗振玉划清界限。因为，在这些人的眼里，如果不如此，这些就是先生的污点。其实，一个真实的王国维，要比加上如许多好心的遮羞布的大师，要可敬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