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北京之前，我在媒体浸淫多年，一度过着纯粹的文人生活，最多也就是半文半仕。对于媒体运作，我有自己的思路。我的项目不同于老潘的新锐风格，自然形象和卖点都大不相同，我的项目形象更应该契合北京的文化底蕴。因此，我决定要走一条文化地产的推广之路。
思路有了，我开始寻找突破口。众里寻她千百度，我在苦苦思索着。
在2000年10月一个晴好的秋日，我偷得了一日清闲。没有饭局，也没有加班。斜躺在家里的阳台上，信手拈起一本书来。是一本英国历史著作。其中一节讲到，英国三百年来没有发生过内乱，国家机器基本保持正常。为什么？书中分析，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庞大的、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整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填平了社会巨大差异的鸿沟，使社会不至于因为仇恨而失控。
“中产阶级。”我心中一动：虽然中国还没有这个阶级的正式说法，但在各种杂志、报刊上都有关于他们的描述：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换言之，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文化地位上看，他们均居于现阶段社会的中间水平。而他们不正是珠江骏景苦苦寻找的客户群么？
在中国改革开放20年之后，发展到这个时候，已经产生出一批城市化进程的脊梁，这些人有很深的文化背景，他们处在政府或者企业的关键岗位上。这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但是，虽然这个说法在报刊上已经很流行了，但大多数是在媒体的新娱乐休闲版上，对这个阶层进行形象的描述，而不是进行社会学上的总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调侃，使用的是《傲慢与偏见》的语气。能够堂堂正正对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大规模的讨论，这在中国绝对是第一次！
由此，我萌生了社会学营销的念头。之前，从未见过有企业主持或讨论过这个话题。如果珠江第一次将这个问题抛出来讨论，哪怕完全不提及珠江骏景，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将珠江骏景与中产阶级联系起来，帮助我们迅速找到目标客户。
很快我们就给我们的宣传方案定了调。后来事实证明，中产阶级概念的提出，成为珠江骏景迅速走红的重要契机。后来由于这个提法字眼上有些尖锐，我们改称为“城市中间人群”，吸纳性变得更强。《封神榜》中哪吒在丢掉躯壳后，找到了最美的安顿之所——一朵晶莹剔透的莲花，实现了灵与肉的最美结合。
“城市中间人群”的大讨论就是珠江骏景的那朵莲花。
最初我提出的概念是“城市动力阶层”，我认为他们是推动城市发展和历史发展的一批人，是一个城市的脊梁。这批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对城市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由于大家多年来对“阶级”这个词有点敏感和忌讳，在新世纪刚刚到来之际大家还不敢大张旗鼓得去谈论这些，《北京青年报》连“动力阶层”的提法都难以通过，我们不得不玩了下文字游戏，提出了一个“城市中间人群”的概念。
开始我不同意“中间人群”的提法，我觉得不够鲜明。我想改成“中坚人群”，可他们还是不同意，也只得如此了。什么是“中间”呢？在购房的人群中，有人是买低档房的，他们靠工资生活，家庭负担重，这些人通常都在四十岁以上。还有一些是高端人群，像“海归”们，他们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但他们买的是地段上佳的高档公寓或者高档别墅。“中间”这群人是大多数，他们就有点类似所谓的“中产阶级”。
我们把这次讨论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我们把这个论点抛出去。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解析城市中间人群》，讨论了什么叫城市中间人群、他们的收入、教育背景、职业、年龄段、生活方式等等。我们圈了一个范围，对城市中间人群做一个界定，希望把这批人找到。
我在文章中写道：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迈向21世纪的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调整、分配模式的改变以及多种经济形式的形成与发展，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重组。这种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以及分配关系的变动，不仅引发了中国社会成员间原有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而且导致了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使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成为可能。
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流动有直接的影响，其变化所引起的位置增减将导致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新的分布；社会开放性的增加则会减少流动的障碍，从而为社会成员变换其社会位置提供更多的机会，对流动产生间接的影响。从业者得以在经济技术发展与所有制结构调整所创造出的大量新社会位置中进行流动，从而导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种种限制人们自由流动的身份壁垒的瓦解，为广大从业者重新择业提供了远较改革前更多的机会。
这使我们有必要认真地研究由于社会的流动所带来的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交流、融合和变迁。关于某些人群的产生、特质以及发展的有益的探讨和描述可以更好地促进全社会对该群体的关注以及该群体自身的良性发展。
在改革开放20年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有别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中间人群；探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适当评价他们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分析研究他们的现状与未来是本文的重点——
但是怎么划分中间人群呢？
首先肯定是收入这个因素。
中间人群一直处于一个变化和流动的状态之中，有些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的阶段，成为新兴企业的业主，上升为新的有产阶级；也有些人因为被老板炒掉而不得不加入失业大军，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根据现在北京城市的发展状况和我们在上文中的阐述，我们把目前分布在中国一些比较发达地区的“城市中间人群”划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创业中间人群。这部分人的年龄在30岁左右，财富的绝对数量还不足以使他们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但他们的教育、素质以及职业技能都是相当出色的，有着光辉的前途，但他们的社会根基还很不牢固，这也是他们努力工作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层次是守业的中间人群。他们的年龄在30-35岁之间，已经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在各自的行业中成为驾轻就熟的行家里手，钱已经不是问题，他们这时看重的更多的是社会地位。他们完全可以享受富裕的生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这么做。
第三个层次是有产中间人群。这个阶层已经拥有了成为资产者的财富，他们是社会中公认的精英，他们成熟、稳健、富有而且魅力十足。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已经开始步入资产者的行列，表现在拥有各自企业的若干股权，或者即将开办自己的产业，当然，也许他们会选择一种平和、舒适的生活。不过，社会赋予他们的角色将使他们中的多数一如既往地奋斗下去。
然后我们分析了城市中间人群的职业。
我们采用美国社会学家诺斯与哈特的标准赋予每项职业以一定的分数，通过分析北京市民职业抽样调查多取得的数据，对比不同职业的声望以及从业人员的特征发现，城市中间人群所从事的职业具有较高的科学知识、复杂的职业技能、较高收入和时代象征等特点。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这是一个具有较少传统观念、较少权利意识、较多市场取向和较多创新精神的群体。
作为城市的中间人群，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呢？
如果是使分析研究了城市中间人群几个主要的同质性特征，还是远远不够的。会写“马”字不代表你认识马。为了更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群体，我们力求描述他们多次多彩的个性化生活，向人们展示他们与社会一同进步的生命历程。
我们对生活在北京的城市中间人群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特别关注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他们的年收入可以使他们在生活的很多方面游刃有余，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私家车，而且档次都不低；其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买了或者即将购买自己的房子，在房价一直居高不下的北京，很多人把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视为生活在北京的一个中远期目标，而这群中间人群却能够较轻松地做到这个一点。
如果简单地从生活的物质层面上来看，他们应该是令人羡慕的一个人群，但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事业虽然成功，但生活未必精彩。他们努力上进精力充沛，也许晚上回到家里则累的一塌糊涂，但只要在办公室里，他们永远不知疲倦为何物。他们有着别人没有的紧迫感，他们担心会被老板炒鱿鱼，担心自己的年终业绩无法实现，担心被人超过自己，担心几乎所有的一切。在各种压力之下，他们想了各种办法以求防老。比如另开个街头小店，做一些新的投资，或是更多地求学，多拿几个学位，谋得更好的发展。总之，城市中间人群是忙碌而紧张的。
城市中间人群的出现，即使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伴随着一种新的文化景观。
象征中间人群文化的时尚、休闲、财经、话题占据着媒体。报刊、电视、网络不断引领人们的目光追随者他们的文化主张，随处可见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信息资讯，而更多的社会资源——大片拔地而起的新式住宅、实惠新颖的小轿车也虚位以待。他们有条件去模仿种种西方中产阶级已经实现的生活方式，同时又由于自身所具备的素质基础和修养水平，也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在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外来文化。
于是西式的消费文化就成为这个群体的文化标签——欣赏芭蕾舞，看小剧场话剧，听高雅音乐会，参观现代艺术大师的展览，看价格不菲的流行杂志，读纪实文学或畅销小说，看进口大片，参加适当的健身活动，在充满情调或具有品味的酒吧里聚会、消遣，再精准一点，我们还能总结出讲究氛围和层次的居住文化，强调个性和时尚的服饰文化等等；而生存的压力和对更高追求的渴望，又使得他们无法安于现状，于是进取的动力又造就了他们的实用主义文化——结交名流，接收深造，加入具有社会影响力或背景的协会、俱乐部。他们希望通过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技能换来的财富去营造能标识身份和区别于其他人群的文化气息。
他们的文化取向符合物质消费时代的潮流，因此城市中间人群的文化逐渐成为城市文化的主流，他们再不会因为走进音乐厅而被认为是假装高雅。这一切对于城市中的很多人来说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追求卓越、积极工作、享受生活，这就是今天城市中间人群生活的真实写照。
城市中间人群作为一个内部相对稳定、外缘流动性较强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未来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很大一部分会来自于城市中间人群，而他们也将随着社会的进步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中，城市中间人群是一个努力工作，追求卓越生活、崇尚实现个性化价值的群体。
我这样的评论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社会各界，包括城市中间人群开始积极关注这一主题。中国作协的一位老编辑，也是我的散文集《远方的眼睛》的编辑，他的夫人是首外经贸大学的教授，教社会学的，她找我谈了几次，她说原以为我是个社会学家，她还将我们这次的讨论内容和我的文章拿到了他们课堂上去宣讲。
然后，我们进入第二阶段，讨论阶段。首先，我们邀请了学术界的专家来讨论。
2000年11月20日，《北京青年报·财富周刊》以《城市中间人群结构社会中间阶层》为题，对学术界的专家讨论进行了整版报道，发言者颇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谈到中间阶层的产生，市场转型产生新生代“中间阶层”；谈到中间阶层的意义，“只有使社会上的多数人进入中等收入层，达到小康生活水平，才能保证结构上的稳定，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博士生导师赵人伟更加进一步指出，“橄榄型”社会结构应该是我们长期的政策目标。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曙光提出要保护中间阶层：“讲中间阶层，首先政府要有一套激励机制，激励人去创新，激励人们去积累财富；二是要有保护机制，确保自己的合法收入不受侵犯。”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李青宜教授则从城市中间人群自身的自身特征进行了反思：“中国的城市中间人群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首先，要有合法、稳定的收入；其次，要有合法的社会身份和一定的地位；最终，一定要注意有道德修养。”
这样的讨论，展现出了一定的理论深度，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我不希望我们这个话题只是一种社会“课题”，更不想它成为一个学术活动。随后，我们邀请了企业界加入，听听他们对社会中间人群的认识。他们本身就属于这样一个群体，让他们来“现身说法”谈他们有着怎样的痛苦与快乐，谈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家庭生活，谈他们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渴望，这些都足以吸引人们的关注。
2001年1月15日，我们请来他们中的五位：实华开公司总裁曾强、环保专家、中国专利菜肴“扒猪脸”发明人沈青、美国某著名IT公司中国区市场推广经理李咪咪、嘉得在线CEO陆昂以及我们北京珠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吴铭，面对大众畅谈他们各自的酸甜苦辣。
他们痛苦：“在家庭生活上，我们非常苦恼。在中国的这个时代，事业和家庭在对时间的占有上是一个绝对的矛盾，现阶段很难调和。”
他们感慨：“有人说乡愁是人类对精神家园的一种永恒的寻找，在中间人群身上尤为明显，这个精神家园或许是他们心中一个遥遥的梦，永远无法接近。”
他们反省：“生活的本质是快乐，每个人都应该尝试快乐的生活。无论事业，还是家庭，缺少了快乐，便失去了意义。”
他们顿悟：“少做一点，少挣一点，少花一点，简单一点，快乐一点。这样的心态才是幸福的心态。”
但是他们对于自己这个群体还是认同的。他们相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
这些带着思考、带着体验、带着诗意的讨论，引发了城市中间人群的讨论高潮。有的大学老师，比如说首都经贸大学的一个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说想找我就这一话题深入谈谈，还有人大的老师、社科院人文研究所和社会研究所的，都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成了一段时间以来的热门话题。
之后，我们开始试着给我们讨论过的这些议题进行一下总结，并寻找一些结论。我通过我在这些活动中的感触写成了一篇文章，发了一个整版，活动的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在这场讨论不断升温的过程中，关注的人们不仅记住了那些人，那些话题，还记住了赞助此次活动的珠江地产公司，记住了我这个爱写文章的公司老总，当然，还有更多的人记住了珠江骏景，喜欢上了珠江骏景，我们找到了他们，他们也找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家园。
当我们顺利实现这个效果的时候，我们的珠江骏景项目再次开盘了。
2001年2月18日第二次开盘，一个月内我们卖了160套房，卖了一个多亿。
对这个结果，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意外或者说惊喜，因为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一方面，我们仅在《北京青年报》上投放了120万的宣传费用，但有关这次“城市中间人群”的大讨论却发了27个整版，属于典型的投入少、产出多的做派。而且通过深耕，也打透了珠江地产这张文化牌。这样，珠江骏景二次开盘前已经做好了蓄势待发的准备，打个比方说，这个过程就是在“蓄水”，开盘的热销就是“开闸放水”的效果。
在城市中间人群大讨论吸引了市场对珠江的关注之后，接下来的营销工作变得简单起来，我愈加感觉到销售的关键就是适销对路，我们要想卖得好久必须首先解决好“卖给谁”的问题。
那个时候经济适用房的比例还很小，经济适用房并不太经济的状况也使能买到的人少之又少。最需要房子的是那些在北京打拼之后，想要扎根在北京发展的外地来京人员。而他们完全不在住房保障计划之内，只有靠买商品房才能实现他们的“北京梦”，才能在北京有个可以“暂住”（因为没有户口，即使买了房也需要办理“暂住证”）的家。那个时候，房地产商大部分的房子都卖给了他们，他们是北京房地产商早期最忠实的客户。那个时候，大家对房子的渴望一点也不比现在差。不过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对开发商那么“愤恨”。
在我记忆中，大家是在房地产商为谁盖房这一话题之后才开始逐步对开发商进行口诛笔伐，进而成为网络评论中的过街老鼠的。“穷人”、“富人”这些有点刺眼的字眼也一再让很多人群情激奋。房地产界的著名大嘴，人称“任我行”的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只为富人盖房子”这句话引发了国人对房地产大腕的关注，也遭遇了众多网民的“板砖”和责骂。
房地产商为谁盖房子，盖高端房还是低端房？网友谈的是道德和社会责任问题。你给富人盖房子，不给穷人盖房子，说明你看不起穷人，使穷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良心大大的坏了！
任志强谈的是经济问题。他认为，盖什么样的房子是由经济发展的预期与居民的消费能力说了算，既会有人投资建设高档产品，也会有人选择生产大众化产品；会有大户型、也会有小户型。“我作为商人一年给5%的人盖房子就不得了，全社会中5%的人不就是富人吗？要买新房子不就是富人吗？”对于高端房存在的合理性，他后来曾举例说，没有人会说五星级的酒店是专为穷人服务的，那么是否中国就不应建五星级大酒店了呢？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那么是否应杀了这些供应奢侈品的经销商呢？是否为富人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人都有罪呢？那些生活尚处于贫困状况中的数千万农民工是否应拒绝建设为富人服务的五星级大酒店，是否应拒绝生产与加工那些为富人提供服务与消费的奢侈品呢？
客观地分析，作为商人的任志强此番言论并没有什么过错。中央在最近几年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部署中多次强调，要加快城镇廉租房制度建设，发展经济适用住房，发展住房二级市场和租赁市场，有步骤地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这既是对盖高端房的默许，也是对盖低端房的促进。
其实老任的这句经典名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很多人也能理解了。让大家更清醒地认识到除了商品房还有保障性住房，国家规定了经济适用房面向的对象是中低收入家庭，商品房面向中高收入家庭。但经济适用房的一号难求和户籍限制就决定了大多数人只能通过购买商品房改善居住条件。如果所谓穷人哭着喊着非要说降低(商品)房价，再低他也买不起！他必须要靠政府的补贴才能买，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任志强这句话一出口，似乎所有买不起商品房的人都被算作了穷人，“穷人”这个词和“中低收入家庭”虽然指同一意思，但前者倾向于世俗角度，让人听了就有骂娘的冲动。就这一点来看，说法虽然有理，但表达方式引人反感。由此，房地产商“为富不仁”的形象涂鸦开始起笔。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当时在珠江骏景开盘之后就常常会想我们到底要给谁盖房的问题。
随着北京的郊区城市化，都市国际化，北京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移民城市。首先，我自己就是个移民，就是个“新北京人”。
这些移民，长期背井离乡，在北京生活、工作、发展事业，从习惯上、生活方式上，已经基本上北京化，已经完全融入到这个城市的生活了。但是，户籍制度的歧视使他们成了所谓的“北漂一族”。此外还有每年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发展，准备长期扎根在北京的年轻人，我认为他们都是“新北京人”。我提出“新北京人”这个概念，并且为他们打造家园，就是希望让他们找到家的感觉，找到归属感。同时，我也希望借这个概念，对有歧视外地人习惯的一部分老北京人消除歧视，消除鸿沟，变得宽容，变得开阔。
这群“新北京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为北京的繁荣，为北京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北京的房地产消费中，他们占了重要的比重，他们推动了北京房地产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他们是一群最脚踏实地、最吃苦耐劳、有知识、有文化有梦想的人群。对待事业，他们奋不顾身，加班是家常便饭。对待生活，他们充满梦想，但又可以做到随遇而安。他们大部分都是漂着的，他们中有很多人暂时蜗居在异乡城市的板房、甚至是地下室，为了自己的梦想在坚持，在打拼，他们的梦想构成了城市的未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无论是海漂还是京漂都给城市带来了新的血脉和养料，并且推动着城市不断更新，不断融合，不断向前发展。
有些北京人却对外地人存在一种偏见，有的人总从骨子里往外渗透一种似乎可以逮谁灭谁的优越感。其实，往上查不出三代，自家没准也是外地人。多年以前，真正的北京人能有几个？宽厚、博大的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自然会引来国人的向往，难道仅仅因为你户口本上那几个字就可以去歧视，难道因为你们祖上来得早就可以去歧视？
说起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想起了罗永浩一段颇为流行的话：城里人麻木不仁在那说，农民都要随便到城里，城里不就乱了吗？这句话说得多么无耻啊！都是中国人凭什么你在城里他在乡下，你怕乱你到乡下去，人家不怕乱的留在城里，已经糊涂到什么程度！实践证明，如果允许自由迁徙，城市会不会乱？韩国日本的农民随便往东京，随便往汉城去，乱没乱？
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想就此下什么结论。我的经验告诉我，文明因为宽容而融合，城市因为宽容而发展。
我在开发这个项目的时候常常想到的就是和我类似的这些“新北京人”们。
我们项目需要找的是什么样的“新北京人”呢？
严格地说，来北京生活数年，已经在这里能够稳定的发展，有工作、有收入，并且今后还将长期在这里发展，生根发芽的外地人都属于我们视角里“新北京人”的范围。
就珠江骏景所在的南城而言，过去北京人的观念里认为那是贫民住的地方，什么龙须沟、天桥耍把式卖艺的、三教九流的聚集地。但随着北京城市的发展，以及南二环、南三环、四环等交通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注重生活实惠的人，特别是外地人选择了这里，有的地方甚至形成了所谓的“浙江村”、“温州村”。他们在北京经商、居住，有的人已经达十年以上。这一群人就是“新北京人”的主体。
此外，还有一个群体就是每年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工作、发展，追求各种梦想的年轻人，当他们下定决心要留下之后，他们也是我们眼中的“新北京人”。
当我们把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各大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同时，也受到了消费者的支持和认可。文化传播是有力量的，当它还是在教科书里时，在纸上时，它的价值是潜在的，但一旦于现实结合，它们便发挥出非凡的作用，正是这些“新北京人”的加入，撑起了珠江骏景火红的销售额的半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