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精装两册，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册，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扉页有“‘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善本。不分卷，八册，梁氏收辑亲友函札原迹”印章，系据原件印行，为梁氏逝世后，向亲属好友征集的部分手札。
梁启超逝世后，他的亲属和好友曾公开征求梁氏一生的书札，据当时参加整理的赵丰田回忆：梁氏逝世后，即由梁的子女梁思成、梁思顺（令娴）署名登报，并由丁文江和梁思成亲自发函，向各处征集梁启超与师友的来往信札，以及诗、词、文、电等的抄件或复印件（原件仍由原收藏者保存）。仅半年左右时间，梁家就收到了大量资料，其中仅梁的信札就有二千多封，其他各种资料仍陆续寄来。（到1932年）当时已经搜集到的梁启超来往信札有近万件之多，这是编年谱的主要材料。
当1958年《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台湾交给杨家骆，并于1962年由他主编的“增订中国史学名著第一辑”出版时，胡适在6月4日写的序中也谈到此事，序是用的“中央研究院”信笺，《梁任公（启超）先生知交手札》也有“‘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善本”字样，疑此项手札，即当时征集到的部分亲友手札。
此书影行出版时首列前言《梁任公知交手札》（不分卷），说是：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任公年三十六岁，其年十月，光绪帝与西后先后崩逝，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执政。任公在日本创办政闻社，本年正月，社由东京迁上海。其后出版《宪政新志》及《国风报》，鼓吹改革，联络各省谘议局代表，广通声气。在辛亥革命前后数年间，为任公政治活动最积极时期。此辑所收知交手札，多达八厚册，自戊申至壬子（民国元年）分年装订。通信者有沈兆庆、黄可权、徐佛苏、汤觉顿、麦孺博、范静生、周孝怀、章太炎、袁项城、梁文卿、罗瘿公、杨皙子、向构父、蔡松坡、林献堂、张君劢等人。间亦附入家书。以上函札，其重要者多已摘载于丁文江氏所编任公《年谱长编》内。惟未录入者尚多，仍极富研考之价值。
经查核，下述几点似可注意：
一、本辑只是梁启超知交手札的一部分，是光绪三十四年至民国元年，亦即戊申至壬子（1908—1912）的“知交手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手札不在其内。此项手札，是按年排列整理的。也就是说，它不是梁氏知交和亲友手札的全部。
二、本辑所收知交手札中，著名人物的手札，有的收入他们的结集，有的却没有。收入结集的可据手札勘校，没有收入的可待补辑。
这些函札按照年代分排，是为了便于编辑《年谱长编》，但《年谱长编》中的函札却每每首尾以至内容有删节，有的年月亦待考核，如杨度《复梁启超函》，应为1907年4月中旬，该书“前言”说是“戊申至壬子”，而此信则在戊申前一年，《年谱长编》收入此文时也有删节，我在《杨度集》札记中已经提到了。又如张元济的来信六通，收入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的《张元济书札》，而《张元济书札》另有三通则为《知交手札》所未有。张元济还有写给梁氏的手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行，这样相互查阅，也有助于了解手札的来由。又如章太炎1912年写给梁启超的信，谈到民初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民社事（1230～1232页），章氏手编的《章氏丛书》没有收入。
《梁启超年谱长编》日文译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