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西娅去世两个月后，我回到杜克大学医院接受第二次手术。我以前接受的激光手术使我减轻了一部分疼痛，可是，医生们认为他们会在第一次手术的基础上有所改进。这几年，这种手术已经得到稳定的改进，我认为值得一试。根据其首字母缩略词，这种手术称作德雷兹（DREZ，意思是“背部基底进入分区”）。我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才回家，感觉好多了。第一次手术使我的疼痛水平减轻了一半，第二次手术使我的疼痛减轻了三分之二。我还疼，可是，这种疼痛已经更容易忍受一些了，我因此得到相当大的改善。
因为又减轻了许多疼痛，我就有力量更多地集中精力，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我还大量减少了止痛剂的用药量，多少年来一直悬在我头上的迷雾也澄清了，一阵云开日朗的感觉。接着，1994年3月，我又回去进行了最后一次德雷兹手术。这最后一次手术后，我的疼痛完全消失了，我也完全不再吃任何止痛药了。疼痛消失后，我也没有再吃药的欲望了。一夜之间就停了，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与出版物中流传的说法不一样的是，手术后，我没有失去对大肠和膀胱的控制。小心谨慎和准确无误的德雷兹手术全部的目的就在于避免不全盘烧灼神经。这种手术是在显微镜下进行的，手术准确无误。消除疼痛需要进行好几次手术，因为做这种手术的外科医生非常保守，他们只想切除引起疼痛的感觉神经，而不想破坏其他的任何部分。这种手术也没有让我失去性功能。我的性器官仍然有感觉，再加上埋入阴茎的殖入物，我已经能够恢复性生活了。当然，我的性能力受到一些限制，可是，我仍然能够感觉到真正的快乐。
我已经把自己信奉的宗教扔到一边去了，并且进入了无神论者快乐的精神状态。我慢慢意识到，宗教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很多的伤害，远远超过其他的任何思想。这个世界的杰里·法尔威尔就是这种虚伪和贪婪的活生生的证据，这种虚伪和贪婪充斥于美国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在全世界也是一样。我已经花费了很大力气来理解我的宗教信仰的根源。我想，我的信教——这在很多方面也许是很典型的——是我的狂躁抑郁期的产物。也许它是大脑化学失衡的一种结果。在过去许多年里，我拥有绝好的精神分析资源，并且能够控制我自己为狂躁抑郁而产生的习性。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资源，当他们出现幻听、幻视或者其他宗教现象时，只好转向家人、朋友或者当地的牧师。我相信，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可以通过锂或者心理药物进行治疗。我与自己求得了和平，也不再需要宗教来发现人生的意义。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极端现实的人。我想，生活就像是一条流水作业线——你上去了，直到某个时候才精疲力竭地离开。除了此刻以外，其他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没有人因为枪击我而遭到逮捕。在我经受痛苦和偏执狂折磨的许多年里，我提出了好多种理论。罗伦斯小镇的警察、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执法部门好像都不太愿意，也不能够找到一个疑犯，更不消说逮捕这样一个人。可是，我一直不太在意到底是谁向我开了枪——使我反复不断地自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人仅仅因为不同意我的观点，或者因为我可以出版《风尘女郎》的权力就想枪杀我？最终，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约瑟夫·保尔·弗兰克林——他目前因为出自种族主义动机的谋杀罪而服刑，是两个连续的终身监禁——坦白说是他对我开枪的。跟许多右派极端主义分子一样，弗兰克林惊骇于色情，并因为《风尘女郎》早期的一组混合人种连续图片而感到不快。
随着我的身体疼痛的减轻，我又恢复了以前对《风尘女郎》的管理工作，并开始进行其他的生意活动。我发现，如果自己非常忙碌，并忘情于某些事情时，对阿尔西娅的去世情感上就比较好受一些。许多年以来的疼痛、药品、迫害和损失——生理上的和情感上的——都转入了创造能量。
自1987年以来，我已经开办了15家都很成功的杂志（兴趣范围甚广，包括电子学、计算机、音乐和运动），并巩固了我的公司在市场上的地位。《风尘女郎》现在业已在十个新的外国市场登记注册。总共有15个《风尘女郎》外国版。除了印刷版外，我还在因特网上开办了电子版。《网上风尘女郎》网址目前每天接受约80万“访问”（其中有好几千人进驻。最近，我还为“X一代”市场开办了一种新的性及大众文化杂志，名字叫《愤怒》。为了容纳这么多的事业，我买了一幢新的更大一些的总部大楼，就是贝佛利山威尔西亚大道上的一幢10层楼的标志性建筑。
我仍然与朋友们保持往来。登尼斯·霍普是我1983年在贝莱尔大厦的常客，他现在不吸毒了，跟我一样。他快要倒下的时候我帮了他。他报答了我，一直是我忠实和有益的盟友。可是，另外两个朋友却故去了：弗兰克·扎帕和迪马西·利尔里。这些人都无法替代，我常常感觉到失去他们的痛苦。
在我看来，一些迫害者已经倦于将我揪上法庭了。现在，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进法院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和录像带上的性内容已经使迫害《风尘女郎》非常困难了。与通过印刷品、因特网和电视得到的许多东西比较起来，《风尘女郎》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目前唯一存在的问题是新出台的“通信风化法”（“联邦远程通信法”的一部分）。这个立法——目前已经引起新闻舆论的广泛关注——目前正在下院活动，而大多数司法专家预期，这项法案最终将会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为有违宪法。
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大批记者都来我的办公室看过。他们现在都用比较客气的新语调谈到我。可是，我现在既不吃药，也没有疼痛，我感到一身轻松，人们仍然不知道应该把我划入哪一个范畴，因此，他们的措辞也小心得很。有一些人斗胆称我为“尊敬的”，哪怕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喜欢我到底是图个什么。对于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对我的道德性格带着很严肃的忧虑的人——他们对我产生的没有料想到的良好印象会激起一种道德危机。这就好像他们在对自己说：“啊，我的天，喜欢这个人——现在该怎么办？”我在多少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个恶魔式的人物，因此，要人们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我也可能是一个正常的、有理性的人类，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可是，我好像在一步一步地进步，慢慢赢得了在公众意识中的可接受程度。我并不期望《纽约时报》提名把我列入“本年度优秀人物”，也不想美国主流会公开地拥抱我。可是，我的确希望，美国人会给我一些小小的名誉——不管是多么勉强地授予给我的——因为我为他们的表达自由而做的小小的贡献。
我的内心生活好像已经度过了三个关键的阶段。在我年少的时候，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一个人是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改变某些东西的。“历史取决于男男女女的参与，”我想。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着变得很有钱，并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一点点影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使出了自己吃奶的力气，贡献出了每一盎司的创造力。我被枪击后，我不再有任何梦想了。除了求生以外，我没有了任何目标。愤怒是唯一留下来的东西。希望和乐观精神不再存在了。可现在，我既不像年轻时那么乐观，也不像我处于疼痛时那么愤怒。我再也不敢肯定地说，有哪个人真正能够带来什么变化。我不再天真了。可是，我也不那么老于世故。我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是为了成为某种回忆。我已经放下了试图改变世界的包袱，并且决定只是过生活而已。我的内心有一种悲伤——总会有悲伤的——可是，我在生理疾病的空档里找到了幸福，尽管失去了阿尔西娅。生活在继续，而生活是好的。
——拉里·弗林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