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唐瑛是老上海交际场上一道靓丽的风景，那么有着“南唐北陆”之说的陆小曼，则是老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也是老北京当之无愧的头牌交际花。一代才女陆小曼，也因与著名诗人徐志摩悱恻的爱情而著称于世。
陆小曼接受过最好的教育，写得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弹得一手好钢琴，精通英语、法语，绘画、朗诵、唱戏无一不通、无一不精。加之一副天生的好模样，就连胡适都说：“陆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那时候，就连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公司也风闻名满京城的陆小曼大名，并给她汇了5000美元，在当时这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邀请她去美国拍电影。但是陆小曼认为一个中国女子去当外国的电影明星是不光彩的事。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迂腐，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陆小曼的这种观点却表达了她的爱国之情。同时，父母只有她一个亲人，她不愿意去美国，于是又将那笔钱寄了回去。
陆小曼名眉，别名小眉，小龙，笔名冷香人，蛮姑。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妻子，是20世纪20年代众说纷纭的精彩人物。她为人热情、豪爽、真挚、大方；她个性鲜明，我行我素；她聪明伶俐，圆润通达。陆小曼生性聪慧又肯勤奋学习，十六七岁已通英、法两国语言，还能弹钢琴，长于油画。学生时代的陆小曼，不仅才能出众，容貌也初露魅力。她有上海姑娘的聪明活泼，又有北京姑娘的秀丽端庄。在学校里，大家都称她为“皇后”。她每次到剧院观戏或到中央公园游园时，外国和中国大学生往往前后数十人，或给她拎包，或为她持外衣，而她则高傲至极，对那些人不屑一顾。
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圣心学堂推荐一名精通英语和法语、年轻美貌的姑娘去外交部参加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陆小曼成为当然之选。陆小曼的父母认为这是锻炼女儿才华的好机会，便答应了。于是，陆小曼经常被外交部邀请去接待外宾，参加外交部举办的舞会等，在其中担任中外人员的口语翻译。18岁时，陆小曼就已经名闻北京社交界。她不仅能诗善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而且热情、大方、彬彬有礼，更能引人好感的是她那明艳的笑容、轻盈的体态和柔美的声音。陆小曼在三年的外交翻译生涯中，屡屡显出她机警、爱国的一面。因为当时翻译不仅仅把对方的话译出来就算了事，还须随机应变，以对付那些蔑视华人的外国人。她爱自己的祖国，看到外国人有蔑视华人的语言行为，就以牙还牙地巧妙对付。
1922年，19岁的陆小曼离开学校，奉父母之命与王赓结婚。这桩婚事中，陆小曼是被动的，这样的婚姻让她很不快乐。当蜜月的激动渐趋平静后，她觉得自己和王赓之间在性情和爱好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结婚第三年，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局长，王赓要陆小曼随同前往，陆小曼就到哈尔滨住了一段时间。据说由于陆小曼当时是名满京城的社交界人士，因此她到哈尔滨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她的海报。但是陆小曼在哈尔滨住不习惯，不多时，就回北京娘家居住，与王赓两地分居，因此与丈夫在感情上更加淡漠了。心高气傲的陆小曼，即使自己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她也绝不肯让人知道她是一个失意者，她宁肯过着隐瞒性情、忍泪假笑的生活。就在这种心态下，徐志摩似天外来客，闯进了陆小曼的心扉。
早先，徐志摩奉父母之命与张幼仪结婚后，深深感到和妻子之间缺乏感情。1920年至1921年间，徐志摩在伦敦认识了林徽因，这才是他想象中的理想女人———美丽、纯洁、天真、活泼。1922年3月，徐志摩在柏林与张幼仪离婚。之后，徐志摩和林徽因两人在英国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可惜后来，林徽因嫁给了梁思成，徐志摩因此灰心到了极点。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徐志摩遇到了同样忍泪度日的陆小曼。彼此的相遇，使两个人的忍泪和灰心渐渐化成了愉悦和希望，这段万众瞩目的惊天爱情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那个时代，女人只能逆来顺受、循规蹈矩，而陆小曼却能够冲破礼教的防线，排除社会舆论，挣脱家庭束缚，去追求真挚的爱情。她与名流丈夫离婚，与自己心爱的人———诗人徐志摩结合，成为当时轰动北京城乃至全国的一大事件。陆小曼就此被称为上世纪初第一个敢为爱情离婚的交际花。她虽为一个美丽娇艳的女性，却拥有常人不具备的勇气和胆略。
今天，我们从遗留下来的老照片中看到的陆小曼风采远远不及她本人来的娇艳。据说她是属于不上相的那类人，但凡见过她本人的都说生活当中的陆小曼很是让人惊艳。更有文献记载：“北京外交部常常举行交际舞会，陆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这天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阖座为之不欢。中外男宾，固然为之倾倒，就是中外女宾，好像看了陆小曼也目眩神迷，欲与一言以为快。而陆小曼的举措得体，发言又温柔，仪态万方，无与伦比。”
就是这样一个名媛，几乎是让每个男人看了都爱慕。但这样的女子也往往是不可得的，即使得到了也要为之付出代价。陆小曼的前夫王庚就因生活方式上无法忍受她，而时常与之发生争吵，感情不和。陆小曼被父母娇纵，自小交际的都是贵族小姐。陆小曼爱打扮，喜欢夜生活，有着贵族小姐的任性与奢华。情商又很高。所以王庚仅仅在物质上的满足根本无法让陆小曼开心，当徐志摩出现后，陆小曼便义无反顾地与王庚说了再见。
1925年底，陆小曼与王赓解除维持了4年的婚姻，离婚时陆小曼才23岁。虽然陆小曼和王赓离婚了，但她和徐志摩的婚事还是好事多磨，她的再婚遭受到两方面的强大压力。一是陆小曼母亲的反对。陆母一直不同意女儿和徐志摩来往，与王赓签离婚协议也是陆小曼的父亲背着她办的。陆小曼婚后，徐志摩经常去陆家走动，陆母还是有意排挤他，而徐志摩对陆母却始终十分恭敬。由于陆小曼有病，陆母也不能坚决不准徐志摩来探望自己的女儿，很明显，女儿的病情好坏和徐志摩的来访有很大的关系，也可以说，女儿是心病，而徐志摩是唯一的良方。当徐志摩委托胡适向陆小曼的母亲提出与其女结婚的请求时，她向胡适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要请在全国负有名望的梁启超来给他们证婚；二是要在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里举行婚礼。当时要办成这两件事都有相当的难度，但胡适最终都办妥了。而最大的问题是来自徐志摩的父亲的。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富绅，他认为儿子离婚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如今还要娶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更是有辱门风。他本人也很不喜欢陆小曼，他认为像陆小曼这样的女子肯定品行轻薄，不会给徐志摩带来安定的生活。得不到父亲的许可，徐志摩只得亲自南下跟父亲商量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大事。
在徐申如看来，儿子和张幼仪在德国的离婚没有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是不作数的，他不承认徐志摩已经离婚了，他一定要亲自听到张幼仪的意见才行。于是，儿子要再婚，首先得听听张幼仪的意见。她要真同意与徐志摩离婚了，那么，陆小曼才能算过了“儿媳”这一关。1926年年初，张幼仪取道西伯利亚回国。由于战争的原因，直到当年夏天才回到上海。到的第二天，张幼仪到徐家拜望徐申如。到徐家后，她看到徐志摩坐在一个沙发上，手上戴着一个十分显眼的翡翠戒指，对着她微微点头。落座后，徐申如随即问她：“幼仪，你和志摩离婚是真的吗？”张幼仪先前已从哥哥张歆海那听说了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她不愿意拖徐志摩的后腿。看到志摩在旁边焦急地望着她，等她的表态，张幼仪就说：“是真的。”徐申如显然有些失望，他继续问：“那你反对他和陆小曼结婚吗？”张幼仪迟疑了一会儿后说：“我不反对。”听到张幼仪这样说，徐志摩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站起来向着他的前妻说：“谢谢你。”说完跑到窗口，伸出手臂，好像要拥抱整个世界似的。没想到他手上的戒指一下从开着的窗口飞了出去，徐志摩的表情霎时变得惊恐万分，因为那是陆小曼送给他的订婚戒指。徐志摩马上下楼去找，张幼仪从窗口看下去，只见徐志摩找来找去，怎么样也找不到那枚戒指。戒指的丢失，似乎预示着徐志摩和陆小曼之间将来会发生些什么。
过了第一关，徐申如还是不肯痛快地答应。后来，经胡适、刘海粟等人出面周旋，徐申如最后勉强答应，但他也有三个条件：一是结婚费用自理，家庭概不负担；二是婚礼必须由胡适作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否则不予承认；三是结婚后必须南归，安分守己地过日子。为了能顺利结婚，徐志摩答应了这三条要求。
1926年10月3日，陆小曼和徐志摩终于顺利地在北京北海公园举行了婚礼。不过很显然证婚人梁启超的证婚词明着是对徐志摩的，实际却是对陆小曼的。他本人很不喜欢陆小曼，更看不惯陆小曼的作风。这从他写给儿子梁思成和媳妇林徽因的信中更可以看出来：“徐志摩这个人其实很聪明，我爱他，不过这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棍，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很难），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信中所谓的“那个人”，当然是指他看不惯的陆小曼。在婚礼上，梁启超对学生徐志摩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陆小曼与徐志摩间的婚姻，从父母的反对到老师的痛心疾首，一开始就一波三折，那枚丢失的订婚戒指，也似乎预兆着将来的婚姻不会过得平顺。
新婚后的陆小曼依公公之命随徐志摩离开北京南下。1926年11月，陆小曼随徐志摩回到家乡海宁硖石。在徐志摩给友人的信中，可以窥见他当时的生活状况：“上海一住就住了一月有余，直到前一星期，咱们俩才正式回家，热闹得很哪。小曼简直是重做新娘，比在北京做的花样多得多，单说磕头就不下百次，新房里那闹更不用提。乡下人看新娘子那还了得，呆呆的几十双眼，十个八个钟头都会看过去，看得小曼那窘相，你们见了一定好笑死。闹是闹，闹过了可是静，真静，这两天屋子里连掉一个针的声音都听出来了。我父在上海，家里就只妈，每天九点前后起身，整天就管吃，晚上八点就往床上钻，曼直嚷冷，做老爷的有什么法子，除了乖乖地偎着她，直偎到她身上一团火，老爷身上倒结了冰，你说这是乐呀还是苦？咱们的屋倒还过得去，现在就等炉子生上了火就完全了。”
这封信中，提到家中只有母亲在家，徐父在上海。按理说新妇在家，公公怎么都应该在家的，究其原因不过是徐志摩的父亲看不惯陆小曼的做派。他先期到了上海，不几天就要妻子到上海与他会合，然后启程赴北京去找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了。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婚后，徐家父母认张幼仪为干女儿。
两位老人到北京后，张幼仪很奇怪他们怎么没在老家陪新媳妇，就问他们缘由，老太太非常生气地说：“陆小曼刚来时，她就要坐红轿子。按我们乡间的规矩，不管有钱没钱，这种轿子只有头婚的女人才能坐……吃晚饭的时候，她才吃半碗饭，就可怜兮兮地说：‘志摩，帮我把这碗饭吃完吧。’那饭还是凉的，志摩吃了说不定会生病呢！”“你听听陆小曼下面说什么？”徐申如也说话了，“吃完饭，我们正准备上楼休息的时候，陆小曼转过身子又可怜兮兮地说：‘志摩，抱我上楼。’”“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老太太对着张幼仪说，“这是个成年女子啊，她竟然要我儿子抱她上楼，她的脚连缠都没有缠过啊！”
公公、婆婆的离开，对陆小曼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不久，她得了肺病。一段时间后，陆小曼的身体才慢慢恢复，也慢慢从那段不愉快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没有了二老的严格监督，陆小曼在生活上感觉反倒轻松，她不用再受这样那样的拘束。她和徐志摩在硖石这座别具一格的住宅中种草弄花，过着一种“草香人远，一流清涧”的超然生活。可惜，好景不长。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随着战事的临近，徐志摩和陆小曼不得不中断了这一段新婚燕尔如世外桃源的生活。1927年1月，陆小曼和徐志摩移居上海。
上海是陆小曼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她在上海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在每一个阶段陆小曼的心情都是不同的。从出生到7岁赴京前是她在上海的最初生涯，那时的她童稚未脱，可爱天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1926年与徐志摩婚后去海宁硖石之前在上海小住，是她与上海的第二次握手，那次尽管时间短暂，但陆小曼的心是甜蜜的，因为身边有一个苦苦等候和追求的伴侣。这一次因战乱从海宁移居上海一直到陆小曼过世，时间长达38年之久，是陆小曼颓废、伤心、奋起的重要时期。其中，1927年到1931年徐志摩失事前为一个阶段，那时她的生活是奢侈而放任的；1931年徐志摩失事后到1949年为第二阶段，她受到剧烈震动，人变得消极而沉寂；解放后为第三阶段，她重新振作起来，获得新生。陆小曼到上海后渐渐沉迷于夜生活，因为当时的上海是殖民统治下的十里洋场，在外国租界里，漂亮的居室、新潮的商品、豪华的舞厅剧场、高雅的交际界……这一切对能歌善舞、善于交际并压抑已久的陆小曼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天地，她如鱼得水。她结交名人、名伶，频繁地出入社交场所。由于她原是北京社交界的名人，如今成了著名诗人的太太，又有惊人的美貌，很快便成为上海社交界的中心人物。
排场大了，费用自然也增多了。养尊处优的陆小曼，过去在北京便是出了名的会花钱的小姐。婚后，她在物质上的欲望有增无减。深爱着她的徐志摩一味地纵容着陆小曼的各种喜好。陆小曼需要漂亮的衣服，吃精致的菜肴，赶夜场的舞会，听戏打牌。徐志摩租了一套豪华的公寓，每月100大洋，14个佣人进进出出，其他的花销还要支出。陆小曼身体不好，又抽上了鸦片，徐志摩不愿看她病痛时难过，也就默认了陆小曼抽鸦片。这又是一笔庞大的开销。那时陆小曼每月至少要花掉五六百大洋，也就是现在25000～30000元。这样庞大的开支让徐志摩挣扎得很辛苦。他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和大夏大学三所学校讲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即便如此仍不够陆小曼的挥霍。徐志摩钱挣得辛苦，却很轻易被陆小曼花掉。徐志摩后来沦落得四处问朋友借钱，拆了东墙补西墙，颜面扫地。这样过日子，再好的感情也磨没了。夫妻之间，总时不时地会发生争吵。
1929年，徐志摩辞了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的教职，继续在光华大学执教。1930年秋起又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中英文化基金会委员。上海南京两地来回跑，挣钱养家。
1930年秋，徐志摩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这一年陆小曼27岁。陆小曼不放心徐志摩坐飞机，徐志摩只得说：“你也知道我们的经济条件，你不让我坐免费飞机，坐火车可是要钱的啊，我一个穷教授，又要管家，哪来那么多钱去坐火车呢？”这下触到了实质性的问题，陆小曼听得哑口无言，只得说：“心疼钱，那你还是尽量少回来吧！”可事实是不可能的。徐志摩虽然在北京工作，但他还是顾念家的，家里一副摊子还要他来收拾，他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
1931年4月，徐志摩母亲病重，徐志摩赶回去探望。由于徐志摩的父亲和陆小曼的关系日益恶化，徐申如便不让陆小曼来，说如果陆小曼来他就走。徐志摩很生气，碍于母病又不便发作。几天后，徐申如又打来电话说徐母病重，让志摩赶快回去。徐志摩就问：“小曼怎么办？”徐父说：“且缓，你先安慰她几句吧！”实际上还是不想让陆回去。不久，徐母过世，陆小曼急急地赶到海宁硖石，这是她第三次到海宁。但徐志摩的父亲不让陆小曼进家门，她只得待在硖石的一家旅馆里，当天就回到上海。而张幼仪却以干女儿的名义参加了葬礼。这件事情对陆小曼的打击相当大，她认为自己在徐家没有一点儿地位，反不及已离婚的张幼仪，这是对她的羞辱。徐志摩当即给陆小曼写信，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无奈：“我家欺你，即是欺我。这是事实，我不能护我的爱妻，且不能保护自己。我也懊懑得无话可说，再加不公道的来源，即是自己的父亲，我那晚顶撞了几句，他便到灵前去放声大哭。”虽然如此，但这件事情也多多少少影响了陆小曼和徐志摩的关系，使他们本已紧张的关系更蒙上了一层始终抹不去的阴影。
1931年11月上旬，陆小曼由于难以维持在上海的排场，连续打电报催促徐志摩南返。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南京，于13日回到上海家中。不料，夫妇俩一见面就吵架。其中缘由较为复杂，据郁达夫回忆：“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志摩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徐志摩一怒之下，负气出走。18日，徐志摩乘早车到南京，住在何竞武家。徐志摩本来打算乘张学良的福特式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张学良通知他因事改期。徐志摩为了赶上林徽因那天晚上在北京协和小礼堂向外宾作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才于第二天，即1931年11月19日，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邮政机飞北京。登机之前，他给陆小曼写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但最终他还是走了。因大雾影响，飞机于中午12时半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徐志摩共三人，无一生还。时年陆小曼28岁。
据陆小曼的表妹吴锦回忆，陆小曼多次跟她讲起当时一件奇怪的事：徐志摩坠机的那天中午，悬挂在家中客堂的一只镶有徐志摩照片的镜框突然掉了下来，相架跌坏，玻璃碎片散落在徐志摩的照片上。陆小曼预感这是不祥之兆，嘴上不说，心却跳得厉害。谁知第二天一早，南京航空公司的保君健跑到徐家，真的给陆小曼带来了噩耗。她一下昏厥了。醒过来后，她号啕大哭，直到眼泪哭干。王映霞这样描述她当时的模样：“下午，我换上素色的旗袍，与达夫一起去看望小曼，小曼穿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包了一方黑纱，十分疲劳，万分悲伤地半躺在长沙发上。见到我们，挥挥右手，就算是招呼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在这场合，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是徒劳的。沉默，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小曼蓬头散发，大概连脸都没有洗，似乎一下老了好几个年头。”
陆小曼此时究竟悲伤到什么程度，连郁达夫都觉得难以描写，他说：“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那一种样子，这我在小曼夫人当初接到志摩凶耗的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其次是抚棺一哭，这我在万国殡仪馆中，当日来吊的许多志摩的亲友之间曾经看到过。陆小曼清醒后，便坚持要去山东党家庄接志摩的遗体，被朋友们和家里人死命劝住了。最后决定派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张幼仪所生）去山东接回。”
徐志摩的遗体从济南运回上海后，陆小曼见到了失事现场唯一的一件遗物：一幅山水画长卷。这幅画是陆小曼于1931年春创作的，堪称陆小曼早期的代表作，风格清丽，秀润天成。更为珍贵的是它的题跋，计有邓以蛰、胡适、杨铨、贺天键、梁鼎铭、陈蝶野诸人手笔。徐志摩把这张手卷随带在身，是准备到北京再请人加题，只因手卷放在铁箧中，故物未殉人。当陆小曼看到这张画卷，想到徐志摩的种种好处，泪水涟涟，百感交集。自此，她一直珍藏着这幅画，如同保护自己的生命。
徐志摩失事后，陆小曼受的打击最大，遭受的批评也大，徐志摩的一些朋友不愿再跟她来往。徐志摩的朋友们认为是陆小曼不肯北上才导致悲剧上演。甚至有人说是陆小曼杀死了徐志摩，摒除这句话的正确与否，不得不说徐志摩的死与陆小曼还是有点儿关系的。陆小曼这个老北京的头牌交际花，在追求精神富有、物质满足的同时，虚耗了自己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和挚爱她的爱人。这位坎坷一生、众说纷纭的不幸女子与徐志摩的故事也就此画上了一个令人欷歔的句号。
胡适说：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
郁达夫说：小曼是一位曾振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
刘海粟说：陆小曼的旧诗清新俏丽；文章蕴藉婉约；绘画颇见宋人院本的常规，是一代才女，旷世佳人。
徐志摩说：她一双眼睛也在说话，睛光里荡起，心泉的秘密。
王映霞说：她确实是一代佳人，我对她的印象，可以用“娇小玲珑”四个字概括。
———风采卓越的政坛女杰叱咤风云于男人主导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