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清朝与越南之间存在着一种东方封贡性质宗主与藩属的关系，但是法国殖民者于光绪九年（1883）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不平等的《顺化条约》，使得越南脱离中国成为法国的殖民地，奕主持下的军机处并不想轻易开启战端，然而慈禧太后却意外地对法宣战，中法战争在越南正式打响。紧接着法军开始进攻越南山西的清军，清军在越南北部大败，广西前线清军溃散，法国趁势占领镇南关。
慈禧对于战局十分不满，首先拿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开刀，紧接着她还要找一个更大的替罪羊，来实现自己蓄谋已久的目的。光绪十年三月初八（1884年4月3日），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上疏弹劾张佩纶、李鸿藻等人对中法之战的败果负责，顺便建议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宝鋆用人不慎，要戴罪立功。慈禧终于找到一个很好的借口，做了一件非常之举。
接着，慈禧单独召见领班军机章京，命其拟旨授出，一道懿旨，以“委蛇保荣”、“因循日甚”、“谬执成见”、“簠簋不饬、昧于知人”等理由将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包括奕在内的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部罢免。紧接着，慈禧又发布上谕：“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奕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谕旨。”这也就相当于奠定了醇亲王奕在朝局中的枢要地位。紧接着，慈禧再次发布上谕，将一大批慈禧扶持的“清流党”干将分遣为北洋、南洋和福建海疆会办。至此，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慈禧太后大规模改组军机处，完成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历史上称之为“光绪甲申朝局之变”，也简称“甲申易枢”。
新进入权力中枢的奕劻、奕、世铎其实在能力方面是远不如奕，另外其他机要人员在见识、威望、能力和人品上，与原军机处相比，也是相差甚远，新军机处唯一的特点在于对于慈禧太后唯命是从，所以当时流传着：“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的说法。
这样看来，慈禧太后这次“甲申易枢”并非偶然的突发事件，而是慈禧太后与奕等人长期以来钩心斗角、争权夺势的结果，那慈禧太后处心积虑的炮制“甲申易枢”，打击之前的“战友”，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慈禧与奕联手的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议政”，两人开始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期”。政治从来不会讲感情，考虑的永远是利益，慈禧在刚刚获得最高权力的时候根基不稳、威信不够，统治经验不成熟，加之当时内忧外患，风雨飘摇，26岁的慈禧感觉十分吃力，需要依靠奕领导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因此给予了奕内政外交的大权，奕也借此机会开始发展自己的左膀右臂，扶植汉族官僚，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对外“外敦信睦”，最后使大清走进了“同治中兴”的时代，而奕本人也获得了“中兴贤王”的美名。
而此时有点飘飘然的奕也忘记了“热河密札”期间对慈禧这个女人的精准判断，按照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描述：奕“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奕的“功高震主”当然引起了权力欲极强的慈禧的极大反感，加之奕作为“工具”的使命已经大部分完成，而且这个“工具”目前用起来已经不大顺手，开始扶持自己的党羽，有尾大不掉，使自己大权旁落之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凡是威胁到慈禧权力的，不论是谁，最终都会被慈禧清除，奕也不例外。
早在同治四年（1865），双方的矛盾就已经开始逐步爆发。慈禧太后就借口投机分子蔡寿祺上疏弹劾奕的机会，以奕骄盈溺职，召对不检，罢直军机、议政。但是慈禧这次试探性的举动却最终被朝野内外的舆论压力驳回，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公奏：“恭亲王咎由自取，尚可录用”，慈禧不得不在一个月后恢复奕的军机大臣职务，但是还是剥夺了其“议政王”的名号。清醒过来的奕，开始低调谦卑的对待慈禧太后。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但是这对于只允许自己作为权力中心的慈禧来说似乎是不起作用的，慈禧心中的防备不仅没有因为奕的谦恭而减少，反而处处削弱奕力量，经过二十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通过“甲申朝变”彻底将奕逐出了清廷的政治核心。
这次“甲申朝变”虽然最主要是慈禧与奕的权力斗争的结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这次朝变有一个明显的受益人，那就是获利颇丰的醇亲王奕。保守固执的奕和提倡洋务运动的奕由于政见不和，经常在慈禧面前发生激烈对抗，奕“疾其兄之专权，久有眈眈之意”，因此也利用慈禧与奕的矛盾为自己所用。另外，“甲申朝变”奕失势，其实也是其失宠与西方殖民势力的一个写照，作为封建买办官僚的奕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殖民国家的胃口，而可供选择的封建买办官僚很多，因此这也是慈禧为什么敢利用中法战争来罢免奕的原因。
奕被慈禧清除之后，朝堂之上更无人敢与慈禧太后叫板，慈禧更加肆无忌惮做出了一系列更荒唐的事情。在对外交往方面，奕比奕更加软弱，奕尚且坚持“权不外假”，而奕对洋人却“奉之如天帝”。在越南问题、西藏问题方面使得中国在半殖民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正是由于奕被驱逐出权力核心，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顽固势力的干扰，在奕庇护下的洋务大臣们也知趣的明哲保身，洋务运动也逐渐走起了下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