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下岗后办起电脑沙龙

第二章 就业就学

就业和就学，是平民阶层最为关心、也感受最深切的问题，因为就业和就学，直接关系到广大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然而自1999年我国大学实行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问题就日趋严峻起来。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和供需比日趋下降，特别是近几年，即便是名牌大学的高学历毕业生，也在就业问题上屡屡受挫。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不仅牵系着平民百姓之心，更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当然，就业问题的突出，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大学扩招，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结构缺陷、社会意识的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社会网络和资源的运用、职业社会化偏差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都是诱发就业问题的根源。因此，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只不过是平民阶层就业问题中的一个代表性现象，事实上就业问题涉及包括大学生、进城务工人员、下岗或失业人员，甚至包括在职人员在内的整个平民阶层。

与就业问题息息相关的是就学问题。为了方便将来就业，人们千方百计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好的学校。但是人这么多，学校又是有限的，矛盾于是又凸显出来。

那么，在日益凸显的就业就学问题面前，平民百姓又是如何直面，如何承受，如何应对的呢？无需否认，面对就业和就学的压力，是有一些人选择了消极的逃避和得过且过，但通过采访调查，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积极努力的人，他们有的在读书时就开始接触社会锻炼自我，有的在下岗后不等不靠自寻出路，有的为了生计日夜奔波努力工作……

本章为你讲述的，就是这些涉及就业和就学问题的百姓故事。

一

20世纪60年代，我的父亲在县糖烟酒菜公司工作，母亲在县医药公司工作，那时候一家人生活过得挺不错的。后来国家困难，母亲被下放到了农村，但由于父亲仍在当时十分吃香的糖烟酒菜公司工作，所以生活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从小功课好，又深得老师的喜爱，对将来的人生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1970年，我父亲因病去世，撇下了没有工作的母亲和三个年幼的孩子。那年我刚刚十岁，下面有一个妹妹和一个还抱在手上的弟弟，父亲的去世使这一家子顿时陷入了绝境，我们不知该如何面对明天的生活。那时在生产队里劳动，十个工分才值两角钱，母亲累死累活干一天，也只能挣到四角钱，根本无法养活一家四口。母亲拖着三个孩子实在过不下去，便改嫁了。母亲带走了年幼的弟弟，留下了我和妹妹独自谋生。从此，举目无亲的我和妹妹只有靠自己了。家里有四分自留地，我种了些蔬菜，又养了几只鸡。蔬菜有了收成，我就走五里地拿到县城去卖，鸡下了蛋，我也从来不舍得吃一个，全部用来换钱，因为我要养活两个人哪。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上学，因为我太爱读书了。在莪园村小学，我的成绩总是年级里数一数二的。班主任王老师十分疼爱我，每次要交学费的时候，总是主动帮我垫上，从来不问我要。可我知道王老师的日子过得也并不轻松啊，王老师原先是县重点高中的骨干教师，因为成分不好被下放到了莪园村小学，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等着他去抚养的，所以我就把鸡蛋一个个地积攒起来，宁肯自己吃不上鸡蛋，我也要尽快凑足了学费还给王老师。

然而，仅靠种一点菜、养几只鸡实在很难维持两人的生活，最终我不得不放弃学业，到生产队去参加劳动，以便分得一些地瓜和玉米。我是多么盼望能继续读书啊，我知道只要能上学，自己就一定能继续拿第一，但严酷的生活使我别无选择。

母亲改嫁后，日子过得逐渐顺畅起来，于是又接走了妹妹。这一年，我已经十五岁了，母亲通过熟人介绍，让我外出去学点手艺。于是，从未离开过天台的我，背井离乡来到三门县学油漆和木雕。

二

1976年，父亲生前的朋友张先生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当时的一些政策，张叔叔仔细看完文章后发觉，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完全可以顶替父亲参加工作。于是，他立即想办法通知了还在三门当学徒的我，让我赶紧回来，向有关部门申请顶职。

然而等我赶回天台，却发觉进父亲单位的名额早已被别人替换了，换给我的，是县综合商店的一个名额。在这个综合商店里工作的，都是那些“可改造利用对象”，这在当时社会地位的低下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没有后台，又不懂得送礼拉关系，我进了综合商店后，便被分到了最苦最脏的水产行卖带鱼。但是我并没有埋怨什么，我到了水产行后便埋头苦干，每天下班前都主动拎来一桶桶清水，把腥臭无比的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当时的县人武部就在综合商店水产行的附近，部队到人武部来接兵的同志没事的时候就喜欢到水产行来玩。渐渐地，一位接兵的同志喜欢上了我，他问我，怕不怕吃苦？想不想去当兵？如果想当兵，就跟我去新疆格尔木当铁道兵。我听后，兴奋地说，我不怕苦，我愿意去当兵！

没多久，那位接兵的同志真的通知我去参加了体检，他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说某海军也正好来招兵，考虑到去新疆太苦，就把我推荐给了海军。接下来的体检很顺利就通过了，我的身体是一级棒的。

1977年3月8日，我在海门码头上船，启程去旅顺服役，同船的25名新兵中有县委书记的儿子、县委组织部长的儿子、城乡区区委书记的儿子，总之几乎都是有些背景的，只有我什么靠山也没有，同船的新兵们听了都不相信。每次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非常遗憾，真要好好感谢那位接兵的同志，可是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在部队里，我刻苦训练，样样都要争先进。第二年，我就先后被评为新长征突击手、学雷锋标兵和优秀共青团员，并到各个连队作演讲。

当兵四年后我退伍了。生活仿佛转了一个大圈，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退伍后，没有靠山的我回到了原先呆过的县综合商店继续卖我的带鱼。然而，这个时候的我却已经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粮户关系，那时候用粮票买米才0.13元一斤，而黑市价却要一块多一斤，一个月30多块钱的工资连吃饭都不够。

日子再苦也得过。转眼我也已经娶妻生子，有了自己的温馨家庭了。然而生活的磨难并未就此结束，1993年，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综合商店的效益开始滑坡，大规模裁员势在必行，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下岗一条路。

三

下岗后的我并没有沉沦，我利用自己曾经学过的油漆和木工技术，到处给人打临工。夏日太阳烤得皮肤发烫，露天油漆的业务没人愿意接，我就去接来做；高楼外窗的油漆业务危险性大，别人不想干，我又去接来做。别人可以挑挑拣拣，可是我不能，因为我有一个家庭要负担啊。

就在这样艰苦的状况下，我还是省吃俭用买了一台电脑，一空下来就埋头钻研。别人都不理解我，说什么下岗职工连肚皮还没吃饱就想搞现代化。这些闲话我倒还都听得下去，最让我吃苦头的是学电脑，因为只有初中文化，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所以学起来十分吃力。我到处向人家请教，但当时在天台县城真正懂电脑的人也没有几个，而且都很保守的。实在没办法，我就到书店买了许多电脑方面的书，一有空就自己慢慢地钻研。这样苦苦摸索了一年多，我终于掌握了电脑的基本知识，而这些知识只要有老师指点，完全可以在一个星期之内掌握。于是我想，啥时候自己有条件有能力了，一定要办一个免费的电脑沙龙，让那些想学电脑但却没有门道的人不花一分钱就能学会电脑。

1998年4月20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杭州秋涛路上一家新办的家电市场的招商广告，广告中列举的条件非常优惠，特别是一句“下岗职工免交管理费”的承诺令我感动不已，我当下就跟妻子商量，说想到杭州去做电脑生意。

妻子非常支持我，她不仅没有拖后腿，反而毅然辞掉了医药公司的工作，准备跟我一起到杭州闯荡。我们没有资金，就变卖了房产和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儿子还在念书，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到了杭州后到底能不能立足下去，所以只好把儿子寄养在老师的家里。

来到杭州后我们才发觉，种种所谓的对下岗职工的优惠，实际上只是空口说说的，并没有真正兑现过。一开始人家看我来租摊位办电脑公司，以为我是资金雄厚的大老板，都是笑脸相迎，热情万分的，等晓得我是下岗职工后，就马上调了一副脸孔。有几家供货单位也是这样，原先说好先拿货，过一段时间再统一结账的，听说我是下岗职工，马上不同意赊账，而要求现付现拿了，而且价格也比原先说好的要贵了一些。

但是已经迈出了第一步，再困难也要走下去的。我注册成立了杭州新宇电脑有限公司，专卖联想产品和银河电脑，同时还加工录像带转刻VCD、相片VCD，承接产品宣传设计、旧照片翻新、艺术照制作、电视片头制作等各种业务。别的经营户一般都不管送货的，而我只要顾客有要求，都会免费替他们送上门。我没有汽车、摩托车，一开始也请不起帮工，每次送货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的。有一次，一位名叫于天保的顾客在我这里买了一台电脑，他家是住六楼的，当我大汗淋漓地帮他把电脑搬进家门后，于天保跟他妈说：“这位就是电脑公司的老板。”他妈妈瞪着眼睛说：“儿子，你跟妈开什么玩笑，你当妈是老糊涂啊？这明明是搬运工嘛！”

四

公司办起来了，我却还时刻惦记着电脑沙龙，现在我已经有条件了，但是考虑到自己个人办沙龙，就成了经营者的个人行为，别人会把它看成是一种促销行为，这就违背了初衷。于是我找了市场的领导，希望他们能出面办这个既能造福消费者，又能提高市场信誉度的沙龙，并表示自己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为沙龙提供服务，然而我得到的回答却是：“要办你自己去办，我们没有这个精力。”这一步走不通，我又想到了动员市场里的电脑经营户们联合办沙龙，这样好歹也不是个人行为，如果能够办成，一样可以使消费者和经营户双方得益。可是动员了半天，却没有一家愿意干这赔本的买卖。

看来只有自己干了。我以自己的专卖店为基地，着手创办了“新宇电脑沙龙”。每天，我都把专卖店里的所有电脑统统打开，这样来逛市场的人只要有兴趣随时都可以上机操作，而且想玩多久就玩多久，遇到什么弄不懂的地方，我和我聘请的技术员们都会尽力帮助解答，所有这些都是一分钱也不收的。有这么一个可以交流的地方，四面八方的电脑爱好者们果然纷纷聚集了过来，电脑沙龙开始兴旺起来了。

为了办好沙龙，我专门请《电脑商情报》的记者来沙龙讲座，还花掉好几千块钱买了许多电脑专业书籍供大家阅读。有一次，一个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来沙龙，叽里呱啦地说了一大通，可是我们谁也听不懂，看着他那着急的样子，我也不知不觉地跟着他着急。以后沙龙里肯定还会有外国人来，而自己又请不起翻译，怎么办？我灵机一动，跑到书店去，找了半天，终于找回了一套《傻瓜英语》。这一招果然管用，以后有外国人来就不担心了，通过这套《傻瓜英语》，再连比划带蒙，基本上可以沟通了。

我的电脑沙龙一度十分的火爆，有许多人还专程从外地赶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准备的50多张椅子常常都是坐满了人的。但是好景不长。市场因为招商不成功，人气始终聚集不起来，不少经营户见风使舵，纷纷撤到别的市场去另谋出路了。而这时候城西的电脑市场却一家接一家地迅速崛起，对这家市场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市场的不景气，也影响到了我的电脑沙龙，许多电脑爱好者逐渐开始习惯于往城西跑，沙龙就开始有些冷清了。

别的经营户说我傻，白白花掉时间精力和钱财，搞这么个不赚钱的沙龙。可是我乐意。说老实话，办沙龙虽然赔钱，但对我的生意却不是没有好处的，我的信誉度就是这样树立起来的，这几年市场里的电脑经营户已经跑得剩下没几家了，我之所以还能撑得住，就是因为有了一批信得过我的老客户。

通过办电脑沙龙，我还结交了许多忘年交，他们给我的支持和帮助也是很大的。画家王德惠专门为我的电脑沙龙题写了一幅书法：“知识的真正价值在于应用”，这是我的座右铭，我就是为了使电脑知识能够在最大的范围内获得最大的应用才创办这个沙龙的。已经80多岁高龄的许兆云老人是个铁杆电脑迷，他一遇到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到沙龙里来请教高手。去年春节，许老看我们夫妻俩离乡在外，想请我们到他家吃年夜饭，又怕我不肯去，就叫老伴专门烧了几个好菜，连夜送到我租住的地方陪我们吃，我当时感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还有刚刚退休的林业专家黄启民教授，也是沙龙的骨干，他从来没有因为我是初中生、是外地人而看不起我，有问题他就大大方方的来问，还热心地帮我筹备沙龙的活动。

浙江电视台的《生活》栏目闻讯后，专门为许老、黄教授和我拍了名为《电脑结缘》的专题篇。电视播出后，许多下岗职工跑到我这里来请教，本来他们是想让我给他们指点出路的，可是看了我的公司，了解了我的经历后，他们都真心地对我说：“原来你比我们要难多了，看看你，再想想自己，其实我们的条件比你强多了，你都能干出名堂来，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听了他们的话，我当然是很高兴的，因为我深深地体会到下岗的痛苦，那种痛苦不仅仅来自于生活的压力，更来自于精神上的压抑，但是，仔细想想，下岗其实并不可怕，换一个角度看看，没准还是一种机遇呢。所以，我真心祝愿所有下岗的人都能走出阴影，其实，只要你肯努力，是完全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的。

（口述人/张家成，男，47岁，下岗职工，浙江天台人。采访时间：200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