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乐作为西非音乐及欧洲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成为20世纪初美国黑人居住区公认的广泛流行的音乐。这种音乐不仅与以往的音乐不同，而且是世界音乐史上罕见的一种新音乐的开端。那么这种音乐为什么会产生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呢？许多音乐家和学者对此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新奥尔良长期以来一直有着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新奥尔良大部分都被法国人占领居住着，他们始终保持着对艺术的高度关注，比这个国家其他地域的居住者更热衷于从音乐和舞蹈中获取乐趣。因此，19世纪时新奥尔良是全美国拥有各种音乐团体最多的城市。当年，在繁华市区，每天晚上有成打的乐队，许多三重奏或三重唱乐队以及其他音乐家受雇于此，通宵达旦地进行演奏或演唱。
另外一个使新奥尔良成为爵士乐发源地的重要因素是它吸引着大量刚被解放获得自由的南方黑奴，这个城市以其众多的工作机遇、丰富的社会活动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力。新奥尔良成为北美黑人文化的中心，同时各种各样的音乐也被融入其间。正是在这种形式下，著名黑人音乐家布迪·波尔登组建了第一个爵士交响乐团，吸收了大批音乐家，并把广大的青少年吸引到音乐和舞蹈活动中。在新奥尔良的音乐家中，尽管许多人没有受过正规音乐技能训练，但他们能够创造性地把黑人的音乐技巧与西方古典音乐结合起来。波尔登在这方面是新奥尔良音乐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创造了恰到好处和独一无二的爵士乐形式。
如果只讲黑人天才人物的存在，还不能有力地说明爵士乐之所以产生于新奥尔良的奥秘，还得研究新奥尔良的音乐文化传统。事实上，有的学者认为，有两种音乐传统汇聚于新奥尔良：
第一，欧洲音乐传统。欧洲音乐代表性的形式是法国的民歌和舞蹈，以及英国和爱尔兰的民谣，它们使黑人的特殊音乐形式变得欧洲化了。
第二，黑人本身的传统。在17世纪中期之前，新奥尔良地区白种人和黑种人之间的通婚促进了欧洲与非洲传统的融合。这些通婚后繁衍下来的子孙后代，由于先人部分是非洲血统，部分是法国血统，被称作为克里奥耳人。然而，克里奥耳人大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功人士，诸如商人、医生、地主或手工艺人。他们说法语，很多人都有奴隶，而且要求他的奴隶也讲法语。出生于克里奥耳人家庭的小孩大都受过程度比较高的音乐训练，有些甚至远赴巴黎的音乐学校学习。克里奥耳人完全继承了欧洲音乐的传统，与此相反的是黑人们的音乐还是保留着非洲音乐的某些特征。尽管许多远离闹市区的音乐家也接受了一些音乐训练，但整体来讲他们的音乐要比克里奥耳人的粗糙一些。在他们的音乐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即兴的成分，然而这种特征还远未达到成熟的程度。总的来讲，许多欧洲音乐的传统被克里奥耳人的音乐保留吸收了下来，黑人音乐也维持着非洲祖先的一些传统音乐特征。这一传统以歌曲情感的激越和旋律的特殊为特点，其可以以“蓝色音乐”为代表。
这两种传统的结合就酿成了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音乐，而这种音乐与以往的音乐相比，其旋律更快，情绪更为高昂。除此之外，演员在演出和演奏中不断创新，不断丰富歌曲的主题，也是这种音乐的一大特点。
但是，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新奥尔良爵士乐的产生主要与黑人的特殊经历及其斗争生活有关；爵士乐的产生是与黑人争取解放和自由的斗争相得益彰的，是黑人特殊感情的一种表露。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城市黑人在政治、经济和地位等方面的相对改善，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争取自由解放的意志进一步加强。在这种形势下，黑人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出现在城市黑人居住区，并开始释放其争取“精神解放”的巨大能量。到20世纪20年代，它传遍整个美国和世界各地。白人音乐家和白人公众以某种途径推崇和吸收它，因此，这种音乐又变成了一种实行种族容忍和理解的力量。爵士音乐本身则表明其是“即兴之作”，并以一种自由和奔放的形式，抒发表演者和公众的共同经历和感情，它充分表达了黑人希望冲破老传统和抛弃旧束缚的思想情绪。这就是爵士音乐为什么对黑人如此重要的真谛所在。
爵士音乐产生于美国新奥尔良的原因已经得到清楚说明。其实不然，社会学者和历史学家所阐明的各种理由，哪一点是对的，哪一点是错的，仍然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4000年前的记时方法
不管你承不承认，精度不一的各类钟表至少已在人世间存在了4000年。
埃及人是最早进行此类尝试的民族，他们制作过星钟图，用它来查看哪颗星星已经升起，然后计算夜间的时刻。后来，他们造出了为白天计时的影钟，随着日出日落，一条横杆的影子逐渐越过一串记号。法老塞提一世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统治埃及，在他的陵墓中就曾发现一套制造影钟的器械。日晷就是以这种简单的影钟为原形制作的。罗马人对今天我们所熟知的那种日晷加以改进，甚至制造过便携式旅行用钟。
据埃及朝官阿门内姆哈特的墓志铭记载，此人曾于公元前1500年前后发明了水钟——一种“漏壶”。容器内的水面随着水的流出而下降，据此测出过去了多少时间。这类时钟对祭司特别有用，因为夜里他们需要了解时间，不致错过在神庙内举行宗教仪式和献祭活动的既定时刻。现存最古老的水钟是阿孟霍特普三世（公元前14世纪）统治时期的产物，1905年在凯尔奈克的阿蒙神庙发现了它的残片。
水钟曾在雅典等城市成为一道常见的景观，如今在这些城市中已发现公元前35年左右建造的“城钟”的遗迹。这种钟的运行由一块浮标控制，当水从底部的一个小出口慢慢流出时，浮标也一点点地下沉。浮标大概与一根圆杆相连接，圆杆在下沉时使指示柄随之移动。通向水井的台阶磨损程度表明，每天都要给蓄水池倒满水。
西欧人一直宣称，时钟制造业的第二次飞跃——机械钟的发明是由他们完成的。有资料提到，1321年在法兰西鲁昂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内，大钟上的一台机械曾奏出圣诗的曲调，而这台机械很可能是一只时钟。大约在同一时期，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他的长诗《神曲》中明白无误地描述过一只引人注目的时钟。而在1335年的大事年表中，也有一段文字首次提到米兰圣戈特哈德教堂的一只时钟。
然而，在这些早期欧洲时钟问世数百年之前，聪明绝顶的中国古人就已经发明了机械钟。中国人在几个世纪内开发了更为精确的水钟，其中包括一种不用水而使用水银的停表，但这些水钟仍然不能满足占星家们的特殊需要。
发明机械钟是为了满足精确记录诸多皇位继承人出生时刻的需要，这样，御用占星家们就能够确定天象对他们的影响，从中挑选最佳继承者。因此，在公元7世纪，佛教僧侣和数学家一行制作了一个有发条装置、称作“水运浑天俯视图”的天文仪器。从这个名称可以想见，水为之提供了动力——但机械原理对其运行起着调整的作用。遗憾的是，没过几年，这台用钢铁制造的机械便开始锈蚀；另外，那台时钟也由于天气寒冷引起内部结冰而出现种种问题。
天文学家苏颂按照宋朝英宗皇帝的诏令进行设计，于公元1090年建成“水运仪象台”，堪称中古时代中国时钟的登峰造极之作。他的装置是一座天文钟楼，高逾30英尺。顶部有一架体积庞大的球形天文仪器，即浑仪。浑仪为铜制，靠水力驱动，用于观测星相。钟楼内放置天球仪，即浑象，其运转与上面的浑仪同步，故可随时对两者进行比较。钟楼前面是一座木阁，分5层各开一门，无论白天黑夜，每隔一段时间，便有木人出现。木人击鼓、摇铃、打钟、敲打乐器、出示时辰牌。所有木人都由巨大的报时装置操纵。这架装置由巨大的枢轮提供动力，枢轮上有木辐挟持水斗，水从漏壶中滴入水斗，使整个仪器每个时辰前进一个水斗。
苏颂的大时钟从1090年起一直运转到1126年；随后被金朝拆开，运至北京，在那里又运转了几年。遗憾的是，在后来的100年里，由于战争的原因，这些技术没有能够最终保留下来。
安提基特拉装置：
现代科学仪器的前驱
1900年复活节期间，一群希腊海绵捕捞者由北非近海的传统渔场返回罗得岛附近的家乡瑟梅岛，途中忽然遭到风暴的袭击。他们被吹得偏离了航线，后来终于在克里特岛西北岩石遍布、几乎无人居住的小岛安提基特拉觅得避风的场所。他们想捞些海绵，却在无意之中惊奇地发现了一艘大船的遗骸。在这些渔民看来，这艘古代沉船尽管装有许多货物，但最吸引人的物品却是一大堆青铜和大理石雕像。他们向当局报告了这一发现，并于同年11月，和几位考古顾问一道返回安提基特拉。
清理沉船的工作一直延续到1901年9月。由于这些文物在水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因此，清理上面的凝结物既费时又费力。在发掘完毕将近8个月之后，他们从这些物品中，找到了一些刻有希腊铭文的青铜碎片。不久后，又发现了一些残片。至此，一套完整的齿轮终于展现在人们面前，其中的几只齿轮还带着文字。
从一开始，这些发现便引起了争议。有些考古学家坚持认为，这件装置太过复杂，不可能出自这艘沉船，因为根据货物中的陶器判断，这艘船应当建造于公元前1世纪。而在这件物品作何用途的问题上，专家们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方认为这件遗物来自一个星盘，即一种测量天体高度的仪器；另一方则认为它来自一架天象仪，即一种用来显示行星运行轨道的装置。每一方都固执己见，遂使这场争论陷入僵局，安提基特拉装置亦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1951年，事情发生了变化。这一年，耶鲁大学的德雷克·德·索拉·普赖斯教授对安提基特拉之谜产生了兴趣。在此后的20年里，他借助X光照相术，对这件物品进行了长时间的缜密研究。结果，这项研究使他得以重新组装那些残片，从而发现了这件装置的真正用途。
原来，安提基特拉装置是一台计算太阳和月亮日历的天文仪器。主轮转动一圈等于一个太阳年，较小的齿轮则显示太阳和月亮以及最重要的恒星上升时的位置。这些齿轮都放置在一个木箱内，打开箱子的几扇小门，便可以看到里面的奇妙装置。它是根据数学原理制成，可模仿天体运行。当时希腊人相信大地是一片浮在海洋上的圆形巨物，上方是半球状的天空；行星和月球则沿一定的几何形轨迹运行。所以它并非船长使用的航海器具，同那些雕像一样，它大概也是货物的一部分。
安提基特拉的这一发现，为某些引人入胜的文字线索提供了明显的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希腊科学家已在使用这类复杂的机械作天文实验。安提基特拉船舶沉没后仅过了几年，罗马的律师西塞罗便写道，他的友人兼导师、哲学家波塞多尼奥斯已于“最近制作了一架地球仪，在转动的时候，它便能展示白天和黑夜时太阳、恒星和行星在天空中运行的情况，恰如它们真的出现在天空一样”。他还提到，此前伟大的阿基米德也设计了一个模型，能够“模拟天体的运行轨迹”。有人甚至认为，在那艘沉船中发现的那台机械就是阿基米德制作的。
安提基特拉装置为后人了解古希腊技术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启示。同样，带齿轮的日历虽然不那么复杂，但从大约公元1050年起，也已开始为伊斯兰世界所熟知。天文学家阿布·赛义德·西伊兹设计过这样一种历书，它能同黄道带的标记相对照，记录月亮和太阳的运行轨迹。这类装置是欧洲中古时代天文钟的原型。这类复杂装置曾一度被认为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产物。
现在，正如德雷克·德·索拉·普赖斯教授所断定的那样，在安提基特拉的发现“要求我们彻底地重新考虑我们对古希腊技术所持的态度。有能力建造该装置的人，可能已经建造了他们想建造的几乎任何东西。希腊人确曾掌握这些技术，但这些技术并没有像宏伟的大理石建筑、雕像和频频复制的文献作品那样流传至今。”
安提基特拉装置重见天日，改变了世人对古代希腊科学技术的固有观念。如今，专家也承认机械工艺是希腊科学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个装置毫无疑问是现代科学仪器的前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