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险后，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辗转到了陕北。中共中央对丁玲赴陕北非常重视，有关部门沿途对丁玲安排得很周到。先派一位东北军里的参谋，实为我地下党员刘向山，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到西安后，再把丁玲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然后由吕清接待。他在出发前，“当时驻站中央代表叶帅和后站中央代表章武同志，告诉我说：最近由上海经过西安和东北军防地洛川、烟筒山等地区，来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丁玲同志，要我作好准备，向些百姓商借窑洞及吃的等”。
刚到保安那些天的日子，丁玲是终生难忘的，几十年后，她和朋友谈到时，恍如发生在昨天：外交部部长欢迎我吃了三天好饭。
我说的好饭，就是一点点饭、一点点肉呀！
三天以后就没有了。只有土豆、小米、酸菜。周恩来欢迎我到他家里吃了一顿饭。保安有个合作社，卖饭。周恩来也是股东。所谓股东，只是两块钱、一块钱的股东。他有一股，邓颖超有一股。一股可以叫一个荤菜。他们就叫了两个荤菜。合作社有馒头卖。他们买了几个馒头。还有样了不起的东西，别人都吃不到的，周恩来请我吃了。就是他们在陕北边上搞来的牛油。我吃了牛油！牛油是保安最好的东西呀！馒头夹牛油。后来，在保安的一间大窑洞里，中共宣传部举行了一个干部欢迎会，共二十余人，党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凯丰、林伯渠、徐特立、邓颖超、李克农、吴亮平、刘群仙等都出席了。那时周恩来留着大胡子，“坐在门槛上。毛主席进来的时候，披了件棉大衣。大家笑他：毛主席今天漂亮啦，剃了脸了啦。毛主席说：我还没理发呢” 。
啊，眼前这位披着棉大衣，和人谈笑风生的人，就是神秘而伟大的毛泽东！就是同学杨开慧的丈夫！
1918年夏，丁玲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影响波及桃源县，才十五岁的丁玲在王剑虹、杨代诚(王一知)等高班女同学的带动下，积极参加游行、讲演、剪辫子等学生运动，还在该校附属“平民夜校”当教珠算的小先生。秋天，丁玲转入长沙著名的进步学校周南女子中学读书，得到陈启民先生的教育熏陶，接触了冰心、周作人、胡适、俞平伯、康白情、陈独秀以及都德等人的作品。这位陈启民非等闲之辈，是湖南第一师范的毕业生、毛泽东的同学、新民会的会员。1921年夏，为了抗议校方无理解聘陈启民先生，丁玲和一些进步同学一起退学。
一些要求进步的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由男子第一师范的部分教员和毕业生协助办了一个多月的暑期补习班。补习班设在王船山先生书院。还说毛润之先生也来讲课。这是丁玲第一次听说毛泽东的名字。但他始终未来讲课，而补习班也是在毛泽东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杨开慧、杨开秀(开慧的堂妹)、丁玲都参加了。暑期班结束之后，一部分人又都转读岳云中学。岳云是男子中学，这次接受女生在湖南是革命创举。丁玲也进入岳云中学。一道去的有许文煊、周毓明、王佩琼、杨开慧、杨没累、徐潜等。
那时，毛泽东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杭州、南京一带游历后，于8月中旬回到长沙，住在船山学社。在文化书社和清水塘同何叔衡多次商量在湖南成立共产党支部的问题。“船山学社”和“王船山先生书院”同在一处，丁玲去读书，极有可能碰到毛泽东，却没有碰上，到十五年以后才第一次见面。
1921年9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在北京的萧子升，谈到从上海回湖南后的生活情况，对许文煊、杨开慧、周毓明进岳云中学读书一事，极为称赞，说：“男女共学，亦一新生面也。”但杨开慧在学期结束前与毛泽东结了婚，婚后就不大来上课了，许文煊与那时协助毛泽东工作的易礼容结婚，周毓明同姓戴的结婚，这三个直接与毛泽东有联系的同学都被男人们接走了，剩下丁玲仍忙于功课。很少有机会听到关于毛的事了。她不知道，这年10月10日，长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毛泽东任支部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毛泽东和杨开慧一起住在小吴门外清水塘租赁的一所房子里，这所房子实为中共湖南支部的秘密机关。
1923年，丁玲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在瞿秋白、施存统等共产党人口里，再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名字，但她注意到毛泽东这个名字是在1936年，在她刚出囚禁时冯雪峰告诉她的。“谈毛主席如何正确伟大，如何同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作斗争，挽救了革命，胜利地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还“谈毛主席的思想、为人，谈他的风格、他的诗文”。冯雪峰的一番话，丁玲觉得“在我本来就坚定不移的要求去陕北的决心中增添了许多幻想的美丽的花朵”。
现在，伟人就在丁玲的眼前，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毛泽东对丁玲讲，他以前读过她的几篇作品，对于她的文笔，他很欣赏。毛泽东笑微微地对丁玲说，她的那篇《不是情书》写得很好。”多么亲切悦耳的湖南乡音啊！丁玲说：“这是我有生以来，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吧。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的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们面前讲话。我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
欢迎会开过之后，丁玲到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的窑洞去做客。毛泽东问丁玲：“丁玲呀，你想做什么事呀？”
“我想当红军。”丁玲很响亮地回答。
“那很容易。”
“我想看打仗呀。”丁玲又说。
“还有最后一个仗，现在正在布置。”
“什么时候呀？”丁玲紧问不舍。
“快了，现在胡宗南走投无路了，赶快去，最后一仗！”
丁玲和毛泽东的谈话从一开始就这么亲切、自然、融洽。来而无往非礼也，丁玲去做客后，有一天，毛泽东也到丁玲的住处去了。当时，与丁玲同住一间的李夫记录下了毛泽东这次走访的实况和自己的感受：外边和街上非常地黑，室中只有洋蜡烛光燃漾着。毛泽东坐在她们睡的炕沿上，同丁玲等闲谈，背靠在墙上，一只脚就跨在炕沿上，不断地吸着香烟，上天下地的乱扯，这情形就好像是一家人吃了晚饭闲谈消遣，而毛泽东就是一个家长。炕下面是可以生火的，当火生好了的时候，毛泽东竟挨近火炕门，在泥地上坐了下去，两膝就A形的撑在地上。一个最高的革命领袖能够这样的平民化，恐怕全中国只有在苏区才能找到。他们谈到过去的朋友，牺牲了的革命同伴以及出卖了党和同志们的叛徒，他们谈到湖南的乡情与安徽的名胜，旧小说和新文学。毛泽东旧文学的根底极好，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诗词家。他看过《红楼梦》，并据丁玲告诉我说：他曾做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有好几万字长。毛泽东说贾宝玉是可以转变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毛泽东似乎就是丁玲的父亲，而丁玲也就是他的一个喜欢的大女儿。据我所知，丁玲对毛泽东非常钦佩，曾说他确是中国惟一的一个革命领袖。毛泽东对丁玲是寄予厚望的，因而，在保安的几次晤谈中，毛泽东特别征询了丁玲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意见。当丁玲提出建立文艺俱乐部以组织苏区文艺运动的基本队伍的设想时，毛泽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建议就此成立正式的文艺团体。说干就干，1936年11月15日，在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下，由丁玲主持召开了座谈会，一起参加筹备文艺协会的有徐特立、伍修权、陆定一、李克农、李伯钊、徐梦秋、成仿吾等三十四人。他们仅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征请会员、草拟会章等工作。
11月22日，文艺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大会由李伯钊主持，丁玲在会上报告筹备经过。会上，由毛泽东提议，经全体会员通过，文艺团体的名称为“中国文艺协会”(后简称“文协”或“苏区文协”)。大会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丁玲、成仿吾等十六人当选为干事。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在大会上讲话。
毛泽东指出：“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我们要抗日我们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会后还有丰富多彩的即兴节目，毛泽东的笑话、李伯钊的情歌都赢得了满堂彩。第二天，中国文艺协会举行第一次干事会，丁玲当选为主任。会议还决定出版不定期的《红色中华》报的副刊，又称《红中副刊》。《红色中华》报作为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于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苏区创刊。红军长征时曾停刊，长征后又在陕北继续出版，为十六开的油印报纸。1936年11月30日丁玲主编的《红中副刊》正式创刊了。丁玲撰写的《刊尾随笔》作为代发刊词，她在文中说：“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打毁敌人。但我们也不应忘记使用另一样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一支写下了汉奸秦桧的笔，一直使秦桧千年都长跪在岳庙的底下，受尽古往今来游人的尿屎。《三国演义》把曹操写得太坏，一直到现在对台上的曹操的脸上就涂着可怕的白色，那象征着奸诈小人的白色。所以有人说一支笔可以生死人命，那我们也可以说一支笔是战斗的武器。”很显然，丁玲是很能领会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同期副刊上还刊登了毛泽东、洛甫、博古等同志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在短短的时间里，红色苏维埃第一个大型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宣告成立了，丁玲的心里仍然惦记着当红军的事，他不是说，还能赶得上打最后一仗吗？怎么还不让我去呀？正当丁玲着急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意了丁玲当红军到前线去的要求。丁玲的心要飞了，11月24日，丁玲穿着一身土灰色的四兜军装，一顶土黄色的军帽上，缝着两颗黑扣子，她打着绑腿，穿着平底圆口鞋，显得十分精干，走在奔赴前线的红军行列里，随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北上定边。
一路上，丁玲顶着寒风，骑着毛驴，经吴旗、志丹县，爬坡下洼，旅途中，她将歌声笑语洒满山沟、沙原。到了定边，她白天向县委了解文化宣传工作，晚上，便跟妇联的同志，到老百姓家中看姑娘、媳妇们剪的窗花，做的布老虎，捏的面燕燕；到客店、货栈看皮影戏，听陇东道情、“信天游”。那些说书的、剁荞面的、卖羊杂碎的、打盐的、挖甘草的，都觉得这位延安来的女干部热情得像一团火。
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举行暴动，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为了纪念这次暴动，定边县举行“广暴九周年纪念会”。这天下午，丁玲披着定边县委给她借的没面子老羊皮袄，与定边各界人士到城隍庙参加纪念会。她一进会场，就被拉到主席台上。台下坐着的有回民、蒙古人和汉民，他们举着写有“纪念广州暴动，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三角小旗，唱着“广州暴动苏维埃，中国革命新纪元……”丁玲望着眼前激动人心的场面，禁不住掏出用马兰纸订的小本本，用铅笔迅速地写着。
1936年12月28日《红色中华·红中副刊》第二期上，刊出一篇丁玲写的散文：《广暴纪念在定边》，作者以朴实的语言，激昂的情绪，描述了定边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抗日的真切感情。
多少年过去了，定边人民还一直记着这位热情的延安女干部。1983年，定边县委党史办公室的同志向丁玲寄去了慰问信，并向她征约定边革命斗争史料。丁玲接到信的当天便向定边赠送了三本载有《广暴纪念在定边》的文集——《到前线去》，并写了一封信。此是后话。
一个从上海亭子间走出来的女作家变了，是军旅生活改变了她，每天六七十里山路的急行军，使她学会了用一根线沾上油，从脚上的泡中间穿过去，消灭脚底的“大炮”。晚上住伙房，宿马号，双腿麻木僵直，都不能影响她在摇曳的火光下，握笔疾书。如果说三年的南京囚居生活使她更懂得了恨，那么，在这儿，更使她懂得了爱。她接触了许多红军战士以及彭德怀、左权、贺龙等著名红军将领，他们的一言一行，使丁玲的心灵再一次得到净化。她写下了《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名噪一时的战地散文。其实，丁玲离开西安时，就将一路见闻写了许多篇。从西安到保安，大约写了七八篇，叫《保安行》；随军北上，也写了六七篇，叫《北上》；从定边到三原，又写了七八篇，叫《南下》。可惜这些稿子大部分丢失，只剩下《到前线去》、《南下军中之一页》、《警卫团生活的一斑》等几篇作品。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后，丁玲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一方面军，从定边南下，经甘肃前往三原前方司令部，先后到过华池、环县和庆阳。庆阳县的县城，一面靠山，三面临水，只有一条路从下面通到城里。城里也是一条街，比较长。整个县城很高，很壮观。那年，她在庆阳正准备迎接阳历年，12月30日，聂荣臻交给丁玲一份电报，她打开一看，惊呆了，是毛泽东发给她的一首诗《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欢迎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词中“欢迎出牢人”，后来改为“招待出牢人”。
毛泽东发这份电报的两个星期前，即1936年12月12日，发生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月13日，他立即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在与会者发言后，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查《毛泽东年谱》，从12月13日到31日，毛泽东几乎天天有电报打出去：
13日，同周恩来致电张学良。
14日，同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及红军各方面军负责人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
15日，同朱德、周恩来等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同日，致电张学良。
16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同日，致电阎锡山。
19日，起草并发出十余份电报，其中发给周恩来的十一份；同日，致电潘汉年。
20日，致电周恩来两份。
21日，致电潘汉年；同日，致电周恩来；同日，与朱德、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马鸿宾。
22日，致电周恩来。
23日，致电周恩来；同日，致电南汉宸。
24日，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
25日，致电周恩来；同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
26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
27日，致电韩复榘。
31日，致电周恩来、秦邦宪。
在形势如此紧迫的非常时期，毛泽东这样急如星火地用电报发诗词赠远征人，一生中只有两次。前一次是发给长征中的彭德怀，其中有“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名句。享此殊荣者，丁玲为第二人。
有人作过有关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研究后，发现毛泽东与中国文化圈的交往，无论关系深浅，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文会友。毛泽东基本上不是以一个同行的身份，不是以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不是从个人的情趣喜好出发，而主要地是以一个政治领袖人物的视野和气度，从整个事业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处理这一关系的，他是把他与知识分子的友谊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了。
丁玲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文坛上又有一定的影响和感召力，她到延安，无疑为基础薄弱、人才缺乏的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平添了一支生力军。丁玲与毛泽东从一开始交往起，她就是毛泽东不仅从革命的需要，而且从个人角度都欣赏、器重的新文艺作家。丁玲到保安后的一系列行为，也没有辜负毛泽东对她的厚望。
尽管毛泽东与丁玲建立了远较文艺界其他人更长久、更深厚的友谊，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因这种个人私谊而淡化了他们交往中的政治色彩。过了几十年后，丁玲才感到这一点，她说：毛主席统率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帮助这些人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立场，自觉地彻底地转变过来……毛泽东在词中说：“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与他在中国文艺协会上说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我们要文武双全”是一致的。这话他在1939年12月9日晚上，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过。他说：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么，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1937年1月间，丁玲刚从陈赓部队转到二方面军贺龙的司令部时，有一天，总司令部派通讯员，把丁玲接去，说有一个外国女记者在那里，丁玲便赶回三原总部，进去一看，只见彭德怀、任弼时、陆定一几个人正热情地向一个人介绍部队情况，丁玲仔细一看，原来是史沫特莱，她高兴极了，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任弼时要丁玲陪史沫特莱去延安。离开前方，丁玲是不愿意的，但陪老朋友去，是另当别论。第二天，她俩就乘大卡车走了。
到延安后，丁玲又见到了毛泽东。一天，丁玲和主席聊天，主席问丁玲：那封电报收到没有？丁玲说：收到了，很感谢，但可惜没有见到手迹。“主席临时找了一张纸，在吃饭桌上又把原词抄了一遍递给”丁玲。
1939年初夏，丁玲担心延安地区有战争危险，不安全，便把毛泽东的手迹连同其他一些珍贵的东西寄给了在重庆办刊物的好友胡风。查1939年7月3日胡风的日记，记着：“得丁玲寄来一包稿子，田间底诗及雪苇底论文，M氏手写的旧诗词。”
胡风在回忆录里也记下了这件事：这次在家共住了五天，看完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看到报纸上登出了《七月》的广告。痔疮基本上好了，就急忙赶到重庆。在那儿收到了丁玲寄来的一包稿子，其中有田间的诗和雪苇的论文，还有一份用纸包得很仔细的用毛笔写的旧诗词，一看内容我就明白了。丁玲怕在战乱生活中将主席给她的亲笔书写的诗词遗失掉，特地托我为她保存。我深感这责任之重大，就赶快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面写上“毛笔”两字放在我装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这样，可以随时拎着小箱子去躲警报。胡风一直将它妥为保存，随身携带，经香港沦陷、东江脱险、解放前白色恐怖及“文化大革命”等种种劫难，历时四十二年，直到1980年从四川恢复自由，回到北京，才终于将它“完璧归赵”，可谓不负朋友之重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