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4日，由中共领导人陈云和李富春签署的：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中，部分内容是这样写的：(三) 引起对丁玲同志怀疑之处，大体上是由于：
……
(乙) 在1933年被捕之后，至1934年10月以前，仍与其叛变了的爱人冯达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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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丁玲同志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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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丁玲同志自述：被捕时虽见过冯达带包探到自己住屋，但解到特务机关之后，国民党还在逼迫冯达自首，因此她当时听信冯达所说自己的房子不是冯供而是被人盯梢到，认为冯达尚未叛变。因此与冯达继续维持同居关系。该时的环境也有身不由己的实际情形。但当1934年4月姚蓬子告诉她：“冯达供出了丁玲的房子。”以后，据丁玲同志声明自己即与冯达脱离了两性关系。妻子因丈夫的告密而被捕，囚禁时，夫妇俩又同居一室，这在后来的中国社会里几乎被看做天方夜谭，于是来自“革命”队伍里的猜疑接踵而来：这是国民党政府想通过已被控制的丈夫去软化妻子的政治态度转变。其实，丁玲的被捕属于软禁性质，她没有受过刑，也没有经过法庭的审判，她只是一名用笔写作反对政府的知名作家，国民党政府似乎并不想杀害她以激起社会舆论的公愤，只是把她与社会隔离开来，不让她的笔在社会上发生作用。既然是软禁，让家属住在一起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偏偏那些习惯于白公馆渣滓洞的政治宣传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件很正常的事情，不能分辨软禁与囚牢的区别；在那些人的简单思路里，你坐牢就应该受苦受刑应该去死，否则，不死就是有罪。为了这种心理的满足，他们这些人后来宁可让我们的女主人公重坐一次监狱，尝遍受苦受刑和家人分离之苦。更令人发指的是，这种没有人性的政治指责在丁玲精神上压了沉重的石头，一个无私无畏的、自由自在的女作家长期失去隐私权，成为一个不断地需要公开解释心病的祥林嫂。在丁玲晚年时写的回忆录《魍魉世界》里，她一再为自己与冯达的关系辩护，描写自己如何与冯达作斗争。回忆录里写到，当丁玲见到冯达就忍不住骂：“真看不出你是一个朝秦暮楚的人，哪里会想到是你把我出卖了！”冯达急急地申辩、解释，丁玲根本不愿听他的声辩，只想把无处发泄的仇恨发泄在他身上，真想跳过去打他。丁玲几次向看守提出：“要与冯达分开。我对他有怀疑，不愿同他再在一起。”这话也说得很奇怪，既然是被软禁中一切自由都已失去，面对的又是政治上的敌人，为什么要讲“怀疑”之类的话，这样的抗议当然被置之不理。
丁玲被捕后确实没有受到审讯，也没有受过刑。冯达一直与她住在一起。5月14日被捕，当夜他们夫妇被关在上海十六铺的一家旅馆里，第二天押解南京，仍然住在旅馆或是什么人家里，没有进牢房。以后就不断有人来劝降，写自首书，丁玲一概拒绝。她想逃跑未成，想自杀未遂，无可奈何中，曾是中共高干、后来叛变为国民党特务的顾顺章来看她，并通过冯达劝她争取出狱，宣称归隐回家养母。丁玲考虑再三，为了争取自由，她同意写了一份文件，大意是因误会被捕，未经什么审讯，生活蒙受优待，出去后居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丁玲始终认为这份文件不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价值，“既不是叛变、自首，也不表示动摇、妥协”。后来国民党要派人送她回湖南，丁玲坚持要求就地放人，又僵持不下。
1933年11月，丁玲被押赴莫干山软禁。在那冬季寒冷的莫干山上，孤寂的滋味阵阵涌上心头，“心像滚油在沸腾，熬煎，但我却只能沉默无言”，她那痛苦的心在流血，在挣扎，她“要喊、要叫、要撞、要冲击！”她又能得到什么呢？除了痛苦的绝望，就是绝望的痛苦。她“只能让泪水像涓涓的苦泉，一个劲地往下流，滴在衣襟上，滴入泥土里，到夜晚就又把枕头、被头浸湿”。寒冷麻木了她的心灵，孤寂使她透不过气来。她“实在需要一点热，那怕一点点。一点点热就可以使我冻得发僵的脚暖和过来。一点点热，也可以把我冻得死去的心暖活过来。这时我根本不想什么爱、什么喜悦，我整个身心都快僵了，如果人世间还有一点点热，就让它把我暖过来吧。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到底也还是一个人，总还留有那么一点点人的自然而然有的求生的愿望”。于是在一片茫然中的她，居然缓解了对冯达的仇恨，容忍了她那“应该恨之入骨的人”所伸过来的手。
1934年10月3日，丁玲与冯达的女儿蒋祖慧出生了。
一个幼小而柔软的小生命的诞生，本应给母亲带来无比的欣慰，欢乐和幸福。但蒋祖慧的降临，却使母亲“长时期遭受某些人的指责和辱骂”。“后来在某些人的心中，这竟成了一条‘罪状’，永远烙在‘母亲’的身上，永远得不到原谅，永远被指责”。捧着女儿天真无邪的小脸，望着她晶莹透亮的黑眼睛，抚摸着粉红色的小手、小腿，母亲的心快碎了。可是有的人“甚至有时还要加罪于这个无辜的女孩身上，让她从小到大，在心上始终划上一道刀口，好像她应该低人一等，她应该忍受一些人对她的冷眼和歧视”。母亲常常长叹：“这人世实在太残酷了，怎么四处都像那个寒冷的莫干山的世界呢？”
丁玲在冯达的心中占着重要的位置，当他看着他与丁玲共同孕育的女儿降生时，是喜？是忧？是乐？是愁？一时也说不清。他想要这个孩子，但他明白，丁玲是不会同意的。他不愿违背丁玲的意愿，更不愿在丁玲受伤的心上再撒上一把盐。他只能把女儿让给丁玲照料，自己悄悄地躲开。
对于一出生，就缺少父爱的女儿，丁玲给以加倍的母爱。她想：“我要挽救这条小生命，要千方百计让她和所有的儿童一样，正常地生活和获得美丽光明的前途，我愿为她承担不应承担的所有罪责，一定要把她带在身边，和我一起回到革命队伍里。这是我的责任，我的良心。”以后的几十年，丁玲一直在尽自己的责任，把女儿带在身边，为她缝衣做棉鞋，为她的上学读书操心。丁玲在1947年2月24日写给儿子蒋祖林的信中说：妹妹上学的事还很困难，妹妹的程度还不能进中学，又无适当的小学，在家里也学不好，除了每天写点字外就说不上有什么学习了。听说阜平城里有一完小，拟送去看看，离得近，还可以照顾一下。她不能比你，送得太远了，我还是不放心的很。一句“我还是不放心的很”，充分体现了丁玲的一片慈母心。为了让女儿全身心地健康成长，她还鼓励她参加一些群众的文化活动。1947年过春节时，丁玲在给儿子的信中，兴奋地提到蒋祖慧的一些生活情况，她写道：比较不寂寞的是妹妹，她和村子上的老百姓娃娃们玩得很好，阴历年前，每晚她就教她们排戏念剧词，排了一个姐妹顶嘴，妹妹扮闺女，张来福扮父亲，他们每晚锣鼓也都来，妹妹和张来福又演了夫妻识字，阴历年已经上演了三次，大约还要演几次。被延河水泡大的蒋祖慧，受到大西北黄土高原文化的熏陶，很快显示出舞蹈方面的天赋，她学朝鲜舞、中国古典舞、民间舞、芭蕾、外国民间舞，1954年进入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后，进行正规、系统的舞蹈训练。1956年留学莫斯科，进入前苏联国立戏剧学院舞剧编导系学习，师从安娜托里、瓦西里维奇等芭蕾名家。1961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国。她创作、导演的第一部大型芭蕾舞剧是《西班牙女儿》，之后完成了《巴黎圣母院》、《红色娘子军》、《流浪者之歌》、《泉边》、《祝福》、《杨贵妃》、《雁南飞》等作品。其中1980年创作的《祝福》，在芭蕾民族化等方面都有新的探索、创造，具有凝练、深刻、传神的风格，获文化部一等奖。她还曾应邀赴阿尔巴尼亚排练《红色娘子军》。从80年代起，蒋祖慧任中央芭蕾舞团的副团长兼编导，中国舞蹈家协会的理事。
1986年丁玲去世之前，蒋祖慧以艺术指导的身份，随中央芭蕾舞团到美国访问演出，带去的剧目之一，就是她编导的《祝福》，这是根据鲁迅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到了美国后，当地的报纸，以大篇的文章介绍蒋祖慧，并刊登照片。冯达的朋友万宏达看到后，立即将报纸寄往台湾。1936年冯达和丁玲分手后，再也没见到过女儿，过了半个世纪，冯达终于在报上见到了年过五旬的蒋祖慧。他凝视着照片，女儿的脸型比她母亲略长些，但五官非常相像，他的手颤抖了，放下报纸，坐在沙发上，久久地沉思着。半个世纪前在南京软禁时的一幕幕仿佛又闪现在眼前。
从他带着探员踏进屋里，见到丁玲的第一眼起，悔恨和痛苦就没有离开过他。被捕后，他想将功补过，帮助丁玲，哪怕是很微小的帮助，也使他的心得到一丝安慰。但他实在没能力。
冯达一再地对丁玲说：丁玲！过去我犯了错误，把家里地址告诉了别人，虽不是存心，事实上等于出卖了你和梓年，这成了我一生中无法挽回、万死不赎的罪过，我是没有前途了。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我眼看着你自杀。本来应该是我死，而你却去寻短见，我怎能不痛苦？我惟一的希望、惟一一点要活下去的意义，就是想能帮助你得到自由，你能回到党里去。我以前不愿我们分开，现在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我们命定了要分开的，我一定得帮助你回去。我自己呢？你什么时候走了，我就什么时候走。我无处可走，只好回广东老家。只要你还不自由，我就留在你身边。我对你没有要求，我知道你不会爱我，你对我只有恨。但我希望你能懂得，我实在也不好受。一切都是我的错误铸成的，我只能怨我自己，恨我自己。
……
丁玲！我希望你懂得我，我也是为了你，我没有办法可以保护你，但我总想帮助你一点什么。你是要回去的，我就帮助你实现这个惟一的愿望吧。我在他们面前表示迁就，他们就会容易相信，以为我还可以牵制你。我就应该利用这样条件。
……
我不忍拖你下水，也不能总像现在这样跟着你，我跟着你只能拖累你。有什么法子呢？我自然希望国民党对你的监视能够放松，然后你就可以找机会逃出去，脱离这个苦海。我说过，你什么时候离开南京，你走后，我就回广东老家。我们是命定要分开的。现在我的身体很坏，肺部这半年来经常疼痛。我不一定能活得长，但我，希望能够看到你自由。听着冯达发自肺腑的表白，丁玲“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1936年丁玲赴延安后，冯达就被母亲接回广东。后来与一位在电影界当会计的姑娘结婚，生了两个女儿，一个不幸去世，一个现在美国当医生。冯达夫妇于1947年离开大陆到台湾。女儿长大后，赴美读书，父母跟随而去。
女儿成家后，她的丈夫是个宗教信徒，每天在家布道、传教，冯达觉得很烦，相处不好，就一个人回台湾居住，妻子则留在美国照顾女儿的两个小孩。每隔一段时间，冯达就到美国去，与家人团聚。
冯达在台湾国际关系学院，专门从事研究苏联经济问题，回避研究中国问题。据接替冯达工作的毕英贤说，冯达平时不爱说话，很少与人交往，埋头翻译一些东西。
说冯达自离开南京后，就想把自己的一切紧紧地包裹，慢慢地咀嚼人生的这杯苦酒，还有点道理，说他心静如水，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曾对人说：“我是对不起冰之的——”“我确实相信有一天我可以在冰之墓前献上鲜花礼拜，我是理解她之实在伟大的人！”他经常思念丁玲和女儿，他在发表翻译稿时，用了一个笔名，叫“一心”。“一”是“丁”字的首笔，“心”是蒋祖慧的“慧”字，最后的“心”，“一心”包含了冯达对母女俩的全部恋情。1986年冯达收到朋友寄来的报纸后，再也遏止不住要见女儿的愿望。
冯达托朋友到北京去找蒋祖慧。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父女俩开始书信来往，分开五十年，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他们的两地书简直可以编一大本书了。1995年6月17日，笔者去拜访蒋祖慧时，得到她的允许，摘抄了其中两封信的片断。一封写于1988年12月2日：祖慧：
刚才收到你11月22日寄来的贺年片，你想象不出我的欢喜的心情的。我真多谢你！
你小时的一举一动，我时常想起，好像你就在我眼前。我知道你的成就，十分欣慰！我订阅美国一个周刊Newsweek，它在你在美国时，有一期(1986年3月10日)介绍你们的舞团，其中有一幅彩色照片，是你导演的一个场面，你的面貌很清楚。我想你早已看到这篇介绍文章了。
希望你常常来信，我很想知道你的健康和生活情形。欣孙有多大了？希望你寄我一张你全家的照片。
我住的地方是山上一个新开的住宅区，十分清静，是读书，散步的好环境。我每晚八时上床，每晨四时起床。极少下山。
……
爸
12/2/19881989年8月14日的信是这样写的：祖慧：
……
你不妨先寄一本你妈妈的书给我，纵使遗失也无碍。
我很希望读到你的写作，如剧本之类，能不能复印一两篇寄我？
我渴望早早见到你的心情，同你渴望见到我的心情是相同的。我相信我一定有一天见到你！ 以台湾目前的政策，你们团来台演出的可能很大，你们要努力进行。两个月前我偶然遇见一个做了四十多年电影事业的朋友，闲谈中他说在电视上(这里有三个电视台)看到映出“大陆的芭蕾舞，很不错”。其次，你有可能以艺术名家的身份，由这里艺术团体向政府请求邀请你来台观摩和交换专业的意见。我相信政府对大陆政策会逐渐开放。前几天报载教育部已批准吴祖光来台。
我说，我炼的“很平静了”。你说“我希望您真的能这样”。我的女儿，我不是安慰你，我的确做到“很平静了”的，你放心吧。“人非木石”，你妈妈说“谁说顽石不会点头”(抗战时，战地服务团亲身经历的结论)。我说的“很平静”，而不是绝对平静，很是有程度可算的，比如我收到你寄来的问候卡时，知道有机会可见到你了，立时狂喜，即执笔写信，找一张最近的照片寄你，便是很平静中的大震动。但痛苦的事，遇到时便用很平静的心排开它。又如欣欣考中学的数学得九十二分，人人会说考得很好，而他的数学练习考卷得一百分，便是绝对的好了，如果说很好两字便在逻辑上不好了。以上的说明，你可以放心了吧！
……
你小时左大腿外侧有一块红色胎记，现还在么？
……
爸
8/14/1989
冯达在信中对女儿说，希望在香港或日本相见。正巧蒋祖慧准备随团赴日访问演出，不料，出访任务取消了。日本不行，就到香港吧，1989年开始，冯达就办理父女见面的一切准备工作，约定第二年会面。不知是因要见到女儿，心情太激动，还是好事多磨，就在冯达启程赴香港时，摔了一跤，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话也不能说。朋友们见他焦急的样子，就问：这个要吗？冯达摇摇头。朋友又问：那个要吗？他还是摇摇头。这时，被冯达当作闺女的一位邻居——一位虔诚的教友，猜到了他的心事，就说：“你是不是想见祖慧？”冯达这才点点头。
已从美国赶来服侍冯达的妻子，立即打电话通知在北京的蒋祖慧。那次，办手续很快，签证没几天就批下来了。多少次，站在沙滩上，情思绵绵，一海相望；多少回，在梦中，与亲人相聚在厅堂，如今，女儿真的来了，一个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一个是年过半百的妇女。冯达此刻已病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用笑容来迎接女儿，笑容中包含着甜酸苦辣各种成分，有欢乐、有内疚、有父爱、有歉意……
此刻，女儿的心情也很复杂。
当蒋祖慧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人问她：“你父亲是谁？”
“胡也频啊。”蒋祖慧天真地回答。
“不是的。”
蒋祖慧听了觉得很奇怪，心想：哥哥蒋祖林的父亲是胡也频，我怎么会不是的呢？她蹦蹦跳跳地跑回家去问母亲，“我的父亲是谁？”
丁玲听了一愣，随口说：“你问这干什么呀？”
“别人问我呀。”
望着女儿可爱的脸蛋，母亲开玩笑地说：“你就说你是私生子。”
小孩的脑袋很简单，转身一玩，就什么都忘了。
蒋祖慧到1975年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是冯达。那年丁玲从秦城监狱出来，在山西安家。蒋祖慧知道后，偷偷地离开北京去看母亲。
晚上，母女俩同睡一条被窝，聊天时，丁玲把她出生的秘密一股脑儿地全讲了出来。1975年，“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丁玲虽然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但前途渺茫，生死未卜。此事女儿迟早会知道，还不如自己亲口告诉她。
笔者曾问过蒋祖慧，当时听到母亲讲她的亲生父亲时，是不是很激动？她说：不，我一点也不惊奇，好像母亲在讲别人的事，与自己没什么关系。这天，我们讲得很晚，后来我发困，睡着了，听不清母亲在讲什么。
丁玲和冯达分手后，除1938年有过一次通讯联系外，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丁玲在书中曾提到这件事：“1938年我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工作时，收到他从广州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广州沦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我能为他介绍几个在香港文化界的朋友。我把这封信交给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看过，没有给他回信。”
冯达写这封信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各地烽火四起，硝烟弥漫，交通时断时通，从广州寄到西安，要很长的时间；到了西安，也不一定能马上转到丁玲手中。即使丁玲收到信，肯不肯回信也很难说。如果丁玲愿意回信，等到冯达收到，可能早已到了香港。凡此种种，冯达应该会考虑到的。那么冯达写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真的需要丁玲为他介绍几个香港朋友，而是表达思念丁玲和女儿的心情，想知道她们是否安全？生活过得是否好？他俩毕竟一起生活了五年。丁玲不回信，也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但他让丁玲知道了他在干什么，在什么地方。也许将来有一天，女儿要寻找父亲，也有个线索。此后，丁玲再也没有听到过冯达的任何消息，以为他死了。
1986年冯达与女儿联系上，并约她会面，这使蒋祖慧想得很多。首先他是个陌生人，在她脑中一点儿印象也没有，除了给她血肉之躯外，什么也没给过她。再说，母亲是共产党员，她也是。如果跑去认个不光彩的生父，会给母亲脸上抹黑吗？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解冻融化，和父亲书信来往的逐渐频繁，蒋祖慧的思想观念也在变。父亲年纪大了，有生之年不会很长，自己有义务去看看他，解除他的思亲之苦，这也是人之常情。
蒋祖慧在台湾时，去拜访过那位教友，这是一个非常和蔼、善良的中年妇女。她讲给蒋祖慧听很多关于冯达生活的事。
冯达住在台北市郊，有两房一厅，带有厨房、卫生间和阳台。每天早上四时起床，晚上八时上床睡觉。平日里，散步、读书、打电话、到阳台眺望……都有详细的时刻表。1990年的一天，到了眺望的时间，教友在阳台上没有见他露面，就打电话去，铃声响了半天，没人接。她想一定出事了，因为冯达是很遵守自己规定的时刻表的。教友跑进屋，见冯达倒在地上，就立刻找他的通讯录，通知医院和冯达的朋友，及时地把他送进医院，虽然最后没能留住他的生命，但争取了时间，让冯达临终前见到女儿一面。
冯达后来的妻子叫郑惠，很早就知道冯达和丁玲的事。她对丁玲很尊敬。80年代郑惠随旅游团到大陆来，一见到蒋祖慧，就说：“你带我到丁玲大姐的墓上去，我要给她献花！”情真真，意切切，这束花也许是冯达托付给她的。
1993年北京出版的一本《丁玲传》中，有一张说明“冯达与女儿蒋祖慧”，摄于1935年苜蓿园的照片，那照片中戴眼镜的男人其实不是冯达，是冯达的朋友。蒋祖慧说：“那抱我的人，长得和我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父亲年轻时还蛮好看的，人长得不高，广东人的样子。”现在丁玲和冯达都已作古，当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见面时，不知会说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