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在确立生物进化观念之后，感到极大的困惑，是什么因素让生物进化的？寻找生物进化的内在动因，犹如牛顿在晚年寻找力的内在动因，尽管他们都走向了错误的方向，但这种探索的求实精神是至高的，没有这种精神，一切认识活动都必然陷入肤浅与混沌。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达尔文形成了自然选择理论，并立刻把它提升到巨大的高度，一些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把自然选择理论抬高到进化论的核心地位。
人类在发现生物存在变异和遗传现象的同时，也产生了疑问，在生物形态的变迁历史中曾经有大量的物种灭绝？曾经一度有一些非常发达的物种，比如恐龙，然而这些物种却在后来的变迁中灭绝了。这如何解释？灾变论和自然选择理论能够很好解释物种的灭绝，相比于灾变论，自然选择理论能够更宽泛地解释生物形态的变迁；然而自然选择理论却无法与变异和遗传在思辨逻辑上保持一致，陷入逻辑困境。自然选择理论能够很好解释物种的灭绝以及生物的繁衍速度与生存环境之间的趋向矛盾，即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然而自然选择却无法成为生物变迁的内在动因，这是自然选择的根本缺陷。自然选择理论在思辨逻辑上违背了实体形态变迁的自因属性，也必然与生物的变异和遗传现象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自然选择对于生物形态的变迁是一种外部的约束力量，或者说它是生物之间以及与自然实体关联的一种表现，是生物相对属性的一种体现，而不是生物变迁的内在因素。
实体属性的总称是相对独立属性，实体形态的变迁也是相对独立属性内在的必然趋向，尽管也与外部是相互关联的，这种关联表现为对实体的相对性约束，但实体形态的变迁仍然是内在因素决定的。变异与遗传在生命形态变迁中以及延续繁衍中表现出来，一种现象，来源于实体形态的变迁。变异与遗传具有明确的趋向属性，尽管这种趋向属性因大分子结构而数量惊人，但这些趋向属性是真实的。自然选择从外部关联中约束了某些或着全部的变迁趋向，而所谓的自然选择的方向就是外部的约束。令达尔文和许多达尔文主义者困惑的是，如果肯定了变异与遗传的趋向属性，那么是否会导致所有的生物种类都必然指向人类，这岂不陷入巨大的困境，也是不符合真实的。这种困惑也是达尔文进化理论的一种悖论，然而这种悖论是不成立的。变异与遗传的趋向并不是线形的，生物内在的大分子结构必然使得生物的变异与遗传具有数量惊人的多种趋向，而每种趋向都会达到一种生命形态的平衡状态。一旦达到这种生命形态的平衡，这种平衡状态就会约束它的变异与遗传，从而使得生物物种具备极为稳定的生态。从一种物种突变为另一种物种并不是容易的，肯定变异与遗传的趋向也不会模糊物种之间的界限。因此不会存在所有生物物种都指向人类的可能，即使是一种单细胞生命形态，只要它达到一种生命的平衡状态，那么它的变异与遗传将是稳定的，从而保持这种物种延续，它很难再向着复杂的生命形态变迁，它已经失去了时机。在无生命实体形态，这种趋向不是同样的吗！实体形态尽管有大质量实体的趋向，但每种趋向都会达到某种平衡状态，比如光子，它达到了一种极限平衡状态。光子非常稳定，所以不会是越大就越有优势，更不会趋向无穷大。平衡状态才是硬道理。所以，人类社会的大企业需要约束，而垄断企业更是社会的害虫，不管这种垄断是如何获得的。
肯定变异与遗传的趋向属性并不会陷入困境，也必然是符合真实的。变异与遗传的趋向属性来源于实体形态变迁的本质趋向，变异与遗传的趋向属性保证了生物形态在变迁中不会出现怪物，更不会出现背离实体形态原始属性的可能，这不是最重要的吗！如果肯定自然选择在生物变迁中具有这种功能，一幅残酷的图景，难道这是人类社会的无法逃避的孽根，从而为荀况的人性恶提供有力支撑，进而导致大秦帝国的酷法，这是一种巨大而危险的错误。自然选择不具有这样的功能，这是一种逻辑关系的倒置，不是外部去决定内部，尽管外部对内部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但绝对不是决定性质的。
同样，生物变异与遗传的趋向属性也不会导致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从低等生物向高等生物的必然变迁。尽管生物的变迁确实有这样的方向，这是生物发展规律的重要部分，但生物变异与遗传具有趋向面，就是多种趋向。在生命形态的不稳定状态时，生命实体的变异与遗传很容易产生新的物种，产生新的生命形态，但这需要时机。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理解新物种的产生，也极大缩窄了生物变异与遗传的趋向属性，所谓质变就是这样的。因此，今天的猴子或猩猩无法变成人类，但并不代表远古时代的猴子或猩猩就不能变成人类，也就是今天猴子或猩猩共同的祖先，因为那时的物种远没有达到生命的平衡状态，地球形态也没有达到如今的稳定状态。这些都存在必然的关联，今天的猴子或猩猩已经失去了时机，人类社会已经诞生。生物一路的变迁历史给我们强烈的方向感，人类在其方向的顶端，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幸运，也是人类社会的巨大使命。不是所有的生物物种都是可以变成人类社会的，它们已经失去了时机！当然，这并代表人类社会就可以不对自然保持敬畏！就可以轻视其它一切生物物种！
达尔文对进化论的方向顽固地坚持生存论，他认为生物的进化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生存，生物的变异与遗传也是为了更好地存在，生存高于一切，他用大量的所谓的例证来论证他的这种观点，犹如存在即有理一样直观易接受，然而却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必然会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中。如果生物的进化只是为了生存，那么为了生存而进化的生物物种怎么会灭绝了呢？这不是上帝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嘛，这不是在耍着玩吗！当然，达尔文可以很认真地替上帝说一声抱歉，一面又会解释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自然选择就是这么残酷。但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牵强的解释，我们不能接受在思辨逻辑上存在矛盾的观念，因为它必然是不符合真实的。我们判断生物进化具有从低等到高等的方向，是从生物形态变迁一个大尺度宏观的角度获得的，这种宏观的方向是那么得强烈，让人无法否定。方向只是结果式的规律，并不是生物实体的属性，在生物实体的属性里，生物实体存在着来源于相对独立属性的形态变迁的本质趋向，趋向属性仍然是自因属性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原因。
变异与遗传的趋向属性来源于实体形态变迁的本质趋向，趋向平衡状态，变异与遗传具有更为明显的自主特征，并通过繁衍的方式强化这种自主。生命形态的一切属性都是来源于无生命实体，尽管它已经获得更为显著的相对独立属性，从自因属性变成为自主属性，但生命形态的自主属性同样受到了实体关联的相对性约束，自然选择就是这种约束的体现。变异与遗传是生物产生新物种的唯一途径，也是唯一内在的动因，自然选择和灾变论尽管揭示了对生物变异与遗传的外部约束，但无法成为变异与遗传的内在动因，也根本不可能成为产生新物种的原因。在自然选择中，选择一词是不妥的，它的概念更是错误的，如果更改为自然约束更为妥帖。自然选择的约束方并不是生物进化的主体，而是生物形态变迁中的客体，客体的作用不能直接加在主体内在的变迁上，必须先被主体接受并转化为内在的因素才可以作用在主体的内在变迁上，这是实体的自因规律。当然，生物的变异与遗传的主体在实体的关联中具有接受自然选择的客体的约束的影响，并把这种作用内化为变异与遗传的内在因素，这种关联与作用来源于实体之间的相互关联。
我们无法同意美国学者古尔德的观点，他认为自然选择具有创造性，正是这种创造性使得自然选择具有方向，并且塑造了生物形态。这是一种偏激的观点，自然选择的作用绝不同于风雨对山石的作用，绝不同于地球运动对地球地貌的作用，两者在本质上是极不相同的。地球的自然力量对地貌的作用是其本身的作用，而自然选择对生物进化的作用却不是其本身的作用，生物已经获得了一个显著的相对独立属性，尽管它仍然依附于地球和太阳系，但已经是生命实体，已经不同于无生命实体，这一点一定要记住。然而古尔德显然忘了，自然选择没有所谓的创造性。生物进化中的创造性只能来自生物本身，而不会来自外部，尽管外部会对生物进化施加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有被主体接受并内化才能形成创造性。对于外部客体的影响，主体的接受具有两个层次的区别，自发和自觉。我们无法排除来自外部客体的作用，如果完全不理会这种作用，对于生物种类来说，必然在累积到极限时走向灭绝，甭说不理会，就是自发的接受这种外部的作用有时也很难逃脱灭绝的命运！在生物进化中，大量的物种灭绝不就是这样的吗？实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必然产生来自外部客体的作用，因此主体如果能够自觉的接受外部客体的作用，并且如果主体能够对外部客体的作用作出某种符合真实的预测，并为这种外部的作用做好准备，那么主体的变迁趋向就会拥有更大的自主属性，这就是人类社会长久渴望的属性。人类社会拥有这种属性，这就是所谓的能动属性。在生物种群中，只有人类社会具有这种自觉的属性，这种属性在思觉属性中体现出来，人类社会拥有认识世界的潜能，不同于其它所有物种对世界的感知，人类社会的思觉具有创造符合真实的思辨逻辑体系的能力，这是认识真实世界的唯一的途径，这条途径是苏格拉底第一次发现的。尽管这条途径看上去只是间接的，通过对存在的表述来获得真实，创造影象存在来获得认识存在的途径，但这是唯一的途径。我们不得不认识到真实本身是无法认识的，有一种简单而又符合思辨逻辑的推断，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的感知？这种直接的推断符合真实，但这并不能作为不能认识真实的依据，因为鱼与我是同质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间接的途径认识鱼的感知，尽管我们认识的感知已经不是存在，但对鱼的趋向可以作出符合真实的判断。这是认识论里的复杂问题，但又是浅显的理论，即使我们对自身的认识也是在实体形态的变迁中获得的，尽管实体极限属性让实体的连续作极限停滞，但那不是认识可以捕捉的。实体形态的趋向才是我们人类可以捕捉的，而这才是根本的。人类拥有这种自觉的属性，从而可以使得客体的作用与主体内在的变迁趋向达到一种完美的一致，在这种状态中，主体与客体的关联就会达到人类梦寐以求的状态，即和谐状态，犹如中国的一则故事，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但这是极其困难的，人类社会还远没有达到这种与宇宙的关联状态，我们可以推断，那是具有终极目标的特征。
当我们肯定生物进化的方向时，我们必然会遇到如何判断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的问题，因为生物形态变迁的方向自然地把生物种类作出了一种有序列的分布，人类在这个分布序列的顶端。我们必然面临这个问题，自然保护者可能对此产生不一样的观念，可能会出现生物的平等观念。自然保护并不需要生物的平等观念，人类自身远没有达到平等的状态，并且生物种群是没有平等一说的。尽管在实体的相对独立属性层面具有某种一致的逻辑，但平等观念是人格化的，也就是说平等观念只是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的，也是人类社会才有的属性与规律。我们保护自然是因为人类与生物以及地球存在密切的关联，破坏它们就在危及我们人类自身，这是一种浅显而符合真实的思辨逻辑。因此，自然保护是一种关注人类未来的长远措施，是对于人类严重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和生物环境而言的，严格说来，自然保护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经济的政治实践问题。人类已经从其它生物种类中脱离了出来，因为人类是一种全新的生命形态，犹如生命形态与无生命形态的区别。尽管我们人类仍然属于生命实体，但不能把人类归于高等动物的生物种类之中，这是不符合真实的。人与人类拥有思觉属性，这是所有其它实体都无法比拟的属性，尽管生物实体具有感觉属性，但感觉属性无法与思觉属性相比，它们之间的差异不亚于体觉与感觉之间的差异，即无生命实体与生命实体之间的差异。存在这样巨大的差异，我们无法把人类归于高等动物物种，而必然把人类单独归属，犹如我们不能把植物或动物归属无生命实体一样。我们并非在刻意地抬高人类种群在生命实体中的所谓地位，而是这样的归属更符合真实，更符合思辨逻辑，也符合提高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使命。人不是动物，也不是高等动物，人是生命实体。
判断是影象存在范畴里的东西，它对应着实体的属性。我们如何界定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的标准是判断的范畴，而生物种群实有的关联已经表明了这种判断。这种判断只是帮助我们认识生物种群的关联，认识它们之间的变迁与差异，并没有其它的任何人类武断加上去的任何意义。有些学者提出，差异并不等于优劣，并不等于高低，这是一种具有平等观念的判断，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不可辩驳的依据，但对于其它领域是不适用的。当然，由于人类社会的国家观念以及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所建立起来的等级观念把优劣和高低推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并且被完全权利化了，这是极度扭曲的观念。因此，在生物形态变迁中依据方向而排列的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并没有被赋予任何的权利意识，只是描述生命形态属性变迁的差异而已，只是我们认识生命变迁的一种途径而已。
在生物形态的变迁历史中，生物种群在变迁中的关联就已经为生物种类排好了顺序，判断生物种类的低等与高等的标准就是依据生物形态的属性与规律，这是一目了然的逻辑。所谓低等生物与高等生物只是一种判断，并非属于生物形态的属性范畴，也不是自然选择那样的在关联中的约束，而纯粹是我们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认识生物种群的理论而已，一种易于我们认识的途径而已。所谓进化论的方向同样如此，但自然选择却是不一样的，它是描述生物形态在变迁中与外界的关联所产生的现象，表现为外部客体对进化主体的约束，本质是生物实体的相对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