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18日，是我们启程回国述职、探亲的日子。我们与同在伏尔加格勒工作的几位南京人何家鑫、苏鹏凯等一起坐火车取道莫斯科回国。
随着火车慢慢地启动，我们与前来送行的奥尔飞公司领导和员工告别，与阿列克谢依依话别。从去年离开上海，一转眼已经过了十个月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思乡情结、思亲情结时时袭入心头。
妻的身体如何？女儿的学业如何？时时挂在心头。
听着车轮“哐当、哐当……”那金属与金属撞击所发出的愉快歌声；看着火车路基上、原野远处屋顶上又厚又白的积雪；望着一排排、一片片绘着黑白相间树干的白桦林急速后退，——我的心情也更加激动——上海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很快就要回到我日思夜想的故乡，很快就可以回到我自家的“草窝”了！
这次到莫斯科，因为是回家的中继站，又没有其他的任务，所以大家都怀着既轻松又无奈的心情度过了“漫长的”三天
3月22日晚上8点，武晓红女士开车将我们几个送到了莫斯科国际机场。我们乘坐航班的起飞时间是9点55分。
按通常的惯例，我们依次顺利地通过了海关。
在领取登机牌时，何家鑫首先碰到了问题。机场工作人员讲：“何，你的出境签证已经过期了。你出境的期限是2002年3月20日，今天已经是3月22日了。”
大家傻了眼了。仔细一看，出境的期限确实是2002年3月20日！
何家鑫向机场工作人员讲了许多好话也没有用。机场工作人员反复与他们的领导通电话，又是来来回回去办公室请示了几回，总算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开恩”：同意修改2天签证日期，罚款100美元。
何家鑫赶紧掏出美元：“没有办法，只怪我们没有仔细看清签证日期呀。罚款就罚款吧，只要能够回国！”
这么一来一回的折腾，轮到我们办理登机手续时，时间已经被拖到9点15分了。
我们托运了行李，领好了登机牌走向边检站，先后将所有证件交给边防检查站窗口里面的女警官——这是最后一关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舒了一口气。
那位女警官，反反复复地将我和小高的护照查看了半天，就是不放行。过了好几分钟，她拿起桌上的电话，给在另外一个办公室里的上司打电话。
不多时，一位警衔更高的男警官来到我们面前。他看了我们的护照，很有礼貌地对我们说：“先生，请你们到办公室去一下。”于是我和小高就跟着他进入了旁边的办公室。
我们俩感到很奇怪，一路走、一路不解地交流着，不安地回想着每一个细节：我们的证件都是正常的呀。我们早就在伏尔加格勒的内务部做好了“落地签”，并且由“奥尔飞公司”的俄方领导为我们办齐了所有在俄的各项文件和必需具备的证件。
哪里出了问题？会是怎样的问题呢？严重不严重？
我们心怀不安地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那位警官在办公桌上不停地打电话。何家鑫与苏鹏凯他们早就依次通过了安检、边检，十分焦急地在门口等待着我们的消息。
9点40分了，小何与小苏无法继续等我们了，他们要登机了。临走前，他们只得无奈地与我们挥挥手，进入候机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那位警官还是不紧不慢地打着电话。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喉咙口。
10点钟，已经超过了航班起飞的时间，我们却还是焦急万分地在办公室里等着……。
这时，一位机场工作人员匆匆来到办公室。他先与办公室的那位警官说上几句话，然后急切地对我们讲：“张先生、高先生，飞机准备起飞，你们两人的行李是从飞机上取下来，还是运到上海请你们的家属到机场来取？如果随飞机运走的话，请留下我们与你们在上海家属的联系电话。”
我的脑袋“嗡嗡——”地一阵乱响——真的走不成了！
“行李还是随飞机走吧。”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也不要再耽搁飞机起飞的时间，不用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倒腾行李了。
我说：“因为有何家鑫与苏鹏凯两人在，他们会与我们的家属、与飞乐公司取得联系的。”
机场工作人员记下了我们家属在上海的联系电话，收回了我们两人的登机牌，返身向登机口赶去。
这时，警官将护照还给我们，只是淡淡地说：“中国朋友，你们自己去内务部吧，需要重新办理一下相关的手续。” 他也没有对我们讲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让我们登机。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们登机呢？请你告诉我，是什么问题？”我大声问道。警官只是耸了耸肩，摊了摊双手，再也没有理睬我们。
还是机场工作人员没有忘记提醒我们：先生，你们的机票，还可以再重新改签，重新确认一次。
莫斯科——上海是这里的最后一个航班。
这一架TY157大客机，本该带着我们的殷切希望，载着我们快快回家；此刻，却拉着我们的行李，带着我们的无穷失望，毫不留情地起飞了！飞走了！
只要再过九个小时，这架飞机就会降落在我们故乡的浦东机场；而我们却回不了上海，被莫名其妙地留在了莫斯科的谢尔米捷瓦机场！
海关、机场、边检人员送走了最后的航班，也都下班了。候机大厅里稀稀拉拉地只留有几个值班人员。熙熙攘攘的情景消失了，代之以冷清和寂静。
时间在飞快地流逝。每当心情紧张的时候，时间就会过得飞快。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是23日凌晨1点多了！
毫无思想准备的我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一下子，许许多多混乱的思绪、许许多多疑问、许许多多方案都涌入了我的脑海：
家里该怎么办？我的妻子、女儿将在上海收到冷冰冰的行李，却见不到活蹦乱跳的人影；她们的心情也要受到沉重的打击，她们将非常不安地继续等待，等待……。我们一时回不了上海，要赶紧找一个合适的借口，让妻儿安心……。
公司该怎么办？公司的同事到机场接不到我们，他们也会非常着急的……。要马上将突然发生的情况、以及我们目前的处境向公司汇报，使公司了解我们的情况，一起想办法尽快解决问题……。
现在该怎么办？现在首先是要解决当晚的住宿问题吧。
我们想，这么晚了，武晓红他们已经为我们忙了一整天，早该睡下了。而且，从市内到莫斯科机场的路途很远。我们不想在凌晨再去麻烦武晓红她们了。
我们拿着随身行李，来到设在对面的机场宾馆。宾馆的标价是2800卢布一个晚上。我们也顾不了住宿费高不高的了，只需要先住下来，稳定一下自己烦躁的心情，整理整理我们乱糟糟的头绪，其他问题只有等熬过了夜，到天亮了再说吧。
我们向机场宾馆的接待小姐递上护照。她拿着我们的护照左看右看，前翻后翻，足足过了十分钟，扔出了一句话：“先生，我们不能让你们入住！你们的签证有问题。”
天那！好一个“签证有问题”！
我按住激动的心情问：“姑娘，请你告诉我，我们的签证是什么问题？”
“你们的签证过期了。”
哦，还是宾馆服务员道出了真正的原因。
我们身怀“签证过期”的护照，在偌大的莫斯科一下子变成了“无处过夜”的“流浪者”！
在这深更半夜的陌生之地，如果再遇到巡夜的警察询问、查看护照或者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讲不清、道不白的麻烦可能会更大了。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厚着脸皮拨通了武晓红的电话。其实她们夫妇俩根本就没有入睡。
我们没有能乘上飞机回国的信息，何家鑫早就通过电话告诉了武晓红。她们夫妇俩也很不放心我们的处境，更不了解我们不能登上飞机的原因。所以一直不敢睡觉，始终守在电话机旁等着我们的消息。
通了电话后，她俩以最快的速度开车来到机场，将我们重新接回小鹰宾馆。他们安顿我们住下，安慰我们不要着急，天大的事情都要耐心地过了这个晚上再说。
时间已经是凌晨2点半了，我们赶紧草拟了处理问题的方案。
我们与家里通了电话，告知妻儿不用担心，请她们先去机场取回行李，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与公司通了电话，向领导通报了我们目前的情况，以及我们初步拟定的处理方案。
身体的极度疲乏和大脑的高度紧张，我始终处于亢奋的烦恼之中无法入睡。在宾馆的床上翻来覆去地辗转了几个小时，天早就大亮了。
第二天一早，武晓红就请来了她们公司的俄罗斯法律顾问玛丽娅律师，咨询处理意见。武晓红与玛丽娅律师反复研究了我们的护照，认为我们的签证确实已经过期，属于比较严重的问题。
玛丽娅说，多亏你们携带的是“因公护照”。如果不是“因公护照”的话，说不定你们已经蹲在莫斯科的警察局了。
哦，我的脊梁骨仿佛透过一阵嗖嗖的冷风，这么严重的问题，我们还一点都没有察觉。我们一直以为我们的“在俄工作许可证”是签了一年的，离开有效期还有几个月。
我们刚刚到达伏尔加格勒，就由奥尔飞公司总经理柳巴科夫，到伏尔加格勒内务部为我们签署了期限为一年的落地居住签。因此，我们就一直想当然地以为上海俄领馆为我们办的就是“在俄一年期”签证。
正因为我们没有仔细去关注护照上签证的具体内容，才导致了“被拒于登机口”的严重后果。真是“外交无小事”，我们得到的是“大意失荆州”的深刻教训！
玛丽娅法律顾问还认为，这个问题你们在莫斯科是难以解决的，建议我们还是赶回伏尔加格勒，由奥尔飞公司所在地的内务部出一个“出境证明”才能解决。而且，她告诫我们，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事不迟疑，我们当即购买了火车票，立刻启程往伏尔加格勒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