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在民间医生中也都掌握针灸治疗技术，有些还以此而著名。例如涪翁就是其代表。涪翁，东汉时期四川人，由于他每每垂钓于四川涪水附近，人们便以“涪翁”称之，其姓名却逐渐不为人知。《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由此可见，涪翁并不以医为谋生，他为人治疗疾病全出于义务，不向病家索取钱财物品。他以垂钓和乞食为生，是一位贫寒而热心为人针灸治病的针灸学专家。从现有资料看，他是我国最早的针灸专科医生，并且有针灸著作，其医德和为针灸献身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更可贵的是他在这样贫困的环境下仍不忘培养后继人才。有个名叫程高的人，看到涪翁的品德学识，对涪翁十分崇拜，得涪翁应允，便拜师学艺。涪翁乃将自己的学识无保留地传授给程高，高不但继承了老师的学识技术，也学到了老师高尚的为人处世的品质，隐居于群众之中，长期在民间行医。年老时又将自己的针灸疗法等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郭玉。
郭玉，四川广汉县人，是涪翁的再传弟子，所以也很精通针灸学和脉学。郭玉长期在民间行医，他继承了涪翁、程高的道德品质，“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深受群众的爱戴，医名鹊起。和帝时（89～105）被召为太医丞。一次，和帝问郭玉为何诊贫苦人效佳而贵人却多无效呢？郭玉说：医生在无拘无束时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如果处于紧张、惴惴不安，甚至恐惧状态，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干和技巧。给贫苦人家诊病，医生很自然处于无拘无束状态，没有任何紧张和恐惧的思想负担，故能处之泰然，诊病处方都会恰当，疗效也就很好。反之则完全相反，故很难取得好的效果。他接着还论述了为贵族治疗疾病的四难。他说：“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所谓四难就是这些达官贵人自以为是，不听医生的话；对自己的身体不知爱惜；身体骨节不强，不能应用药物；好逸恶劳。这四难讲得很不客气，但却十分切合实际，是病人和医师都应引以为戒的。
皇甫谧与《针灸甲乙经》
皇甫谧（215～282），字士安，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省灵台县朝那镇）人。出身贫寒，曾过继在叔父门下，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40岁时方还本宗。谧幼时不知治学，终日游荡，20岁后才发愤读书，耕种之余，手不释卷，边耕边读，至为精勤，竟成一代名家。甘露年间（256～259），曾患风病，兼苦耳聋，缠绵百日方得治愈。因感于诸医学术浅薄，遂自己立志研究医药，搜求古典医籍，遥宗古人妙术。魏晋政府曾几次请他出仕，他都坚辞不就，研习医药之志向终生未渝。究其原因，则于他认识到身体是根本、医学有大用，如他自己所说的：“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人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两晋时期，炼丹服石之风盛行，皇甫谧亦曾一度濡染，他52岁时，因服石引起一场重病，痛苦之极，险些令其自尽。因亲受服石之害，遂作《寒食散论》一卷，力贬服石的陋习。可惜未流传下来，仅有部分内容保存在《诸病源候论》中。
皇甫谧精思博习，勤于著述，对经史各家都有研究，先后有《帝王世纪》、《高士传》、《逸世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书梓行于世，显露出文中才华。在医学方面，除已佚的《依诸方撰》等之外，主要有《针灸甲乙经》12卷，作为第一部针灸学专著流传至今，在中国医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针灸甲乙经》这一书名，是明代新安吴勉学校本始用的，而历代史志对本书书名及卷数的记载并不一致。《隋书·经籍志》载：《黄帝甲乙经》10卷；《旧唐书·经籍志》载：《黄帝三部针灸经》13卷；《新唐书·艺文志》载：《黄帝三部针灸经》12卷；《通志·艺文略》载：《黄帝三部针灸经》13卷；《宋史·艺文志》载：《黄帝三部针灸经》12卷。从以上记载看，只有《隋书》所载的10卷本名为“甲乙”。关于“甲乙”的含义，日人丹波元坚根据《隋志》所载，其卷第以甲、乙、丙、丁……名之，他认为“玄晏原书，以十干列，故以‘甲乙’命名”，观《旧唐书》以后诸史志所载的版本都不是10卷，也都不名以“甲乙”，颇觉丹波氏的观点可信。有人认为《甲乙经》的全称应定为《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这是将古书记载的两种书名合为一起了。《甲乙经》自西晋太康三年行世之后，历代经过多次传抄，所以书名和卷数有所变更是容易理解的。
《针灸甲乙经》是一部汇编性著作，它是根据《素问》、《针经》（即《灵枢》）、《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的内容编纂而成的。皇甫谧认为“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于是“撰集三部，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目的则在于便于学习，便于应用。拿现存的《内经》对照来看，皇甫谧在编纂《甲乙经》时是下了一番选材和整理功夫的。《内经》的主要内容，几乎都被本书选录，所以本书虽为针灸专著，但实际上把中医的基本理论都包括在内了。
今本《针灸甲乙经》分12卷，128篇。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论述人的生理功能、人体经脉、骨度、肠度及胃肠所受、俞穴主治、诊法、针道、生理病理等。第二类则为临床治疗部分，包括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内科为重点。《针灸甲乙经》在统一针灸经络穴位，探讨针灸治疗的适应证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就。该书对我国针灸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后世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所以后世一直把本书视为中医针灸学之祖。
《甲乙经》较早传到国外。8世纪，日本医界即以该书为教科书。现在法国针灸界正组织力量翻译此书。在此之前，已有了《甲乙经》的英译本。其国际影响是很大的。
《新修本草》
我国本草学发展到隋唐五代时期，开始逐步趋于成熟。这表现在：其一，本草学得到了国家的重视，政府出面组织编撰、修订、颁行本草学著作，使之成为药典；其二，本草学知识领域更加扩大，开始出现一些分支性的专门著作。其中唐代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体现了这一时期本草学的主要成就。
苏敬（约599～674），宋（今湖北省境）人，后因避宋太祖赵匡胤家讳，被改名苏恭，为唐代重要勋官，曾任朝议郎行右监门府长史等官职。自从梁代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之后，唐代药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鉴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的乖违及当时医家用药的纰紊，苏敬对本草学进行了初步的整理研究工作，并于公元657年上书唐高宗，请求政府修订本草。唐高宗李治采纳了苏敬的建议，征召当时的著名医药学家和科学家、艺术家等学者，以及行政官员20余人，由苏敬主持，共同进行这项工作。在修订工作中，采取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注意实际的调查研究工作。一方面，提出“《本经》虽阙，有验必录，《别录》虽存，无稽必正”，不为前代本草著作、哪怕是经典性著作所束缚；另一方面，又强调“下询众议”，“定群言得失”，广泛地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注意吸收各方面的经验。其间，还下令全国郡县，征集地道药材，并要求各按实物描绘成图，送至京城，以备修订参考。如此该书之编撰实际上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经过两年紧张的整理研究，于公元659年编撰成《新修本草》一书（亦称《唐本草》），并由唐政府颁行全国。《新修本草》是我国医药发展史上第一部药典，比过去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的《纽伦堡药典》（1542）要早800多年。全书正文20卷，目录1卷；《新修本草图》25卷；《新修本草图经》（药图的说明文字）7卷，目录1卷，共54卷。
《新修本草》所载药物比《本草经集注》增加114种，使我国本草学著作收载药物品种达844种（一说《新修本草》收载药物为850种）。在114种新增加的药物中，有37种收入1977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新修本草》的分类与《本草经集注》基本一致，但将陶氏七类调整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及有名未用等九类，本书正文部分在《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加以重新修订改编，校正了若干错误之处，并详述了各药的性味、主治及用法。图谱部分则是根据广泛征集来自全国各地所产地道药材所绘制的药物形态图。图经部分除了对图谱所绘药物形态作了文字说明外，还有采集炮炙等方面的内容。《新修本草》还广泛收载了当时民间的用药经验，如用白锡、银箔、水银合成牙科的填充剂等。注意吸收国外传入的药物知识。
《新修本草》系统总结了唐以前的药物学成就，文图并茂，内容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书中并保存了一些古本草著作的原文。尤其在编撰过程中，从全国各地道药材产区征集实物、药图，并于书中增附图谱、图经，实为我国本草学史上的创举，对药物形态鉴别、药物真伪辨别及帮助学者认识药物等，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书颁行后，很快流传全国，成为当时对药物性味、主治、用法、炮炙和产地等有规范性要求，对医生、药商有法律性约束的一部标准性的药物学著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医科大学——唐太医署，亦立即采用它作为教材。这种注重吸收运用当代学术发展中的最新成果的教育举措，对我们今天的医学教育也不无启发意义。同时也证明该书在当时所具有的权威性。其后本书影响达300余年。本书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如颁行后不久即传到日本，对当时日本医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公元701年，日本制定了医药律令“大宝律令·疾医令”，其中规定医学生的必修书中，就有《新修本草》，学生学习课时还必须达310天。日本律令《延喜式》905年亦载“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足见当时本书在日本医学界所受到的重视。
唐代孙思邈《千金翼方》（682）保存了本书正文大部分内容。唐以后，本书正文多收录于《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等书中，本草图及图经部分则早已亡佚。《新修本草》现存三部残卷，从敦煌发掘出的两种残卷片断，为英、法等国掠去；另一种为日本仁和寺藏本（十三四世纪抄卷子本）的残卷共10卷，又补辑1卷（人民卫生出版社有影印本）。现国内流传的有日本岗西为人和国内学者尚志钧先生的两种辑佚本。
孙思邈与临床百科全书《千金方》
孙思邈（581～682），唐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他天资聪敏，治学精勤，善言老庄，喜好释典，通经史，知百家，是集佛、道、儒三教于一身的饱学之士。他自幼多病，为筹汤药之资几乎罄尽家产，生活显得极为困难，但他从不为此而放松经史、医药知识的学习。20岁时，他开始行医于乡邻亲友之间，每得良效。自己多病的身体，也靠自行调治变得强壮起来。从此他更加勤奋地钻研古代名医的著作，寻求民间的治病经验，往往因为一个单方、一味-药物、一种炮炙方法等，不远千里虚心向人请教。因此，他的医疗技术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医名鹊起。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征召并授以高官厚禄，他都一一固辞。但当群众求以疗疾时，他却从未予以拒绝。他强调：“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他还告诫医生到了病家，举止要检点，仪态要端庄，“纵绮满目，勿左右顾盼；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不论是在患者病家面前，还是在医界同道背后，孙思邈的态度都反映了他高尚的思想品德，这一直为后世历代医家所称道，时至今日，仍是我们进行医德教育时所不得不提出的楷模。
孙思邈结识的朋友很多，如擅长针灸的太医令谢季卿；以医方、针灸著名的甄氏兄弟甄权、甄立言；长于方药和养生的名士孟诜；通晓药性的韦慈藏；著名的历史学家魏徵，知名之士宋令文、卢照邻等都与思邈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的经常往来，相互研讨学问，也促进和丰富了孙思邈的知识领域和学术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