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这番肺腑之言，使我感动极了，他的比喻十分贴切。他赞美野菊花，我也一直喜爱这种野菊花，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我曾经多次吟诵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野菊》诗：“苦竹园南椒坞边，微香冉冉泪涓涓，已悲节物同寒雁，忍委芳心与暮蝉……”诗一开头，就点出野菊所处的环境，扎根于辛苦之地，言处境多么艰辛，所以，诗便很自然的引出第二句：微香冉冉泪涓涓。由于环境恶劣，本来花气袭人的野菊只能散发细细的微香。同时野菊的遭遇，不仅仅是境遇不好，而且生不逢辰：生于萧瑟衰败的寒秋，蓓蕾一开，便饱经风刀霜剑的摧残。不过，野菊花是花中的强者，它是决不会甘于寂寞的。在诗人看来，菊花，作为百花之一，应该有“春风得意”之时。诗的寓意实在是深刻得很，野菊花希望有春风得意的时候，所以她敢于经风雨、傲霜冻，顽强等待春光暖日的到来。菊花有人的灵性，我经常便以野菊花自比。他对野菊花的偏爱和高度评价，绝不是偶然的心血来潮，而是深刻观察之后的结论，是对我深刻了解之后所抒发的真实情怀，是倾心倾情之论。我太高兴了，我太感激他了。因此，在他满二十四岁生日的那一天，我给他寄了一张彩色图片，黑色底子上凸现着一株呈黄色的大菊花。背面我写道：“谨送上一株用爱心培育的永远旺盛的菊花。”
决定尽快结婚
我们关系确定了，婚礼何时办，这就犯难了，原议定要等我获得一份工作的权力以后再完婚。可是，当时的形势谁也无法估计和确认这一点。他来信说：“婚前婚后找工作并不矛盾，也许婚后更好找工作，因为你成为职工家属以后，组织上如果招工的话可以优先照顾。”
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先完婚再找工作。于是他带着单位开的结婚介绍信，来到长沙市我的户口所在地，要求办理结婚登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给予男女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可是，我所在派出所的户籍，却拒绝了我们的申请，坚决不给我办理结婚登记。因为他们对我一直拒绝上山下乡，并告发他们的以权谋私的事实怀恨在心，扬言一辈子不给我介绍工作，也不许我结婚。是我得罪了这些恶吏，所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整我、报复我。我清楚地知道，今后靠从这个鬼地方寻找出路，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恼恨极了，心中的怒火几乎要喷出来了。我下定决心，决不向他们低头，要斗争到底！
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剥夺了我婚姻自主的权利，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老百姓无处投诉，权益没有保障。怎么办呢？只有横下一条心结婚后再说。不给结婚证，同样结婚，同样生孩子，这也是我早已对他们说过的话。他告诉我，他家出身也不好，单位对未婚先孕或非法同居抓得很紧，职工如有违反，处理也很严，不但要扣去一年半载的奖金外，还会受到行政处分。所以他不主张对着干。
他们单位非常关心他的婚姻问题，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组织出面邀我来岳阳城陵矶办理结婚登记。
1966年年底，我孤身一人，带了唯一的一床红色软绸被面，向姨妈借穿一套稍新一点的衣服来到他单位，准备结婚做新娘。
第二天，我们迎着朝霞来到早已联系好的当地政府机关，办理了结婚登记，领到了结婚证书。
腊月二十八日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因为春节逼近，当时有一部分家在长沙的职工已经回家过年去了。没有成家的青年人，还留在单位过年。我俩的婚礼，是世界上最简单朴素、不讲排场的婚礼。因为我们谢绝了单位特意为我们在岸上给我们安排的一大新房，同时也谢绝了他的同事的礼物和礼金，仅仅只收下一个同事送的一张图画。因为这张图画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同事认为我们的婚姻与电影《苦妹子》很相似，画面就是一张苦妹子和冬哥俩人结婚的全身照片。苦妹子是一个血吸虫病患者，冬哥不惜一切爱上了她，成为了一对幸福的夫妻。我们的新房，是他的办公兼卧室的小房间，里面除了一张职工购买饭菜票的办公桌、一张单人床外，什么也没有。红色软缎被面是新婚的标志，那张“苦妹子和冬哥”的结婚照图片，成了我们结婚的吉祥物。
他向同事借了30元钱买了一些点心和糖果，用两张大红纸摊在娱乐室的乒乓球桌子上，请同事来吃喜糖，并参加简单的婚礼。恋爱结婚，是青年男女的终身大事之一，谁不希望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而我们是在凄凉、压抑的气氛中，了结终身大事的。几十年之后，回想结婚的情景，心里还感到痛楚。只衷心希望后世子孙不再遭罪，不受欺凌。
第二年三月，我又来到岳阳城陵矶。婚后，我俩相亲相爱，过着十分艰苦但很甜蜜的生活。
继续大革文化命
“文化大革命”，仍然在进行。他们单位，每天晚上都在食堂里开会。所谓造反派是当时造神群体中最虔诚、最疯狂到家的一族，天天高喊：“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党内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势浩大。那时候，还在高唱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发电船很少发电，几乎天天是讲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红宝书，背诵毛主席语录。而我日夜听到这些，总是不停地恶心、呕吐，吃什么，吐什么，特别是食堂炒菜的时候，油烟的气味使我吐得更厉害，晚上也不能入睡。
我们的新房在食堂里面，他的工作是炊事员兼保管员，食堂所有的财产都由他保管。
我的丈夫是个公正无私的人，但有时又有点迂腐。
晚上，我的肚子经常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好几次要求他到食堂里弄半两饭给我充饥，可是他死活不肯，理由就是：一人为私，二人为公，食堂的公共财产，不能利用职权去损公肥私。他宁肯没天亮起来，去街上买油条给我吃。几次气得我半夜三更与他吵架。后来一位同事的母亲见我病得厉害，说我怀上了。
到食堂来打水的一位街坊邻居，拿出一些布证找他推销，不但不买别人的布票，他还一本正经地指责别人是投机倒把，是违法行为。
据说他父亲自从划成右派以后，他划清界线，根本不理睬父亲。回家探亲，每年规定有几天假，可是，他从来没有休满过，最多在长沙呆三天，白天回家陪陪母亲，晚上睡在旅社里。他的好友告诉我：如果不是他父亲的问题，决不会来到这个单位，干这个行当啊！人人都知道他是块读书的好料，他是他们单位首屈一指的人才，太可惜了啊！
他的处境及遭遇同我非常相似，一对被社会政治运动遗弃的青年组成了生死与共的伴侣。我们仍然没有忘记拼搏、抗争，奋斗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我们志同道合，婚后，相互之间更加团结一致。对他古板的性格和认真的工作作风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支持，从心底里为自己找到一个好丈夫感到骄傲和自豪。
同年五月，湘江河水猛涨，发电船浩浩荡荡地回长沙停靠，投入文化大革命。船上的职工，都标榜自己最革命，各不相让，于是被分成好几派，如走资派、保皇派、逍遥派、造反派等等。
造反派天天开会学习，写大字报，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电力部门的走资派经常被揪出来批斗。
最后造反派中又分成几派，都说自己这一派最正统，各不相让的结果，就自相残杀起来，搞武斗。船上一名同事来厂不久，就被外单位的造反派打死，找不到尸体，船上的造反派出动了很多人到处调查情况。丈夫投入了这项调查工作，不分日夜在外奔波劳碌。当时我已怀孕五个多月了，与他父母住在一起。
“文化大革命”的武斗声势越来越大，势不可挡，到处都是挎枪的造反派，经常听到枪声，打死人的事情不足为奇，灵堂里跪满了“走资派”。
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都属黑五类，必然成了文化大革命打击对象。我的父亲天天带着白符号，清晨天没亮就起床，老老实实地扫大街，完成任务后，再去上班，晚上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被人民群众管制起来，剥夺了一切自由。这样的人当然是这次运动重点、批斗对象，有时是挨斗，有时是陪斗，杀鸡给猴看，或者是杀猴给鸡看，有时充当鸡，有时又充当猴，反正是宰的对象，厄运难逃。
有一天晚上，电力部门一个造反派在武斗中被打死了，那些活着的斗士把他父亲抓去跪在灵堂批斗，随后又被送到火力发电炉刚刚烧完出来的热炉渣里跪着。两只裤脚立即燃烧，膝盖上的皮也被烫伤，两腿立不起来，被抬回家中很久才治愈。
长沙市五一马路上有个“中苏友好馆”，6月6日发生了一次大惨案，“造反派”攻打“高师派”学生。只见大学生从屋里跳出来一个，就被造反派用铁棍打倒一个，鲜血洒满一地，惨不忍睹。有一名大学生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说：“请允许我回家看一下母亲，你们再打死我吧！”话刚落音，就是一铁棍，只听到惨叫一声就死了，地上摆了学生和造反派的尸体。有许多是误伤和误死。长沙中苏友好馆的“六六”武斗事件后来成为本省“文化大革命”的一次有名的惨案，真是造孽！
我的丈夫随波逐流，出于好奇心理，参加了“长沙工联”造反派，跟着单位上的年轻人随声附和，他胆小怕事，别人搞不正当的事，从不参与。
父子俩一同坐牢
他失去了上完大学的机会，几次招工机会也被他父亲单位烧阴阳火予以阻拦，一直耿耿于怀。他父亲的问题也有冤屈。在当时，如何说得清楚。
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几个耀武扬威的家伙，把他父子俩从床上喊起来带走，关在厂部私设的牢房里。
他母亲急得天天在家哭，我带着不足一岁的大女儿在家里陪伴他妈。
在这“火红”的年代，我总是逃脱不了那恶魔的纠缠，老是做噩梦。惊涛骇浪一个接一个地无情地冲击着我和丈夫刚建造不久的爱情的扁舟，在娘家，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来到婆家，苦难还是有增无减。
我不顾一切抱着孩子天天到他们单位的所谓“亮相”干部家里，质问他们为什么把我丈夫抓走，犯了哪一条法？有的说，他为父亲翻案。有的说，这是“群众运动”，要正确对待。
丈夫的事情，我几乎全知道，根本不存在“翻案”的事实。他们那些胡言乱语被我驳得一点也站不住脚。
我每天带着孩子陪着丈夫坐牢。十五天后，他被先释放出来了，而父亲还要继续关押。大概他们没有精力去管理那些坐牢的人吧！左调查，右分析，也找不出什么新的历史问题，被抓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出身不好，或在工作当中有点小毛病的工人和干部，几天之后，都陆续放出来了。这种无视法纪、侵犯人权的荒唐行为，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发电船从1962年成立以来，从未大型检修过，单位决定送靖港造船厂进行大检修。派了几名职工守船，我丈夫奉命随船来到靖港做饭，给守船人吃。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他父亲不知道为什么又被造反派抓到厂防空洞内关起来，说是要彻底清查他的历史。外调干部一批接一批地去醴陵老家调查，说他父亲是旧社会圈子会的红旗五爷，是地主份子，当过保长，有重大历史问题。
公公被遣送回原籍
1968年底，我的女儿刚满了一周岁后，他父亲被遗送回原籍——醴陵农村。
父亲走之前，要求见一下长孙女。他特别疼爱孙女，从生下来起每天下班回来都要抱她好久。半岁以后，孙女长得更加可爱，他从喝酒的开支中节约钱，为孙女买了一部竹拖车，天天抱着孙女在宿舍里游来游去。只要提起这个可爱的孙女，他就滔滔不绝赞扬自己的孙女如何长得可爱！常常笑得合不拢嘴，周围的邻居羡慕他好福气，有个会读书的儿子，招了个能干媳妇，还生了可爱的孙女，有了一个完美幸福的家。可是在这“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许许多多的幸福家庭，无端地被搞得支离破碎，我的家又何能幸免呢？
我抱着女儿来到关押她祖父的防空洞口，几个“造反派”把他从洞里押出来。他呆呆地望着我母女两个，一会儿就老泪纵横了。
他面色苍白，头发胡子长长的，消瘦的脸上，颚骨突起，眼睛比以前显得大了许多，嘴唇枯干，穿着一身破旧的工作服，没精打采地站在我们面前。小女儿倒在我的肩上，害怕看他，紧紧抱住我的脖子。这时他微笑着，伸出双手喊了一声“兰兰”，女儿听到爷爷那熟悉的声音后，马上推开我要她爷爷抱。他接过孙女，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又咽咽地哭起来，这时造反派对父亲高声怒吼，走！走！走！进去！进去！父亲依依不舍地将孙女交给我，说：“好好带着她，回去吧！”我抱着孩子，含着泪水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一辆汽车开到我家门口，一些人下来，强行把公公和婆婆推上车，一会儿汽车就开走了。就是这个“文化大革命”搞得我们骨肉分离了！
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空荡荡的真是惨不忍睹。丈夫在靖港修船，好友奉劝他不要回家，说单位也准备把他一起弄到老家去，幸好他不在长沙，躲过了这一劫。当天晚上，我坐在床上，想起这个破碎的家，想起这种种的劫难，感到无比辛酸和凄惨，母女哭泣成一团。
门铃响了，打开门一看，是我的两个弟弟来接我回娘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