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Mary，Fatimah：Vanishing S。Africans）
《洛杉矶时报》1986年6月24日
[南非约翰内斯堡电]西蒙·M、玛丽·D、纳扎雷斯·M、法蒂玛·S、费基尔·M-—他们都在哪里？
西蒙是约翰内斯堡城外索韦托市的一名15岁的学生，上个星期三晚上家里让他去附近的商店买点面包、牛奶和果酱。他一直没有回来。他的父母现在心急如焚。
20岁的玛丽是索韦托的一个学生领袖，6月15日她告诉妈妈说要去一个女朋友家待两天，上个星期二早上就回来。她一直没有回家。
17岁的纳扎雷斯是伊丽莎白港外一家天主教堂的侍者，6月15日他去教堂做弥撒。他被3个男人从教堂带走，那是人们最后一次看见他。
20多岁的法蒂玛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那个周末她所属的一个印度人文化组织在德班附近开会，她去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
费基尔是一个40多岁的卡车司机，6月17日他离家去上班。但是他在开普敦市的老板说，他一直没来，虽然他有着“出色的出勤记录”。尽管他的上司和公司的律师与警方、当地医院、殡仪馆和他所有的朋友都进行了联系，人们还是无法找到他的下落。
南非反对党进步联邦党说，自从彼得·W·博塔总统6月12日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授权警察和军队可以无须指控逮捕任何人并无限期关押以来，以上的5个人只是数百名、也许数千名“失踪”的南非人中的一小部分。
进步联邦党国会议员雷·斯瓦特上星期指责“安全警察把人们从家里、工作单位和街头抓走，也不将他们的下落通知其家属”。
他说实施紧急状态以来已发生了“数千起失踪事件”，而且还在有人不断地失踪。
这5个人的家里人都去了警察局寻找亲人。警察告诉他们说，5人都没有正式被捕，别的就什么也问不出来了。对于纳扎雷斯和法蒂玛，警察甚至还像对待“失踪”事件一样做了详细的笔录。
（然而，尽管这5个人都没有被正式逮捕，但当地的《时报》在发表有关消息时，还是隐去了他们的姓，因为南非政府有规定禁止报刊登载被逮捕者的姓名。）
进步联邦党上周在开普敦专门设立了一个“失踪人员局”，第一天该局就接到了500多个电话，现在更是全天24小时工作，用电脑记录着日益增加的失踪事件。
为了引起广泛注意，该党的国会议员还利用立法机构的特权，要求有关方面提供被捕者或失踪者的情况。
1 034名失踪者
进步联邦党的另一名议员彼得·索尔提供了一份名单，据信名单上的1 034人都被警方逮捕。但他说，该党的报告表明，这份名单上的人还不到紧急状态开始以来警方所逮捕的人的一半。
三、国际报道奖
这份名单是上周由“被捕者家长声援委员会”编制的，这个委员会对警方的逮捕进行监督，并向被捕者的家人提供建议。这份名单中包括255名政治和社区领导人，115名学生和教师，65名工会人员，44名牧师和神职人员，12名记者和大致相同数目的律师。
进步联邦党“动乱监督组”的3名成员也被逮捕，但在该党提出强烈抗议后被释放了。进步联邦党说，政府侵害了一个合法政治组织的合法活动。
被捕者家长声援委员会对这些未经证实的逮捕事件所做的一项分析表明，与去年7月的部分紧急状态期间相比，现在的紧急状态使更多的团体受到了影响。分析还表明，最近受到动乱波及的远郊和乡村也在镇压范围之内。更低层次的参与者，如商店服务员和街道委员会负责人，也在被捕者之列。
紧急状态开始后的第一轮搜捕中，当局看来是按照精心制定的反种族隔离活动者名单抓人的，现在还在继续搜寻漏网的人。负责“失踪人员局”的进步联邦党国会议员格雷厄姆·麦金托什说，当局好像还奉行一种“一网打尽”的策略。
麦金托什说：“他们把鱼塘里的东西都捞上来，把不要的东西再扔回去。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抓住想抓的人。”
有一次，即6月14至15日的周末，开普敦一家教堂里所有正在做祈祷的人都被警察逮捕，警方说这里实际上在进行一次反政府的政治集会，需要加以取缔。
政府的情报局起初说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又说有189人被捕。星期天，情报局说，3天来已有150人被释放。
进步联邦党的一名内阁成员还提到了另一起事件，6月16日在开普敦一家教堂悼念索韦托起义（1976年6月16日开始并断断续续持续了11个月的黑人暴动）中的575名遇害者的仪式中，17岁的高中生海琳·索顿被警察逮捕。
进步联邦党的罗宾·卡莱尔对内阁说，警察在海琳的书包里发现了反种族隔离的联合民主阵线出版的一本杂志，并据此逮捕了她。卡莱尔说：“这是一本完全合法的杂志，我也订了。我是不是也应该被逮捕？”
上周，总部设在伦敦的“大赦国际”和日内瓦、纽约的国际教会团体估计，被捕者的数目超过3 000人。国际社会几乎每天都在呼吁释放被关押的著名人士，但是紧急状态条例却禁止这里的记者透露任何被捕者的姓名。
政府不但拒绝披露被捕者的情况，甚至连抓了多少人也不说，声称“这么做会损害国家利益”。除了驳斥有关多达4 000到4 500人被捕的报道是“十足的夸大”以外，政府的发言人不作其他任何评论。
除了政府情报局发布的情况，政府禁止对决策活动进行任何报道。
不过，负责情报工作的副部长路易斯·内尔向国会保证说，警方会通知所有依照紧急状态法令被捕的人的家属。他说，将来的某个时间政府还会公布被捕者的总人数。
内尔在上周表示，大搜捕是必要的，它可以使反种族隔离活动分子从“过热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使黑人社会中的政治激情平静下来，并确保政治上的中立派——政府所希望的政治改革谈判对象——不被黑人武装分子所吓倒。
“其他原因”
政府的部长们对国会说，即使紧急状态解除，搜捕可能还要进行下去。上周五，执政的国民党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这个法令使得警方在没有宣布紧急状态时，只要认为一个人参与或可能要参与国内动乱，就可以将其关押6个月之久。
内尔告诉记者说，保安警察的活动基本上是针对他们一直严阵以待的反政府活动的。
就国际社会对南非政府镇压黑人工会组织的大量指责，内尔说：“没有人仅仅因为是工会领导人而被捕，这不是他被捕的原因。如果一个工会领导人被捕，那肯定是由于其他原因。”
在国会中与记者交谈时，内尔强烈反驳了进步联邦党所说的“失踪事件”——如进步联邦党的斯瓦特所说的——造成了白色恐怖，意在大量消灭反种族隔离组织。据说有大批反种族隔离组织领导人被捕，并对普通群众进行恫吓。
内尔说，不但被捕者的家属会及时得知其家人的下落，以便送去一些衣物和零用钱，法官还会定期视察关押被捕者的监狱和拘留所，以确保他们得到医疗护理。
“问题是我们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得到过其亲属被捕或被关在何处的正式通知，”失踪者家长声援委员会的奥德丽·科尔曼说，“因为政府保证说逮捕任何人都会通知其家人，所以那些家里有人失踪而从政府那里又得不到半点消息的人焦急万分……”
“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在哪里，他们的丈夫和妻子在哪里？人们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被捕了吗，他们现在安全吗，他们受伤了吗，他们还活着吗？人们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失踪的人非常非常难找到。”
科尔曼说，还有一点是很多活动分子都“藏了起来，逃亡外地，而不是在家里睡觉或上班”，这无疑“使他们家里人的不安又多了几分”。
在一家船务公司供职的西蒙的父亲佩特鲁斯去找了他儿子的所有朋友，然后去了当地的医院和诊所，还很不情愿地去了附近的警察局，最后，心惊胆战地去了火葬场。没有人知道他儿子的下落。
杳无音信
“他们让我回家等着，我儿子要是被抓了会通知我，”他说，“我们还在等消息，什么也不清楚真是让人急死了。”
纳扎雷斯没从教堂回家，他母亲和三个哥哥都出去找他。后来找到了几个当时和他在一起的教徒，他们说看见三个人——都带着枪——把他和另外几个青年塞进一辆白色卡车带走了。
他哥哥迈克尔说，得知这一情况，他们去找了政府有关部门，人家说不知道有这件事。
“我妈妈非常害怕他被害了，要是有人告诉她纳扎雷斯被捕了她反倒不那么担心了。”迈克尔说。
科尔曼自己的儿子以前也因参加反种族隔离活动被抓过，他说：“要是有人失踪，肯定是被抓走了。（黑人城镇中亲政府的）治安维持会组织一直都在袭击反种族隔离活动分子。家长们整日都在为孩子可能遇到的意外伤害和其他的事情担惊受怕。”
（林木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