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他在《答傅彬老简》（卷三○）中说：“阁下又谓三苏之中，所愿学者登州（苏轼）为最优，于此犹非也。老苏先生，吾不及识其人。今中书（苏轼）、补阙（苏辙），则仆尝身事之矣。中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补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知之。故中书尝自谓“吾不及子由”，仆窃以为知言。”从秦观这段话可看出，在苏轼兄弟生前，对其诗文的评价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傅彬老认为苏轼“为最优”，秦观却认为苏轼“不及子由”。秦观还具体比较了苏轼兄弟的不同文风，认为苏轼诗文如日月，一望可知；苏辙诗文如元气，深不可测。这大概也是世人不太欣赏（因为不太理解）苏辙诗文的原因吧。在苏轼兄弟去世后，历代都有一些特别推崇苏辙诗文的人。周必大《跋子由〈和刘贡父省上示坐客〉诗》说：“吾友陆务观，当今诗人之冠冕，劝予哦苏黄门诗。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甲申闰月辛未，郊居无事，天寒踞炉如饿鸱。刘友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读数过，温雅高妙，如佳人独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于此道真先觉也。”作为南宋“诗人之冠冕”的陆游，特别向周必大推荐苏辙诗。被宋高宗誉为“掌制手”、着有《二老堂诗话》的周必大，经友人推荐后，特意取读《栾城集》，仍“未识其旨趣”。
这就难怪朱熹说“子由文字不甚分晓”，要“识其旨趣”，殊非易事。周必大在“郊居无事”时，读苏辙诗“数过”，才体会到苏辙诗的“温雅高妙”，才觉得陆游欣赏苏辙诗“真先觉也”。这又说明苏辙诗的高妙确系事实，只是不易体味罢了。元人方回也说：
“子由诗佳处，世鲜会者。”持不同看法者，历史上当然也大有人在。清人王士禛不但不同意苏轼所谓“子由诗过吾远胜”的评价，甚至也不同意苏辙的自评：“文定作《文忠墓志》，谓“自黄州后，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乎不能及”，然此早岁之作（指《岐梁唱和集》），亦自不敌矣。”
以上两种对立的意见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笼统地对苏轼兄弟的诗文定高低，分优劣，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需要的是作客观的、具体的分析。清人刘埙在这方面作得比较好，其《隐居通议》卷十五《三苏》云：“三苏皆得谥文，老泉文安，东坡文忠，颍滨文定。森然鼎峙，为一代文宗。老泉之文豪健，东坡之文奇纵，而颍滨之文深沉，差不逮其父兄，故世之读之者鲜焉。惟进卷中《历代论》如《夏》、《商》、《三国》、《东晋》数篇，却自精妙有味。他作如《御风辞》，超然特出者甚少，然其所作《古史》，则议论高绝，又非坡所及。又作《管幼安画赞》甚佳，盖有为而发。”刘埙的具体评断，当然还会有不同看法。但他这种具体分析的方法却是值得肯定的。他肯定了三苏父子各有不同的风格，或豪健，或奇纵，或深沉。他对苏辙也作出了总的估价，认为“差不及其父兄”。这也是大体公正的，至少苏辙在文学艺术领域没有苏轼发展全面，在美学思想、书法绘画方面都不能与苏轼媲美，脍炙人口的诗文名篇也远没有苏轼那样多，词作尤少。但又不能一概而论，其《古史》“议论高绝，又非坡所及”。也就是说，苏辙在某些方面也有超过苏轼之处。这样具体分析，就令人信服得多了。
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苏轼兄弟的诗文风格不同，喜奇纵明快者就更推崇苏轼，喜深醇雅淡者就更推崇苏辙。苏辙在《王维吴道子画》（卷二）中曾说：“优柔自好勇自强，各自胜绝无彼此。”我们应该以苏辙评价王维、吴道子画的态度来评价苏轼兄弟的诗文，承认美的多样性，承认他们不同的风格的诗文都是祖国文苑中的奇葩。
苏洵一生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但其最高成就是培养出了苏轼兄弟这样的文坛巨匠、朝廷名臣。前人评价苏洵，经常论及这点，韩琦《苏洵员外挽词》云：“时名谁可嗣，父子尽贤良”；刘攽《挽苏明允》云：“康成（郑玄）宜有后，正使大门闾”，“诗礼终谁及，贤良萃一门”；曾公亮《老苏先生挽词》云：“后嗣皆鸾凤，吾知庆有余”；张焘《老苏先生挽词》云：“一门歆、向（刘歆、刘向）传家学，二子机、云（陆机、陆云）并隽游。”今人论苏洵，也常常论及这点，朱德《题眉山三苏词》云：“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清人邵仁泓在《苏老泉先生全集序》中说：
“宋承五代之后，文气卑靡。自庐陵欧阳氏宗昌黎先生之学以为古文，而后天下翕然知通经学古为高。然求其接迹庐陵如针芥之相合，水乳之交融者，尤必推眉山苏氏父子。间也，二苏具天授之雄才，而又得老泉先生为之先引，其能卓然成一家言，不足异也。老泉先生中年奋发，无所师承，而能以其文抗衡韩、欧，以传之二子，斯足异也。间尝取先生之文而读之，大约以雄迈之气，坚老之笔，而发为汪洋恣肆之文，上之究极天人，次之修明经术，而其于国家盛衰之故，尤往往淋漓感慨于翰墨间。先生之文，盖能驰骋于孟（子）、刘（向、歆）、贾（谊）、董（仲舒）之间，而自成一家者也。……上继韩、欧，下开长公（苏轼）兄弟。”这段评论相当精彩，它首先强调了苏洵能成一家之言颇不容易。苏轼兄弟幼而习之，又有家父培养，能成一家，不足为奇。而苏洵发奋既晚，又无师承，全靠自己摸索，而能与孟、刘、贾、董、韩、欧抗衡，确实是了不起的。其次，它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苏洵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内容十分丰富，“究极天人”，“修明经术”，能尽“国家盛衰之故”；文风雄迈、坚老、汪洋恣肆、感慨淋漓。最后，指出了苏洵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上继韩、欧，下开苏轼兄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
陆游在《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诗中写道：“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在这“孕奇蓄秀”之地，孕育出三苏父子，并不是偶然的。
四川，特别是成都及其附近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宋以前，特别是在文学领域，无论汉赋、唐诗还是宋词，可说都处于“表仪一代，领袖百家”的地位。两汉、隋唐、两宋，巴蜀文化特别发达。汉赋四大家，除贾谊外，其他三家都是蜀人。司马相如是四川成都人，王褒是四川资中人，扬雄也是成都人，而成都、资中都离眉山很近。唐诗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顶峰。
初唐诗坛领袖陈子昂，是四川射洪人。李白虽未必出生于四川（学界意见不统一），但从小在四川江油长大。杜甫虽非蜀人，但他现存的一千四百余首诗，有八百多首都作于四川。从总体上看，词风不外婉约、豪放二派，而两派都源于蜀。婉约词的鼻祖是《花间集》，编者是五代后蜀卫尉少卿赵崇祚，为作序者是后蜀位至宰相的欧阳炯，入选词人或为蜀人，或虽非蜀人而在蜀做官，或曾游蜀。豪放词的创立者更是眉山苏轼。四川特别是眉山教育尤为发达。先秦孔子办学，使齐鲁文化居于全国领先地位。西汉文翁为蜀守，在成都建立学校，选属县子弟入学，这就是后来的文翁石室。在文翁的影响下，蜀中郡县纷纷建立学校，教授门生动以百千计。发展到宋明，更是书院林立，超过州县之学。明人李长馥《修子云书院启》说，书院“多以名贤遗址为之，其在蜀者如北岩、紫岩、青莲、金华数书院，皆名人遗址”。四川是开始雕版印刷的最早的地区之一。唐文宗大和年间，剑南两川已刻印历书鬻于市；咸通年间，刻有《唐韵》、《玉篇》、《金刚经》。五代后蜀宰相毋昭裔曾主持刻印九经，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刻《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入宋以后，宋太祖曾派内侍到成都监雕《大藏经》。宋代有四大刻书中心，成都、眉山即其一。蜀本书字大如钱，墨黑如漆，刻印精美，为历代藏书家所珍视。在古代，“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四面高山的四川地形最不便于同外界的交流。但推动四川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恰恰是同外界的文化交流。纵观古今四川出生的文化名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出川的。汉代四川的三大赋家，唐代的陈子昂、李白，宋代的苏轼兄弟，他们都成名于川外，其主要文学活动都不在四川。另一方面，外地文人的纷纷入蜀也大大推动了四川文化的发展。天下诗人皆入蜀，唐、宋尤为明显。初唐的王勃、卢照邻，盛唐的高适、岑参、杜甫，中唐的白居易、刘禹锡，晚唐的李商隐，五代的韦庄，宋代的黄庭坚、范成大、陆游，都曾入蜀做官或流寓蜀中。“蜀江水碧蜀山青”，蜀中山水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诗兴。唐五代入蜀画家也很多，画圣吴道子曾两次入蜀，把三百余里嘉陵江绘成壁画。安史之乱后，中原战乱频仍，避难入蜀的画家更多，五代、宋初蜀中绘画名家辈出，显然与中原大批画家入蜀分不开。这就是眉山出现三苏的历史文化背景。
第四节 二苏友生
苏轼同欧阳修一样很注意奖拔后进，他继欧阳修之后，成了北宋文坛的实际领袖。所谓“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张耒、晁补之）或“苏门六君子”（外加陈师道、李方叔），都是他首先荐拔的人才。后代不仅以苏轼的诗文作为学习的典范，并且把这六人的文章合编为《苏门六君子文粹》，作为学习的典范。
一、“极风雅之变”的黄庭坚
黄庭坚（１０４５-１１０５）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年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年十七，随舅氏李公择学于淮南，以孙觉为师。治平四年进士及第，调汝州叶县尉。熙宁五年，除北京国子监教授。元丰元年，寄书苏轼并附所作《古风》诗二首，苏轼称赏之，声名始盛。三年，知吉州太和县，迁着作佐郎。四年，除集贤校理。七年，移监德州德平镇。哲宗即位，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元佑元年，除神宗实录检讨官。四年，为集贤校理。六年，实录成，擢起居舍人。八年，除秘书丞，兼国史编修官。绍圣初，哲宗亲政，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与其党论劾所编实录多诬枉，二年，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元符元年，移戎州。
徽宗即位，起知太平州，至州九日而罢，提举玉隆观。与宰执赵挺之有隙，湖北转运判官承赵挺之风旨，指斥所作《荆南承天院记》为幸灾谤国，崇宁二年，除名，羁管宜州。四年，卒于贬所，年六十一。着有《豫章黄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别集》二十卷，又有《简尺》二卷、词一卷。事迹见《宋史》卷四四四本传。
黄庭坚的文学创作受苏轼影响最巨，主张文章诗歌应当有其社会作用，其《王定国文集序》（卷一五）认为“应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但他又不赞同苏轼那些嬉笑怒骂、敢于讥刺社会的文章，其《答洪驹父书》（卷一八）云：“东坡之文妙天下，其短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卷二六）还认为，诗歌“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上特别追求艺术技巧的探寻，矢志在诗歌创作上独辟门径。他倡导诗学杜甫、文学韩愈，强调诗人应当博学，其《答洪驹父书》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同时又提倡融汇古人成句入诗，“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他认为，“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因此他提出“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这一“夺胎换骨”法，后来即成为江西诗派的创作纲领。
黄庭坚一生非常推崇杜甫，尤其推崇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忠义之气，因此在他的诗歌中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较多反映，以诗歌表达对民间疾苦的同情，《流民叹》（《外集》卷二）记述河北连续遭受灾害、百姓流离失所的悲惨情景，对执政者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提出批评：“祸灾流行固无时，尧汤水旱人不知。桓侯之疾初无证，扁鹊入秦始治病。”他关心国家的边备，对宋王朝弃地纳币、不修边备深感忧虑。《和谢公定河朔漫成八首》（《外集》卷七）云：“百年弃疆王自直，万金捐费物皆春。”因此当友人出为边防重任的时候，他就鼓励友人在边塞建功立业，像《送范德孺知庆州》、《次韵奉答吉邻机宜》诗，都具有这一鲜明的主题。他在新旧党争中，对王安石的评价较为客观，其《奉和文潜赠无咎》（卷二）称颂“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他在《次韵子由绩溪病起》（卷三）甚至还提出了消弭党争的看法，“人材包新旧，王度济宽猛”。这种包容豁达的态度都展现出他超迈的政治见识。但总的说来，上述作品在黄诗中所占比例甚小，他写得最多最好的还是一些写景、咏物、抒怀、酬唱、题画的诗篇。像抒发羁旅行役苦闷的《早行》、《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表现洒脱襟怀的《登快阁》，怀念友朋的《寄黄几复》，怀念故园的《夏日梦伯兄寄江南》，描绘江南胜景的《雨中登岳阳望君山》，题杜甫画像的《老杜浣花溪图引》，无不笔酣墨畅，而又意境清远，情意真切，极富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