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作年不可考，只知苏轼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曾命侍妾朝云唱此词：“子瞻在惠州，与朝云闲坐。时青女（霜神）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杯），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转，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
“是吾政（正）悲秋，而汝又伤春矣。”遂罢。朝云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此词上阕伤春，红花凋谢，青杏初结，柳絮将尽，芳草无际，王士禛《花草蒙拾》云：“枝上柳绵”，恐屯田（柳永）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坡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髯（髯公苏轼）直是轶伦绝群。”下阕写“墙外行人”的单相思，为“佳人难再得”而烦恼。“多情却被无情恼”，“多情”者指“墙外行人”，“无情”者指“墙里佳人”。男女场中一方多情，恋恋不舍，一方却毫无所察，本是常事，不足为奇。奇就奇在作者把这种司空见惯的事作了高度的集中，得出了“多情却被无情恼”的结论。
小词最忌词语重复，这里“墙里”、“墙外”的往复循环却妙趣横生。初读，上下阕似乎没有什么关系，故先着《词洁辑评》卷二有“后半手滑”，有“笔走不守之憾”。其实上阕叹春光易逝正是为写下阕佳人难再见，上阕的“人家”已为下阕写“墙里佳人”作好了铺垫。可见作者是经过精心构思和布置的，不存在手滑笔走的问题。
在苏轼的三百四十余首词中，直接、间接涉及歌伎姬妾的约一百八十来首，占全部苏词的一半有余。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官僚贵族本来就广蓄歌伎舞女，特别是在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换取兵权，对为他打天下的石守信等说：“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不仅私家蓄伎，官府也蓄伎。《西湖游览志余》载：
“唐宋间，郡守新到，营妓皆出境而迎。”我们从苏轼《菩萨蛮·杭伎往苏，迓新守杨元素，寄苏守王规甫》、《菩萨蛮·西湖席上代诸妓送陈述古》等词，就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苏轼不是什么道学先生，他吃得苦，但也会享受，《临江仙·送李公恕》（第２２３页）云：“自古相从休务日，何妨低唱微吟。”加之他才气横溢，放达善谑，深得歌伎们的爱戴，她们常向他索词。这就是苏轼的歌伎词较多的原因。苏词格调的高低不在于是否写了歌伎词以及写作的多少，而在于他写的歌伎词的内容以及他对歌伎的态度。
柳永恋恋于歌伎的是：“锦帐里，低语偏浓，银灯下，细看俱好”；“洞房饮散帘纬静，拥香衾，欢心称。”这就叫“词语尘下”。而苏轼所欣赏的，除了她们的美妙歌喉和优美舞姿外，更是这些地位卑贱的人的崇高品质。苏轼贬官黄州，他的朋友王定国坐贬岭南，王有一歌女叫宇文柔奴，随之南迁。后来，王定国北归，苏轼关切地问柔奴：“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奴却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深受感动，作《定风波》（第５７８）词赞美这位心地高尚的柔奴道：“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除欣赏她们的好义之外，还欣赏她们情真。他有一首《阮郎归》（第１１２页），上阕写歌伎对他的依依惜别之情：“一年三度过苏台，清樽长是开。
佳人相问苦相猜：这回来不来？”下阕是苏轼的答词：“情未尽，老先催，人生真可咍。他年桃李阿谁栽。刘郎双鬓衰。”佳人情真，因苏轼离去，“其色凄然”，问语虽质朴，感情却很真挚；苏轼也情真，他没有正面回答来不来的问题，却感叹人生短促，而担心后会无期的感情已溢于言外。当苏轼把她们的真情厚意与官场中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作对比时，尤其感到她们的友情可贵。他在《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第１１４页）中写道：“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旧交新贵音书绝，惟有佳人，犹作殷勤别。
离亭欲去歌声咽，萧萧细雨凉吹颊。泪珠不用罗巾挹，弹在罗衫，图得见时说。”上片一二句写他厌倦官场，盼归故山；次三句即把“旧交新贵”的薄情同“佳人”的“殷勤”作对比；下片前二句进一步补写“佳人”“殷勤”的形象；最后三句是作者对“佳人”的安慰，留下泪痕以便将来重话旧情，寄予对方以还有重见的希望。可见他对“歌声咽”的“佳人”是多么体贴。至于苏轼以词帮助歌伎“郑容落籍，高莹从良”的佳话（第５２１页《减字木兰花·赠润州守许仲涂》）尤为人所乐道。
言情词和咏物词是苏轼婉约词的主体，但苏轼的婉约词远不止这些内容，他的许多怀古词、赠人词、写景词、纪行词也以婉约见长。苏轼知徐州时作有《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第２４７页）。盼盼是唐代尚书张建封的爱妓，“善歌舞，雅多风态”。张建封纳盼盼于燕子楼，三日乐不息；后又另筑新燕子楼，专供盼盼居住。张建封死后，“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余年”（白居易《燕子楼诗序》）。苏轼在徐州筑有黄楼，他有感于张建封事，写下了这首着名的《永遇乐》（第２４７页）：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这首怀古词的突出特点在于并没有花多少笔墨来怀古，而是偏重于写景抒慨，但却充满怀古之情。上阕写“夜宿燕子楼，梦盼盼”。词一开头就描绘出清凉寂静，朦胧迷离的残秋月夜景色。三更鼓响后，寂静得一片落叶坠地也能听见“铿然”之声，以致把作者从夜梦盼盼中惊醒。作者醒来，行遍小园，重寻梦中的盼盼，但只见夜气茫茫，再也找不到了，不禁黯然心伤。为什么黯然心伤呢？下阕作了回答。因为他已倦于宦游天涯，很想回到山中去过田园生活，但故乡渺渺，枉自望眼欲穿。眼前的燕子楼空空如也，当年的美人再也不见影子，真是物是人非。古往今来俱如此，总是梦不醒，只为后人留下一些旧欢新怨的遗迹罢了。当年张建封在这里筑燕子楼，今天自己在这里筑黄楼；此时自己为“燕子楼空”而感叹，异时谁又对着黄楼夜景，为我长叹呢？全词直接写张建封事的只有“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三句，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晁补之对此极为叹赏，认为“只三句便说尽张建封事”。苏轼对自己这三句也很得意，据说他曾“以“燕子楼空”三句语秦淮海（即秦观），殆以示咏古之超宕，贵神情，不贵迹象也”。“贵神情，不贵迹象”，这是苏轼重要的美学思想，他对诗、词、书、画都很强调这点。他一向反对过分胶着，强调神韵，强调弦外之音、言外之意，这首《永遇乐》就从创作实践上为我们提供了范例。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都富有创造性。他的散文平易自然，笔力纵横，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与欧阳修一起并称欧苏。他的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一起并称苏黄。他的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的词风，成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辛弃疾一起并称苏辛。他是文人画的开创者，与文同一起创立了湖州画派。王维是文人画的开创者，但第一个提出“士人画”的名称的是苏轼。他在《跋宋汉杰画山》
（卷七○）中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并称赞汉杰的画“真士人画也”。所谓“士人画”是既有别于民间绘画，又有别于官方的院体画的一种绘画，强调神似，强调“诗画本一律”，把绘画与诗文、书法结合起来，要做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善画古木丛竹”，他的存世绘画只有《枯木竹石图》较为可信。在宋代的四大书法名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一说蔡襄，一说蔡京）”中，他也名列前茅。其书法就具有肉丰骨劲、外拙内美、浑厚华美、端庄秀丽的特点，代表作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帖》、《临王羲之讲堂帖》、《杜甫桤木诗卷帖》、《黄州寒食诗帖》以及一些书札尺牍。像苏轼这样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各个文学艺术领域都有巨大贡献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李杜工于诗而文章平常；韩柳工于文而诗歌成就不如李杜；与苏轼同时的作家如欧阳修、苏洵、曾巩、苏辙等，其文学成就也主要在散文方面；其后的陆放翁工于诗，辛弃疾工于词，文学成就也主要在某一方面。苏轼却是一个全能作家，他以自己多方面的创作实践，为北宋文坛增添了光辉。
还不止此，苏轼是文物考古学家。他在赴凤翔任的途中经过长安，欣赏了石林亭中的石刻，这是唐苑中的故物，后来流散民间的：“都城更几姓，到处有残碑。古隧埋蝌蚪（小篆），崩崖露伏龟。”苏轼在凤翔还考察了石鼓、诅楚文、秦穆公墓等古迹、古文物，并断定开元寺就是祈年观的故基。妙庭观相传是仙女董双成炼丹的故宅，苏轼通判杭州时在这里发现了丹鼎：在杭州，有人送了苏轼一件古铜器，样子像鼎，但比鼎小得多；鼎上有两柱，把鼎反过来以两柱着地，鼎不会倒。这一精巧的古器，苏轼认为是古代的饮器。苏轼在密州时，从民间发现了秦篆字，比当时所能见到的都要完好得多。为了不致“磨灭”，苏轼特地请人把它“摹诸石，置之超然台上”。直至苏轼去世前不久，苏轼从海南北归途中，还偶然在江边发现了石制的古箭镞。
苏轼是水利学家，他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兴修水利的着述，比较重要的有《乞开杭州西湖状》、《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乞相度开石门河状》、《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申省论八丈沟利害状》、《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等等。在贬官惠州期间，他主张引蒲涧滴水岩之水入广州城，解决市民饮水问题，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自来水。
苏轼是医学家，他对中国的古典医书很重视：“医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后世达者神而明之，如盘走珠，如珠走盘，无不可者。”并指责那些不重视《难经》的“俚俗医师”说：“俚俗医师不由经论，直授方药，以之疗病，非不或中；至于遇病辄应，悬断生死，则与知经学古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世人徒见其有一至之功，或捷于古人，因谓《难经》不学而可，岂不误哉！”苏轼也很注意向同时代的名医学习，他与精通《伤寒论》的庞安时、善治眼病的王彦若都有交往。他还很注意收集各种药方，并亲加检验和推广。苏轼研究医学不仅是为自己却病延年，而且是为治疗民病。他在密州，曾推广宋王朝颁发的《济众方》；在杭州，曾作稀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为民治病，并捐黄金五十两，建安乐坊，仅三年就治愈上千人；在贬官岭南期间，他用姜、葱、豉三物煮浓治瘴毒，“散饮疾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沈良方》。
苏轼和沈括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但他们两人都精通医理，熟悉药物，后人不管他们政治上的分歧，把他们两人有益于民的“良方”编在一起，名《苏沈良方》。《苏沈良方》二十卷，是一部比较重要的医书。《四库全书总目·苏沈良方》说：“宋士大夫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其所征引，于病症治验，皆详着其状，凿凿可据。其中如苏合香丸、至宝丹、礞石丸、椒朴丸等类，已为世所常用，至今神效。即有奇秘之方，世不恒见者，亦无不精妙绝伦，足资利济。”苏轼对养生学也很有研究，并着有《问养生》、《续养生论》、《上张安道养生诀论》等，认为世间没有什么长生不死之药，善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能逸能劳而已。在《上张安道养生诀论》（卷七七）中，他提出了气功疗法，认为练气功“初效亦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力百倍”。
七、“笔下诗文嗣乃公”的苏过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云：“子三人：长曰迈，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县事，次曰迨，次曰过，皆承务郎。”苏轼三子中以苏过的文学成就最高。
苏过（１０７２-１１２３）字叔党，元佑五年，以诗赋解两浙路，礼部试下第。七年，以父荫任右承务郎。后苏轼贬官惠州、儋州，苏过皆侍行，饮食服用，皆由其料理。苏轼赦归道卒，苏过遂家于颍昌，营湖阴地数亩，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政和二年，出监太原税。六年，知偃城县，与叶梦得多有唱和。宣和五年，权通判中山府，暴疾而卒，年五十二。着有《斜川集》二十卷，已佚，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重编为《斜川集》六卷。巴蜀书社１９９６年出版舒大刚等校注的《斜川集》十卷（下引苏过诗文，只括注卷次）。事迹见晁说之《苏叔党墓志铭》（《永乐大典》卷二四○一引）、《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