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各体散文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他一生写了很多政论和奏议，其中以二十五篇《进策》、《思治论》、《上神宗皇帝书》等最有名。他的这类文章确实“有孟轲之风”，说理透辟，气势雄浑，洋洋洒洒，滔滔不绝，纵横恣肆，雄辩服人。宋仁宗嘉佑八年（１０６３）所作《思治论》（卷四），劈头就提出“方今天下何病哉”这一尖锐的问题，认为当时的“病”就在于“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就是开始没有一定的奋斗目标，最后自然不可能取得成功，正因为不成功，就更不敢提出宏伟目标，所以就事事因循苟且。他指出人们修房子都要有一定的计划，而治理国家却没有计划，各自为政，自行其是：“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前政未废，新政复发，胸无成竹，屡试屡变，虎头蛇尾，有始无终。通篇或分析形势，或征引史实，或作比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时朝政的混乱状态，从多方面阐述了治理国家要“先定其规模（计划）而后从事”的主张。全文既平易流畅，又气势磅礴，颇能代表苏轼政论文的风格。
苏轼一生写了大量史论，其中以应制科试所作的二十五篇《进论》和以后写的《志林》中的史论部分为最有名。苏轼善于读书得间，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发掘一些他人不易见到的新颖见解。其《留侯论》（卷四）云，人们读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往往觉得圯上老人授书张良一段，“其事甚怪”，甚至“以为鬼物”。
而他却从中看出是秦世的“隐君子”，见张良“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这样，苏轼就把人们“以为鬼物”的事，解释得合情合理，全文紧扣一个“忍”字，征引史实若即若离，忽放忽收，舒卷自如，议论风生，确实是一篇雄辩有力的史论。
苏轼的杂说尤为有名，善于用一些浅显、生动、贴切的比喻，阐明一些深刻的道理，如《日喻》、《稼说》等文。他在《日喻》（卷六四）中说，有一个生下来就失明的人（“眇者”），有人告诉他“日之状如铜盘”，铜盘有声，以后他听见钟声就误认为是日；又有人告诉他“日之光如烛”，烛形如笛，后来他就把笛误认为是日。认识来自实践。眇者之所以闹笑话，就在于他“未尝见而求之人”。
文中还作了另一个比喻，南方人“日与水居”，故“七岁而能涉（徒步渡水），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潜水）”；北方人“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即使有人告诉他应该如何游泳，但他们“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苏轼通过一反一正的比喻，说明了“道可致而不可求”，真理只可能在实际接触事物的过程中逐步获得，而不可能通过“达者告知”而求得。他说：“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所谓“即其所见而名之”，意思是仅仅根据自己的一得之见来解释事物；所谓“莫之见而意之”，是说根本没有耳闻目见而对事物进行主观臆测；苏轼认为这两种情况“皆求道之过也”，对寻求真理来说都是错误的。
《稼说送张琥》（卷一○）以种庄稼应当播种及时，不要“寸寸而取”，要保全地力，以免造成地力枯竭为喻，说明人材的培养也有一个“自养”“以待其成”的过程，并进一步落实到治学，强调治学也应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点出劝人“务学”的主旨。苏文善于用浅显生动而又贴切的比喻，说明一些深刻的道理，是很值得借鉴的。
“身行万里半天下”（卷六《龟山》），“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卷四○《赠昙秀》）。苏轼一生，南北东西，确实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写了大量游记。前人的游记大都以景物描写为主，寄情于景，借景抒情，以情景交融的传统手法，来表达思想感情。苏轼好议论，他的游记往往以描写、记叙、议论、抒情的错综并用为特点。有先议论而后进入记叙的，如《超然台记》；有先记叙而后议论的，如《凌虚台记》；有记叙在中间，前后为议论的，如《石钟山记》；有议论在中间，前后为记叙的，如《放鹤亭记》；甚至有除用寥寥数语交待本事外，几乎通篇都是议论的，如《清风阁记》、《思堂记》。《石钟山记》（卷一一）是一篇带有考辨性质的游记，是一篇具有某些论说文（特别是驳论文）特点的游记。通篇围绕着石钟山山名的由来，先写郦道元和李渤对山名由来的看法，摆出要证明的观点和要反驳有靶子；接着用亲访石钟山的所见所闻，证实并补充了郦道元的观点，推翻了李渤的观点，使形象的景物描写为证明和反驳服务。最后，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是不行的这一中心论点，交代了写作意图。全文思路清晰，结构严谨，说理透辟，文笔流畅。其中夜游石钟山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形象：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苏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鸟鸣声）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形容洪亮声音的象声词）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裂缝），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款坎（击物声）镗鞳（钟鼓声）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
“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钟名）也；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
这里，以生动的比喻（大石“如猛兽奇鬼”，鹳鹤“若老人咳且笑者”，水声“如钟鼓不绝”，“如乐作”），形象化的拟人（大石“森然欲搏人”），贴切的象声词（“磔磔”、“噌吰”、“款坎镗鞳”），对夜游石钟山的所见所闻作了绘声、绘色、绘形的描写，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行文有缓有急，抑扬顿挫，波澜起伏，诙谐风趣。
大石“森然欲搏人”，上有云霄间栖鹘的惊啼，下有山谷中鹳鹤的怪叫，写得阴森可怖，寒气袭人。“余方心动欲还”，暂缓紧张气氛；突然又听见“大声发于水上，舟人大恐”，又重趋紧张。经过“徐而察之”，原来是微波冲击石缝发出的声音，又趋缓和，确实写得舒张有致。文笔也变幻多姿，毫不板滞，写栖鹘，是先点鸟名，再写惊飞，最后写其惊叫；写鹳鹤，是先写怪叫，然后再交代是鹳鹤在叫。前者用象声词“磔磔”形容其惊叫，后者用比喻“若老人咳且笑”形容其怪叫。两处水声的写法，作者也不肯雷同一笔，表现了苏轼驾驭语言的非凡能力。《石钟山记》确如《古文辞类纂》卷五六所评，是“坡公第一首记文”，是“子瞻诸记中特出者”。
《东坡集》中还有大量书信，其中也不乏佳作，《答李端叔书》（卷四九）“信笔抒意”，写得非常动人。他“信笔”抒发了一种自怨自艾、后悔莫及的感情。他怨自己“贪得不已”，得陇望蜀，中了进士，又举制科；又怨自己缺乏“自知”之明（“人苦不自知”），因为自己考取的是直言极谏科，于是就“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妄论利害，搀说得失”，“哓哓至今，坐此得罪”。作者笑自己具有制科人好发议论的习气，有如“候虫时鸟，自鸣自已”；笑秦观、黄庭坚对自己“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菖蒲，楚文王所嗜）羊枣（曾皙所嗜），未易诘其所以”；又笑李端叔称说自己的都是自己过去的毛病，如“木有瘿（赘瘤）、石有晕（色彩模糊的部分），犀有通（犀角有纹），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这三个诙谐幽默的比喻，充满了自怨自艾的感情。苏轼还“信笔”抒发了对封建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感慨。有的对他落井下石，乘机“推骂”；有的生怕牵连自己，避之唯恐不及：“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就在这样冷酷的社会里，李端叔却一再致书苏轼，“称说”和“推与”苏轼，苏轼的感激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尽管苏轼说，李端叔对他的“称说”是“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所“称说”的“皆故我，非今我”，但这都不过是含蓄的牢骚而已。他在信中还“信笔”抒发了忧谗畏讥、借酒浇愁的感情。他说自己“得罪以来，深自闭塞”，为什么要“深自闭塞”？又说此信“不须示人，必喻此意”。为什么“必喻”不以示人之意？无非是害怕大祸再次临头，害怕那些“好事君子”抓住信中的片言只语，捕风捉影，栽赃陷害。苏轼说他经常“偏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表面看笔调轻松，实际上包含着难言的辛酸，特别是像他这样一位“奋励有当世志”的人，“放浪山水”完全是不得已的。苏轼其他一些书信同样表现了这种忧谗畏讥之情，其《答濠州陈章朝请》（卷五七）云：“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与滕达道书》（卷五一）云：“黄（州）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苏轼不仅自己以言为戒，而且告诫滕也要以言为戒：“某欲见面一言者，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这封信总的精神无非是告诫老友滕达道进京不要再争论新法的是非，这些貌似“忏悔”而实为牢骚的话，都是为说明“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苏轼说他“平生不为行状碑传”（卷一三《陈公弼传》），比起韩愈来，他确实很少作墓志碑传等应酬文字。但就在他的寥寥数篇碑传中，也有一些脍炙人口的篇章。在他贬官黄州时写的《方山子传》（卷一三），开头概述了方山子（陈慥字季常）少、壮、晚时的为人：少慕豪侠，壮欲“驰骋当世”，晚乃隐居歧亭，点出了谓之方山子的原因。接着写他们在歧亭的相遇。陈季常得知苏轼贬官黄州“之故”，先是“俯而不答”，继而“仰而笑”，生动形象地刻画了这位“隐人”蔑视宦海浮沉的神情。陈季常之家“环堵萧然”，而全家却有“自得之意”，表现了“隐人”安于淡泊生活的精神。然后文章转入对陈的回忆。陈季常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西山游猎，他“怒马独出”，“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今虽隐居穷山僻壤，但“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寥寥数语就为我们烘托出这位“一世豪士”的形象。他虽“世有勋阀，当得官”；有“壮丽与公侯等”的园宅，有“岁得帛千匹”的良田；但“皆弃不取，独来穷山中”。这就进一步刻画了这位“隐人”视富贵如浮云的精神境界。此传四百来字，并没有详细记叙陈慥的生平事迹，仅仅散记了他早年游侠生活和晚年隐居生活中的二三事，这个“异人”的形象已跃然纸上。
元佑年间，苏轼应潮州知州王涤之请，作了一篇《潮州韩文公庙碑》（卷一七），对韩愈推崇备至。他说：“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很明显，这里既是在赞韩愈，也是在借韩愈以寄慨，因为他自己也“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之于朝廷之上”。他还称颂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文章虽有褒扬过分之嫌，但写得气势磅礴，风格雄浑，在所有称颂韩愈的文章中，确实堪称压卷之作。正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九所说：“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势。……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
明人袁宏道《苏长公合作引》说：“坡公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使尽去之，而独存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的确如此，苏轼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不仅在于高文大册，还在于“小文小说”。苏轼《志林》和《仇池笔记》中的许多随笔，就是这种”小文小说”的代表作。如《记承天寺夜游》（卷七一）云：“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
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短短八十余字，先写两人夜不能寐，相与步于中庭；次写庭中月光如水，竹影纵横，给人以清凉孤寂的感觉；最后发出明月竹柏处处有，但少闲人欣赏的感慨。寥寥数语，不仅再现了深秋月夜的景色，而且寄慨万端，表现了他贬官黄州时那种强作轻松愉快的苦闷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