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王安石变法者很多，如前所述，理学家基本上都是反对变法的，甚至王安石之弟王安国、王安礼，曾布之弟曾肇，也对变法持否定态度。而在反变法派中以苏轼兄弟最为有名。
第一节 “视荆公如仇雠”的苏洵
嘉佑元年，苏洵送苏轼兄弟入京应试，成为欧阳修等朝廷重臣的座上客。嘉佑二年欧阳修知贡举，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三苏父子名动京师。
苏氏一家也是文学世家。伯父苏涣（１００２-１０６２）初字公群，后苏洵为其改字文甫。天圣二年进士，为宝鸡主簿，以能选开宝监，调凤州司法。为永康军录事参军，擢开封府士曹参军。通判阆州，历知祥符、衡州。至和二年，擢提点利州路刑狱。
嘉佑七年卒，年六十二。善为诗，有诗千余篇，题曰《南麾退翁》；有杂文、书启、章奏若干卷；并有《苏氏怀章记》一卷，记平生所历仕宦，今俱失传。事迹见苏辙《伯父墓表》（卷二五）。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四五载苏涣《题云台观》残句：“云台胜景压苍溪，东汉遗名冠蜀西”；又载其《赠刘讽》云：“林下人归少，君归不待年。从今两蜀士，甚叹二疏（汉疏广、疏受）贤。”司马光《续诗话》云：“嘉佑中有刘讽都官，简州（今四川简阳市）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妇徙居赖山。景仁（范镇）有诗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贱，隐几惟知白日长。”时有朱公绰送讽诗云：“疏草焚来应见史，橐金散尽只留书。”皆为时人所传诵。”可见苏涣《赠刘讽》只是时人送刘讽致仕诗之一，都表现了他们对刘讽未到致仕之年而提前退休的崇敬。
父亲苏洵（１００９-１０６６）字明允，他的一生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二十七岁以前“落拓鞍马间”的青少年时期，他的《忆山送人》（卷一六）诗，生动而又详尽地描述了他历次游历祖国名山大川的情况，诗的开头六句总写他爱好游览祖国河山：“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山川看不厌，浩然遂忘还。”落拓者，不拘小节，豪迈放浪是也。落拓鞍马，纵目天下，浩然忘还等语，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少年苏洵的豪情。
二是二十七到三十七岁发愤苦读而屡试不第的时期。他十八岁曾应进试士，二十九岁再应进士试，三十七岁应制科试，均以失败告终。顺便说说，《忆山送人》可作为苏洵青壮年时期的自传读，除青少年时期岷峨之游外，还记载了二十七岁他经荆渚赴京应试，落第，重返故乡，经过嵩山、华山、终南山、秦岭返乡；“归来顾妻子，壮抱难留连。遂使十余载，此路常周旋”。十余载常周旋中的一次是三十七岁入京应制科失利，南游庐山、虔州，因父死返川后，“到家不再出，一顿俄十年”，直至送二子入京应试才再次出川。
三是自三十七岁至四十八岁，他“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写下了《权书》、《衡论》等足以使其永垂不朽的着述，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被誉为“王佐才”，可谓大器晚成。
四是从四十八岁到五十八岁的最后十年，是他名动京师而“官不过于九品”的时期。嘉佑元年，苏洵送二子入京应试，知益州张方平荐之于欧阳修。欧阳修上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传其文，苏轼兄弟又同科进士及第，父子三人名动京师。但直至嘉佑五年，才被任为试秘书省校书郎，他在《上韩丞相（琦）书》（卷一三）中说：“去岁蒙朝廷授洵试校书郎，洵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过听，而洵侥幸，不过得一京官。终不能如汉、唐之际所以待处士者，则京官之与试衔，又何足分多少于其间，而必为彼不为此耶？”汉朝、唐朝，布衣可因一言而位至卿相；宋朝官吏最滥最冗，但真正有才华的人却很难破格提拔。苏洵鉴于试校书郎的官职，“得六七千钱，诚不足以赡养”，要求“别除一官”。信中愤慨地说：“今洵幸为诸公所知，似不甚浅，而相公尤为有意。至于一官，则反复迟疑不决者累岁。嗟乎，岂天下之官以洵故冗耶？”
不平之意，溢于言表。嘉佑六年（１０６１）七月，太常寺要修纂建隆以来的《礼书》，才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县主簿也不过是从九品上到从八品上的小官，难怪张方平说韩琦对苏洵的态度是“知其才而不能用”了。
苏洵死后，士大夫前往苏家吊唁很多。治平四年（１０６７）八月，葬苏洵于眉州彭山安镇乡可龙里老翁井侧。《老苏先生会葬致语并口号》，对苏洵的巨大贡献和影响作了很高的评价，对其不幸遭遇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是对苏洵一生的总结：
编礼寺丞，一时之杰，百世所宗。道兼文武之隆，学际天人之表。渔钓渭上，韫六韬而自称；龙蟠汉南，非三顾而不起。宋兴百载，文弊多方，简编具在，气象不振。虽作者之继出，尚古文之未还。迨公勃兴，一变至道。上自朝廷缙绅之士，下及岩穴处逸之流，皆愿见其表仪，固将以为师友。
而道将坠丧，天不假年。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谓公为寿，不登六十；谓公为夭，百世不亡。今者丧还里闾，宵会亲友，顾念悲之不足，假讽咏以纾情。敢露微才，上陈口号：
万里当年蜀客来，危言高论冠伦魁。
有司不入刘第，诸老徒推贾谊才。
一惠独刊姬《谥法》，六经先集汉家台。
如公事业兼忠愤，泪作岷江未寄哀。
“道兼文武之隆，学际天人之表”。——充分肯定了苏洵的贡献。“一时之杰，百世所宗”；“上自朝廷缙绅之士，下及岩穴处逸之流，皆愿见其表仪，固将以为师友”。——充分说明了苏洵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准确评价了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有司不入刘第，诸老徒推贾谊才”。——这是对他一生的不幸发出的沉痛哀叹，“姬《谥法》”，周公《谥法》，此指苏洵所作《谥法》。“百篇”书指《太常因革礼》
一百卷，“九品”爵指他仅以文安县主簿终身。刘字去华，唐文宗时应贤良对策，极言宦官祸国，考官不敢录取。“有司不入刘第”，哀其成名前总是屡试不第；“诸老徒推贾谊才”，哀其成名后，朝廷大臣也只是推许其文才，实际上并未重用他。屡试而不第，徒推其文才，爵不过九品，这就是宋王朝对待苏洵这样一位“王佐才”、“帝王师”的态度。
苏洵是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他一反孔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观点，在《上皇帝书》（卷一○）中认为“利之所在，天下趋之”，其《利者义之和论》（卷九）认为“利在则义存，利亡则义亡”；认为贪生怕死，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不承认这种人之常情是不现实的，问题在于如何加以引导，使之不越轨。这可说是苏洵《六经论》（卷六）的中心思想。
其《易论》认为“民之苦劳而乐逸也，若水之走下”。“圣人惧其道之废，而天下复于乱也，然后作《易》。观天地之象以为爻，通阴阳之变以为卦，考鬼神之情以为辞，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习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视圣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
尊其人而其教亦随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于天下而不敢废者，《易》为之幽也。……此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而济其道于无穷也”。在苏洵看来，《易》之所以要写得茫茫冥冥，神秘莫测，无非是圣人利用人之常情，对那些“新奇秘怪”的东西特别崇敬的心理，来维持其对圣人之道的尊敬；无非是“圣人用其机权，以持天下之心”。苏洵实际上是把儒家视为神圣的《易经》看作神道设教，看作愚民手段，以使天下之人把圣人之道当作宗教来信仰。这样看待《易经》，确实是大不恭的。
苏洵的《诗论》更集中地表现了他的人情说。如果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愤憾怨怒，“皆泊然而无思，和易而优柔”，那当然好。但是，“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驱诸其中，是非不平之气攻诸其外，炎炎而生，不顾利害，趋死而后已”。这种好色之心，是非不平之气是无法禁止的，禁之过严，反而要出问题，走向反面：“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于责人太详”。如果不是禁，而是加以节制、引导，使其不越轨，才符合“人之情”，才能被人接受，“好色之不绝而怨之不禁，则彼将反不至于乱。故圣人之道严于《礼》而通于《诗》。《礼》
曰：“必无好色，必无怨而君父兄。”《诗》曰：“好色而不至于淫，怨而君父兄而无至于叛。”严以待天下之贤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这样，不禁止好色而只禁止淫，不淫是可以做到的；不禁止怨而只禁止叛，对君臣父兄之虐待可“明讥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那么不叛也是可以做到的。“人不自胜其忿，然后忍弃其身”，只要人们的“愤憾怨怒”还能自我克制，人们是不会铤而走险的。
他晚年解《易》，剥去了“诸儒”的“附会之说”，以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其词”。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云：“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前人指责苏洵“经术甚疏”，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是“不根之谈”，是“战国纵横之学”。其实，苏洵思想之可贵正在于这种“务一出己见，不步蹑故迹”的独创精神。
苏洵是一位力主革新的政论家，他尖锐地抨击了北宋腐朽的官僚制度。《上文丞相书》（卷一一）谓“天下之吏，犯法者甚众”；深刻揭露了当时土地兼并，阶级对立的严重，其《田制》（卷五）谓“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其《审敌》（卷一）无情嘲笑了宋王朝岁以金缯“数十百万”以资辽、夏，“虽名为息民，而其实爱其死而残其生”。他的政治、经济、军事主张，表现了他的爱国思想和革新精神。苏洵的政治主张集中表现在十篇《衡论》
和洋洋五千余言的《上皇帝书》中。《上皇帝书》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作于同年，即嘉佑三年（１０５８），集中表现了两人的政治分歧。王安石认为“天下久不安”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要求“变更天下之弊法”。苏洵却说：“法不足以制天下。”
他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多数皆为吏治改革：一是重爵禄，二是罢任子，三是严考课，四是尊小吏，五是复武举，六是信大臣，七是重名器，八是专使节，九是停郊赦，十是远小人。他在信的末尾警告仁宗说：“天下无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阔为世笑。然臣以为必将有时而不迂阔也。”五年后即嘉佑八年（１０６３）苏洵作《辨奸论》（卷九），表明苏轼兄弟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早在苏洵时已埋下了根。《辨奸论》的开头一部分泛论应见微知着：“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着。”中间部分不点名地批王安石：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伯）夷、（叔）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无疑者。
这里指责王安石表里不一，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以颜、孟自比，而实际上“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指责王安石“不近人情”，面垢不洗，衣垢不浣，“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认为王衍、卢杞“与物浮沉”，“不学无文”，不遇“暗鄙之主”，未必会得重用；而王安石则不同，其患未形而其名盖世，即使圣君贤相，也将“举而用之”。因此，其害远远超过王衍、卢杞。其结尾部分也与《上皇帝书》相似，希望自己的话不要应验。其言不中，人们仅仅认为他的话说过头了；其言不幸而中，他虽然会获得“知言之名”，而天下则将“被其祸”。全文都是围绕着“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展开论述的，中心是强调“辨奸”，认为王安石是“大奸”，希望朝廷“见微而知着”，不要“举而用之”。不论苏洵对王安石的看法多么偏激，不管苏、王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紧张，从《辨奸论》总体精神看，并不是在发泄个人私愤，而是在为“天下虑”。
苏洵是一位“颇喜言兵”的军事理论家，他的《权书》十篇、《上韩枢密书》、《制敌》、《几策》中的《审敌》、《衡论》中的《御将》、《兵制》，都是专门“言兵”的；《上皇帝书》也涉及军事问题。宋王朝在同辽和西夏的关系上一直软弱无能，苟且偷安，每年给辽、夏大量贿赂。他的着名的《六国论》（卷三）劈头就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接着又说：“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