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二句点题，中四句写江上所见，三、五句为远景，四、六句为近景，给人以江天阔之感。末二句似有题外之意，“蛟螭起波浪”不可畏，可畏的是时光因此虚度。
程颢与司马光等于洛社会聚，其《赠司马君实》云：“二龙闲卧洛波清，今日都门独饯行。愿得贤人均出处，始知深意在苍生。”《邵氏闻见录》卷一二载此诗背景，谓邵雍、司马光、吕公着居洛，时相往来，公着寡言，终日亦不过数言而已。时王安石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进险薄之士，天下骚然，公着叹曰：“民不堪命矣。”邵雍曰：“王介甫者远人，公与君实引荐至此，尚何言！”公着作色曰：“公着之罪也。”十年春，公着起知河阳，饯于福先寺上东院，颢赋此诗以解之。哲宗即位，司马光、吕公着果为相，如颢之诗所言。
元丰二年程颢有《陈公廙园修禊事席上赋》（卷一）盛集兰亭旧，风流洛社今。
坐中无俗客，水曲有清音。
香篆来还去，花枝泛复沉。
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
前四句写修禊事，后四句惜春将去而日将暮。此诗特别是末二句颇得前人好评，称其温柔敦厚。《爱日斋丛抄》卷三把它与李商隐诗作对比：“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足以戒盛满，而意似迫促。程子云“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悠然无尽之味，诗家未能及。”杨时《龟山语录》卷一又把它与苏轼诗作对比：“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尚谲谏，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诗，则闻之者自然感动矣。因举伯淳和、温公诸人禊饮诗云：“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又《泛舟》诗云：“只恐风花一片飞”，何其温厚也。”罗大经又把它与辛弃疾词作对比，认为词“更能消几番风雨”易招“种豆、种桃之祸”，“与“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者异矣”。《围炉诗话》卷一更认为是刺新法：“明道非诗人，而刺新法君臣云：“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有道之言，乃尔蕴藉！”
《和邵尧夫打乖吟二首》（卷一）其一云：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尘。
陋巷一生颜氏乐，清风千古伯夷贫。
客求墨妙多携卷，天为诗豪剩借春。
尽把笑谈亲俗子，德容犹足慰乡人。
打乖，耍弄聪明之意。邵雍有《安乐窝中好打乖》诗，和者甚多，而以颢之和诗最为有名。首联写打乖目的在于混世，混世必须道大，查慎行称“次句名言，是真道学”。次联以颜渊、伯夷证其说，颔联写天助其诗兴，能满足客人求诗求字的愿望。尾联谓能以笑谈亲近世俗之人，即“混世尘”意。通篇形容邵雍居贫乐道，实为至德之人。
其二云：
圣贤事业本经纶，肯为巢由继后尘？
三币未回伊尹志，万钟难换子舆贫。
且因经世藏千古，已占西轩度十春。
时止时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前二句写邵雍志本经纶，以大儒自命，而非以隐士巢由自命。中四句颂其安贫乐道，已居洛十年。古代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此以伊尹（商代大臣）、子舆（孔子弟子）喻邵，谓三币、万钟皆难以改其志。末谓其行止由时，听天安命，而不是以“打乖”作为终南捷径。魏了翁《跋明道先生和康节打乖吟真迹》（卷五九）云：“呜呼，论康节者多矣，而未有亲切的确如斯言者也。学者之观是诗，诚能以是参焉，而知以《打乖》自谓，非一于遁；以经纶答赋，非一于通；然后二先生之心可识，而学者亦有所据依也。同时介酬者如富文忠（弼）、王懿恪（拱辰）、文忠烈（彦博）、司马文正（光）及洛中时贤皆有诗，明道独赋二诗，今所得真迹惟后一首，而前诗俄空焉。究玩声画于百数十年之后，犹足以兴起顽懦，况于亲炙之者乎？”《瀛奎律髓汇评》卷三九方回评云：“邵尧夫一世豪杰，而安于闲退。理数之学，胸中浩然，时适有生如明道者知之。伊尹、伯夷、颜子、孟轲，其志也，非大说话。”但此诗毕竟是和邵雍诗，而邵雍是理学诗派之鼻祖，不能不与邵同调，故纪昀评云：“诗有理足而词不入格者，此类是矣。此派至北宋而盛。”“理足”而不入诗格，是理学家诗的共同特点。
其《猕猴》自注云：“山僧云：晏元献公（殊）来，猕猴满山。”
诗云：“闻说猕猴性颇灵，相车来便满山迎。鞭羸（自己所骑瘦马）到此何曾见，始觉毛虫更世情。”是猕猴比人还更世故呢，还是因人之世故而兴此慨呢？
程颢也有个别模仿之作，如《九日访张子直承，出看花，戏书学舍五首》之一云：“下马问老仆，言公赏花去。只在近园中，丛深不知处。”此诗显然模仿唐齐己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谢启昆《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程颢》云：
“造物为徒誉岂过，谁云冰炭起东坡。光风霁月饶吟趣，壮士秋怀泪下多。”“冰炭起东坡”，与东坡水火不容者是程颐，而非程颢，因为程颢死，苏轼刚还朝。但后二句评程颢诗却很恰切。
第五节 “言必忠信，动遵礼法”的程颐
程颢之弟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年十八，赴京上书，乞朝廷废黜世俗之论，以王道为心。游太学，胡瑗得其文异之，处以学职。嘉佑四年，应试落第，遂不复试。神宗时，大臣屡有举荐，皆不起。元佑初，司马光、吕公着再荐曰：“伏见河南府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法。
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类有所矜式。”诏以为西京国子监教授，力辞，寻召为秘书省校书郎。既入，见擢崇政殿说书。程颐在朝，无论什么事，都要搬出古礼来：神宗丧未除，冬至，百官表贺，颐乞改贺为慰；既除丧，有司请开乐置宴，颐亦反对；哲宗以疮疹不御迩英累日，颐谓上不御殿，太后不当独坐。当时朝臣对程颐实有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孔文仲论曰：“颐在经筵僭横，造请权势，滕口间乱，以偿恩仇，致市井之间，目为五鬼之魁。”又曰：“颐污下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宜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刘器之论曰：“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执政子弟，搢绅之间号五鬼。”苏轼认为他不近人情，常常讥诮他，因此二人结下仇恨。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卷三二）中说：“臣又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当时朝廷形成了以苏轼为首，吕陶等为辅的蜀党和以程颐为首，朱光庭、贾易等为辅的洛党，史称“洛蜀党争”。由于洛、蜀党争，程颐被命管勾西京国子监。绍圣中，谪居涪州。徽宗即位，徙峡州，复旧官。崇宁中，又夺官致仕。大观元年卒，年七十五。嘉定十三年，赐谥正公。淳佑元年，封伊阳伯，从祀孔子庙庭。着有文八卷，《易传》六卷，《系辞说》、《书说》、《诗说》、《春秋传》、《大学说》、《论语说》、《孟说》各一卷。南宋时曾将程颢、程颐二人文集合编为《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今存《河南程氏文集》收程颐文八卷、遗文遗事一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出版有王孝鱼点校本《二程集》。事迹见朱熹《伊川先生年谱》，《东都事略》卷一一四、《宋史》卷四二七的《程颐传》。
程颐于书无所不读，其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其说主张存天理，去人欲，与兄程颢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开程朱理学一派。在文道关系上，他认为作文害道：“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吕与叔有诗云：“学如元凯方成癖，文似相如始类俳。独立孔门无一事，只输颜氏得心斋。”此诗甚好，古之学者惟务养性情，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古者学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摅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称文学何也？”曰：“游夏亦何尝秉笔学为词章也？且如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岂词章之文也？”道学家普遍有重道轻文倾向，但像程颐这样明确认为作文害道、作诗文是“玩物丧志”者还不多见。
程颐的《答朱长文书》（卷九）集中表现了他重道轻文的文论观点。朱长文（１０３９-１０９８）字伯原，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少时尝从孙复听讲《春秋》之学。嘉佑四年进士及第，以病足不肯试吏，筑室乐圃坊，读书为学，自得其乐，与徐积、陈烈号称“三先生”。元佑中，除秘书省校书郎、许州司户参军，充苏州教授。
召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兼枢密院编修。元符元年卒，年六十。着有《乐圃文集》。长文博学强识，论文先经术后辞藻，于六经皆有辨说。程颐曾劝朱“勿多作诗文”，其《答朱长文书》逐条反驳了朱的看法，进一步申说“不当轻作”之由：“向之云无多为文与诗者，非止为伤心气也，直以不当轻作尔。圣贤之言，不得已也。盖有是言，则是理明；无是言，则天下之理有阙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则生人之道有不足矣。圣人之言，虽欲已，得乎？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约也。”批评后人务以文章为先，不止是赘言，而且有害于道：“后之人，始执卷，则以文章为先，平生所为，动多于圣人。然有之无所补，无之靡所阙，乃无用之赘言也。不止赘而已，既不得其要，则离真失正，反害于道必矣。诗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论文莫如韩愈。愈之所称，独高李、杜。二子之诗，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见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于道，足以辅翼圣人，为教于后，乃圣贤事业，何得为学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责？”作文不是为了有闻于后：“又言欲使后人见其不忘乎善。人能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为文之心，乃非区区惧其无闻于后，欲使后人见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并阐明了他对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看法：“夫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者，疾没身无善可称云尔，非谓疾无名也。名者可以厉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陈迹，综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识，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后能辨是非，如持权衡以较轻重，孟子所谓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则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后见也。学者当以道为本。心不通乎道，而较古人之是非，犹不持权衡而酌轻重，竭其目力，劳其心智，虽使时中，亦古人所谓“亿则屡中”，君子不贵也。”
朱熹评其文，说他不着意为文章，但明理而文字典实，比较接近其特点。其《上仁宗皇帝书》、《上太皇太后书》、《论经筵札子》、《易传序》、《明道先生墓表》等文，极受清康熙皇帝推崇。
《（康熙）御制文第三集》卷三九称其《上仁宗皇帝书》“所学既纯，故规模自尔正大”；称《代彭思永论濮王典礼》“引喻甚明，持论极正”；称《上太皇太后书》“程子自任之重，隐然有尧舜其君之意。
殆与《伊训》《说命》之篇，后先光映者也”；称《论经筵第一札子》“总在本原上着意，发为议论，故纯正宏阔，绝无偏钩”；称《论经筵第二札子》“匡辅翼赞之道，略尽是篇”；称《易传序》“言理精要，包举全《易》”；称《春秋传序》“先圣作经之意，后人以揣摩穿凿之见求之，则滋晦矣。三复此文，始知先儒为学精慎如此”；称《颜子所好何学论》“备举学圣工夫，语语自亲历中得来，故无一切影响之言”。这些文章所述不过是理学家修身治世之说，与儒家传统政治道德伦理相吻合而已。
他二十岁时所作的《养鱼记》（卷八），虽也是为宣扬道学而作，但较之他文更有可读性。前记其养鱼：“书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买鱼子食猫，见其煦沫也，不忍，因择可生者，得百余，养其中。大者如指，细者如箸，支颐而观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鱼之得其所也；终观之，戚戚焉，吾之感于中也。”后半即写其感，一是感慨圣人养物而不伤，乐其生，遂其性：“吾读古圣人书，观古圣人之政，禁数罟不得入洿池，鱼尾不盈尺不中杀，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圣人之仁，养物而不伤也如是。物获如是，则吾人之乐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鱼之于是时，宁有是困耶？推是鱼，孰不可见耶？”二是感慨不能置鱼于江海：“鱼乎！鱼乎！
细钩密网，吾不得禁之于彼，鉴燔咀嚼，吾得免尔于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尔遂其性，思置汝于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诚吾心。汝得生已多，万类天地中，吾心将奈何？”末以“鱼乎！鱼乎！感吾心之戚戚者，岂止鱼而已乎”作结，给人留下进一步回味的余地。程颐对此记似乎颇为得意，三十年后，他还写了一则《书养鱼记后》（同上）：“吾昔作《养鱼记》，于兹几三十年矣，故稿中偶见之。窃自叹少而有志，不忍毁去。
观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负初心，不几于自弃者乎？示诸小子，当以吾为戒。”“少而有志”，其志就是“圣人之仁，养物而不伤”，也就是他一生宣扬的“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