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及嘉佑二年贡举得人之盛，人们往往想到苏轼、苏辙兄弟。从文学成就看是如此，但从兄弟同科及第的人数及政治地位看，则以曾巩、曾布、曾牟兄弟及从弟曾阜最为突出，他们皆于此科及第。苏轼兄弟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曾氏兄弟则颇为复杂，曾巩由王安石密友，因变法而渐疏远；曾布位至宰相，是变法派的核心人物；而曾肇却反对变法，曾劝曾布“远佞人”（指吕惠卿）。
第一节 “三世文章称大手”
曾巩是文学世家，其祖曾致尧、父易占，曾巩的弟弟曾布、曾肇、曾牟、曾阜、妹婿关景晖、布子曾纡、肇子曾统皆能文。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六云：“南丰昆弟六人，久益寥落。与长弟晔应举，每不利于春官。里人有不相悦者，为诗以嘲之曰：“三年一度举场开，落杀曾家两秀才。有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
南丰不以介意，力教诸弟不怠。嘉佑初，与长弟及次弟（曾牟）、文肃公（曾布）、妹婿王补之（无咎）、王彦深（几）一门六人，俱列乡荐。既将入都赴省试，子婿拜别朱夫人于堂下，夫人叹曰：“是中得一人登名，吾无憾矣。”榜出唱第，皆在上列，无有遗者。”傅伯寿《云庄集序》：“公家世以儒显，至南丰先生遂以经术文章名天下，学者宗之，以继唐韩文公、本朝欧阳文忠公。时文肃、文昭（曾肇）公同以才学进，兄弟鼎峙于朝。”曾肇《曲阜集》所附史臣论曰：“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琐，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材。宋之中叶文学法理，咸精其能，若曾氏之家学，盖有两汉之风焉。”
祖父曾致尧（９４７-１０１２）字正臣，南丰（今属江西）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历符离主簿、梁州录事参军，迁着作佐郎，直史馆，改秘书丞。出为两浙转运使，历知寿、泰、泉、苏、扬、鄂等州。
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六，赠谏议大夫。着有《仙凫羽翼》三十卷、《广中台志》八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纪》十卷，《为臣要纪》三卷，文集十卷。事迹见欧阳修《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卷二一），王安石《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宋史》卷四四一《文苑传》三有传。
欧阳修《神道碑》称其不畏权势：“谏议大夫魏庠知苏州，恃旧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公劾其状以闻。太宗惊曰：“是敢治魏庠，可畏也！”卒为公罢庠。”知寿州，“寿近京师，诸豪大商交结权贵，恃其声势，号为难治。公居岁余，诸豪敛手，莫敢犯公法，人亦莫见其以何术而然也。夫敢以法加诸豪，乃强吏之所能尔。
使诸豪不敢干其法，此为法之本意，而人之难也。故公于寿，尤有惠爱。既去，寿人遮留数日，以一骑从二卒逃去，过他州，寿人犹有追之者。”
曾巩《先大夫集后序》（卷一二）称其自少已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于讽谕”，出仕后，“勇言当世之得失”，“虽屡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曾纡《江楼记》云：“吾太傅公以儒学入事太宗，文章高天下，而议论坚正，皆惊人语，而出处之际，又挺然不少屈。百余年间，学士大夫想望其丰采，凛然如生，故片言遗墨，得者皆秘藏之，以为传世之宝。”致尧能文，其《春日至云庄记》以写家乡之景胜，引弟士尧告之语曰：“兄往年漕运吴越时，数示家法，俾诸儿侄带经而耕，因授垦田种树之法。儿侄辈不获师焉，而乡里师之。旴江南北，地方千里，田如绮绣，树如烟云，原隰高下，稍涉腴美，则鲜有旷土，皆兄教人谋生之术也。今土膏脉起，农人始耕，欲俟兄命驾观焉。”亦能诗，如《望京楼》的“境土连江徼，人家匝海隅。
隔山川隐映，近郭水萦纡。雨过风腥槛，潮来岸浸庐”；《东林寺》的“晴沙鸣乳雁，芳草醉游人”；《题刘居士江楼》的“卷帘青山入，窗开白浪翻”。王安石《曾公墓志铭》称其“尤长于诗歌”，并非溢美之词。
巩父曾易占（９８９-１０４７）字不疑，少以父荫补太庙斋郎，为抚州宜黄、临川二县尉。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改镇东军节度推官。监真州装卸米仓。迁太子中允、太常丞、太常博士，知如皋、玉山二县。为信州知州钱仙芝所诬，罢职家居十二年。庆历七年，复如京师，至南京病卒，时年五十九。事迹见王安石《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卷九三）、陈师道《光禄曾公神道碑》（卷一六）。
易占早以文名，仕既不合，即自放，为文章十余万言，有《时议》十卷，论天下古今所以存亡治乱，已佚。今存《南丰县兴学记》一文，首论学校的重要性：“古乡党学校，……本之导民成化。故其士之入朝，在乡居家，皆就法度而莫为非，此古之所为治而传子孙不殆也。自乡党之制废，学校虽有存者，亦戾于古。……今有能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皆为其所宜而非辞之谓，则其俗庶几矣。如是而设学也，非诚通于本末欤！”次论宋及南丰之兴学：“宋初定天下，惟汴有学。天圣以来，洛、睢上至他府若州，亦往往兴学矣。县于民最属，与古乡党均，然莫知为学。
独南丰周侯（燮）至，则考县之西南构为学。”末论南丰曾氏的影响及作记原因：“吾县初无隶儒者，由曾氏建隆、祥符间谏议（曾致尧）以文行，为海内望，其世浸闻。往请于谏议之子，其可遂来。”予愧之，逊不得也，乃申古之意告之，使学者知有归也。”
王安石《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载，易占有子六人：晔、巩、牟、宰、布、肇。陈师道《光禄曾公神道碑》载其子五人：“巩，中书舍人；牟，安仁令；宰，湘潭簿；布，龙图阁直学士；肇，吏部郎中。”缺曾曅，可能早逝。又载：“女嫁承议郎关景晖、南康主簿王无咎、秘阁校理王安国、江宁府教授朱景略，秘书丞李中、承议郎王几、宣德郎周彭孺，一卒于家，一再适王无咎，凡女九人。”其中曾巩、曾牟、曾布、曾阜、女婿王无咎皆于嘉佑二年同科进士及第。曾牟仕履不详，曾巩、曾布、王无咎详后。此外，易占从子、曾巩从弟曾阜亦于是科及第。阜（生卒年不详）字子山，熙宁六年三月，以夔州路勾当公事、着作佐郎为太子中允、权发遣夔州路转运判官；八月，罢兼提举常平等事。元丰中曾为黄梅县令，知邓州南阳县。元佑中通判陇州、邠州，刘攽《彭城集》卷二一有《通判陇州曾阜可通判邠州制》。事迹见《长编》卷二四三、二四六、三三四，《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之三○，雍正《江西通志》卷四九。
第二节 “文为世表，识在人先”的曾巩
一、曾巩生平
曾巩（１０１９-１０８３）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读书数百千言，一览成诵。未冠，名闻四方。是时，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修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
巩稍后出，遂与之齐名，自朝廷至闾巷海隅障塞，妇人孺子，皆能道其姓字。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遍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嘉佑二年进士及第。为太平州司法参军，召编校史馆书籍，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诰院。
熙宁二年为《英宗实录》检讨官，不逾月罢，出通判越州。曾巩与王安石的关系本来很密切，巩多次向欧阳修推荐王，但当王安石变法后，巩与王的关系开始疏远了。苏轼在《送曾子固倅越（通判越州）得燕字》（卷六）诗中写道：“昔从南方来，与翁（欧阳修）两联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鳣。”意思是说，随着欧阳修的失势，曾巩的离去也是必然的。世论太容不得人，像蜩蝉一般的吵吵嚷嚷，震耳欲聋。哪有万顷的巨池，来养你这横海的大黄鱼（鳣）呢？历知齐、襄、洪州。进直龙图阁、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马钤辖，赐绯衣银鱼。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沧州，不行，留判三班院，迁史馆修撰，管勾编修院，兼判太常寺。
元丰五年四月，擢试中书舍人，赐服金紫。九月，丁母忧。明年四月丙辰，终于江宁府，享年六十有五。宋理宗追谥文定，故世称曾文定公。巩平生无所好，唯藏书至二万卷，皆手自雠定。又集古今篆刻为《金石录》五十卷，出处必与之俱。既没，集其遗稿为《元丰遗稿》五十卷，《续元丰遗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宋南渡后，原集已有佚，开禧时，赵汝砺、陈东重刊本仅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稿》四十卷，亦佚。现存《元丰类稿》五十卷，又补集外文二卷、续附一卷，是保存曾巩诗文最全的版本。又校理《说苑》、《战国策》、《李太白诗集》等多种典籍，均撰有叙录。孔武仲《祭曾子固文》：“惟公文为世表，识在人先。愤道之息，志于必传。绝众超群，自其少年。况有宗工，援引于前。雷动风兴，声薄于天。”自唐衰，天下之文变而不善者数百年，欧阳修始大正其体，一归于古。其后巩与王安石、三苏父子相继而出，为学者所宗，宋之文章炳然与汉唐侔。事迹见曾肇《子固先生行状》（《曲阜集》卷三）、韩维《曾公神道碑》（《南阳集》卷二九）、林希《曾公墓志铭》（《曾巩集》附录）、《宋史》卷三一九本传。
二、“质而近理”的曾巩散文
曾巩是欧阳修北宋诗文革新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主张。他也主张“文以载道”，提出要“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论文重道而以辞章为次，以为“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在《答李沿书》（卷一六）中，他批评李沿“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即颠倒了主次本末。他主张应“志乎道”，反对“汲汲乎词”。曾巩的文论颇有道学气，“朱文公（朱熹）评文专以南丰（曾巩）为法者，盖以其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也”。曾巩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履行了这一思想，其文自然纯朴，而不甚讲究文采，故朱熹认为“南丰文却近质”，“较质而近理，东坡则华艳处多”。曾巩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现存文上千篇。其文以议论见长，立论警策，说理曲折尽意，文辞和缓纡徐，自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势，与欧阳修风格相似。
其《上欧阳舍人书》（卷一五）是一封求荐信：“先生方用于主上，日入谋议，天下日夜待为相，其无意于巩乎？”但其主要内容是论“当世之急有三”：“一曰急听贤之为事，二曰急裕民之为事，三曰急力行之为事。”他批评执事者怕言革弊：“天下为一，殆八九十年矣，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或曰削之则怨且戾，是以执事望风，惮言所以救之之策。”他称赞当时的科举改革：“今者更贡举法数十百年弊，可谓盛矣。书下之日，戾夫惧，怠夫自励，近世未有也。”但他批评经义取士内容还是太宽泛：
“至于学者策之经义，当矣。然九经言数十万余，注义累倍之，旁又贯联他书，学而记之乎，虽明者不能尽也。今欲通策之，责人之所必不能也。苟然，则学者必不精，而得人必滥。欲反之，则莫若使之人占一经也。夫经于天地人事，无不备者也，患不能通，岂患通之而少邪？况诗赋论兼出于他经，世务待子史而后明，是学者亦无所不习也。”全文涉及历代之治乱之得失，陈述改革弊政的急务，对时政有较深感慨。此信及《上蔡学士书》（卷一五）末尾都曾推荐王安石：“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傥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亦书其所为文一编，进左右，幸观之，庶知巩之非妄也。”
庆历四年推行新政，以欧阳修、王素、余靖、蔡襄为谏官，天下皆为之贺，曾巩的《上蔡学士书》（卷一五）却为之忧：“朝廷自更两府谏官来，言事者皆为天下贺得人而已。贺之诚当也，顾不贺则不可乎？……邪人以不己利也，则怨；庸人以己不及也，则忌。怨且忌，则造饰以行其间。人主不寤其然，则贤者必疏而殆矣。故圣贤之道，往往而不行也，东汉之末是已。今主上至圣，虽有庸人、邪人，将不入其间。然今日两府谏官之所陈，上已尽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尽白而信也，尚惧其造之未深，临事而差也。其未尽白而信也，则当屡进而陈之，待其尽白而信，造之深，临事而不差而后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谏官乎？”接着他极论谏官之重要，宰相与皇帝还“接之有时，不得数且久矣”。
而“谏官，出入言动相缀接，早暮相亲，未闻其当退也。如此，则事之得失，早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不谕则极辨之可也。屡进而陈之，宜莫若此之详且实也，虽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间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谏官乎？”而“今谏官之见也有间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议亦明矣。禁中之与居，女妇而已尔。舍是则寺人（宦官）而已尔，庸者、邪者而已尔。其于冥冥之间，议论之际，岂不易行其间哉？如此，则巩见今日两府谏官之危，而未见国家天下之安也。”储欣《南丰先生全集录》卷一云：“君德成就，尤在谏官，信如此书所云。”庆历新政的失败证明曾巩并非过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