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很想做一个称职妈妈
上午太湖县文联主席熊尚志带了原县志办的熊主任、太湖文联的安泽成副主席和张华主编来。明天就要高考，我原本准备今天要好好陪陪女儿，烧几个好菜。看来又不行了。熊主席是我们宿松老乡，又是全国著名作家，我也是一个准文人，也写小说，于公于私，我不能不陪着用餐。只好歉意地打电话告诉孩子她爸。谁知他一点不体谅，声音里分明带着气恼：你只要天天陪人吃饭哟！便挂了电话。我只能苦笑笑。没有法子，头上戴着共产党的一顶帽子，身不由己呀。
下午两点左右，将客人一行安顿在宾馆小憩后我疲惫地赶回家，见女儿在书房里看书，我讨好地说：涵涵，下午我陪你去看考场吧？她硬声硬气地回答：上午去看了。然后瞟了我一眼，那眼光透着一股怨意，让我感到心寒。我不敢吱声。昨天也在外面一天没回家烧饭，因为工作上的应酬。他们父女俩和奶奶便随便对付两餐。高考是人生中的大事，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只有我这样不负责任的母亲。心中着实感到愧疚。自己错了，更不敢惹得孩子心烦，便只好轻手轻脚去卧室里午睡。昨夜没睡好，本想补一觉，还是睡不着，脑中老是想着一些烦人的事。
起来后赶紧去厨房查看有没有晚上的菜，见只有吃剩的几块洋芋和青椒，便骑了车去菜场，买来些带壳的青豆和番茄，回家剥了壳，用辣椒炒了一小盘，再打一个番茄蛋汤。端到桌上，喊她下楼吃。然后我就到办公室来。熊主席还没走，我必须尽一个地主之谊。
不能否认，我总努力想把本职工作做得出色一些，但也想做一个合格的妈妈，那就只能时常辛苦自己了。谁叫我是女人！
6月24日高考查分
这个周六，是最让人难忘的！
涵涵的堂弟、二叔的儿子可胜在县城参加中考，姐弟俩相差只半岁，但比起来，涵涵要显得成熟得多。这几天搞服务工作，涵涵很尽心尽力，而且一再叮嘱些注意事项，很象一个姐姐的样子。这让我想到要是不搞计划生育，每家都有两个孩子，那家庭教育哪会象现在这么难啊。
下午三点多，涵涵来电，激切地说：妈妈妈妈，我有620分！——声音有些哽咽。我反倒不怎么激动，涵涵估分就有613分，按她平时认真谨慎的习惯，不会不准。而且填报的志愿也谨慎，即使少一二十分也能录取的。所以，我丝毫没有惊讶，只是礼节性地说了一句：祝贺你呀！
晚上回家，却不时接到祝贺的电话，左邻右舍也来祝贺。我一打听，这才知道涵涵果真拿了全县的文科状元！
这消息让我也着实兴高采烈起来：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试后，我去学校打听情况，从总的分析来看，就有老师开玩笑说：石可涵有望冲刺文科状元。我也感觉到，孩子近两个月，心情乐观，情绪稳定，积极向上，如果按这个状态下去，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虽然她在高中的几年中并未出现过年级第一。临战状态很重要，我搞过那么多年的教育，深知这点。所以，一回到家，我便在她的桌上留了张字条：涵涵，老师们都说，你有望冲刺文科状元！只要你保持现在的学习劲头，每天完成预定的计划。相信自己，就能成功！你一定能走好运！
第二天，涵涵放学回来，蹭到我跟前来小声地说：妈妈，我不会让你失望！
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心中淌过一股暖流。女儿是个很要强的孩子，从小我总是给她减压。小学时，我代她抄过作业题。初中时，曾经因为作业太多，我在子夜后打电话吵醒过她的班主任，第二天找过校长，要求少布置点作业。这事被涵涵知道后，把我大骂了一顿，几天不理我。每次没考好，我只是笑她“马虎先生”。情绪低落时，我会说：这算什么？小小的一次测验，吸取教训就行。
但到了该冲刺的关键时刻了，我知道我的期望对她的重要性，所以，为了让她有一个强刺激，我采用了写信的形式。直到考前，这张字条一直被她保留着，放在写字台醒目的地方。
我急于想将我的喜悦告诉给我的亲戚朋友们，便躲到书房去打电话发信息。女儿跟进来，不准我乱说。她说，妈妈，你怎么回事？要低调一点，知道吗？有些同学没考好，他们的爸妈心情肯定不好。你不能得意忘形。何况，我在全省只排名320。
我惊讶于这个小头脑的成熟！只好拍拍她的脑袋，亲一亲，躲到卧室里做梦去。
读不懂生命的二姐
二姐去世三年了，她刚到知天命之年就离开了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为二姐的离去并不是医药不行，而是她自己对生的放弃。我一直在想：她如果读过书如果看过柯云路的《新世纪》，肯定是不会如此的。但二姐是文盲，而我却读了大学，同是从一个娘肚子里出来的姊妹，同样生长在姚大圩那个自由而质朴的水村，二十岁的她却哭哭啼啼远嫁他乡，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人生的另一副重担；而二十岁的我却成为一所重点中学的教师，过着风雨无侵衣食无忧的日子。这是命中注定吗？我与二姐的距离越来越远了，直到她生病和去世。
那个黑夜，当道士咿咿呀呀的诵唱在广场上回旋之时，而我却独自站在二姐的灵堂里，在黑暗中默默地与二姐作最后的交谈。深红的棺木里躺着二姐，一木之隔，我注视着二姐的安睡，恍惚间，我觉得我理解了二姐为什么在生命的这个季节离去。总感到二姐既然自己放弃了生命，二姐的儿女都成人了，已经当奶奶当外婆了，或许她的观念里已经认为自己完成了人生的使命吧？既然在人世已经无事可做，还留在世上干什么呢？倒不如追随父亲，到天堂里去过没有烦恼的日子。二姐是主动放弃活着的，自然她的离去就不会有什么痛苦了。
在二姐即将入土的前夜，我独自肃立在二姐的灵前，与二姐作着最后无言的交流。我的心渐趋平静。我仿佛明白了，当一个人自愿放弃生命时，她的灵魂肯定不会有痛苦，而没有痛苦地走向天堂，应该是生命终端最好的归宿。
我没有兄弟，只有姐妹三人。二姐是在二十岁时嫁到婆家去的。婆家虽说不算远，在一个叫张畈的地方，翻过几座不高的山丘，走过几条田垄，再过一条大沙河就到了。记得二姐出嫁的那天，队里的团支部很热情，他们举行一个简短的欢送仪式，敲锣打鼓扛红旗，场面十分热闹。十岁的我什么也不懂，兴高采烈得象别的小孩一样，扛着一面红旗走在队伍里。妈妈和大姐躲在灶间哭泣。那时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么多人欢送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她们怎么还偷偷哭泣呢。
后来我成家生女，父母轮换着到我这里住，帮我带孩子，逢年过节我就回去，一家人团团圆圆，就象我还在读书一样，丝毫感觉不出一个女孩子出嫁与不出嫁有什么不同。直到我人到中年，经历了许多纷繁的世事，对生命有了更深的领悟之后，我的心灵深处便开始疼痛起来，我怀想起二姐在生时的点点滴滴，怀想着她曾经的挣扎和渴望，怀想着她对我的片言只语的怨言，我才感到，我过去太忽略二姐了，我便对自己曾经没有真正的理解二姐、没能全力挽救二姐的生命内疚起来。这种愧疚是因为我读了书，我有了工作，我只知关注自己的工作和追求，却没有真正从心灵深处去关注一下二姐，没有零距离地了解她的寂寞和渴望。那时的我看似意气风发实则不知天高地厚，有了一点成绩居然还在二姐面前偶有炫耀，从没有想到过自己无形中会给二姐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二姐之所以没有读懂生命的含义，没有体味生活的乐趣，我觉得作为那个贫困家庭里唯一读过书的我是没有理由推卸责任的。
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她的去世便愈发有了愧疚，尽管我比她小十岁，她的文盲并非是因为我的出生造成。总而言之，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生命有了深刻的领悟，我对二姐的愧疚是越来越强烈了。
二姐一生多病。她出生在那个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里，缺衣少食，一岁多就被抱给邻村一户人家。小小的她只知道声嘶力竭地啼哭，母亲不忍，便又抱回了家。她才几岁就开始放牛打柴挣工分，还得常常承受暴躁的母亲的打骂。她在灶台后被母亲使劲抽打的样子至今还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她大概十七八岁了吧？我至今仍然不明白母亲为什么那么喜欢打她。营养不良的二姐自然多病，经常肚子痛，也没去医院认真地查过。现在想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父母的无知还是因为女孩的命不值钱，我们小时候头疼脑热的，是很少去医院的，顶多叫一个姓张的赤脚医生随便开点药吃了事。
自然我也时常挨母亲的骂，连书都被母亲塞到灶堂里烧过，但幸运的是从来没挨过打。现在想来一定是比我大十岁的二姐成了我的挡箭牌。二姐年纪比我大，又没念书，身体不好，做事自然手脚慢，而父亲老实无用，是个闷棍，处在更年期的母亲一不如意肯定会拿她出气。
常常痛得在床上打滚的二姐在三十出头时终于把胆囊切除掉了。在那个年代里，切除胆囊是个不小的手术。出院后，二姐的腹部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象条巨大的蜈蚣爬在白白的皮肤上，叫我不忍卒看。手术后的二姐严格遵守着医嘱，不吃这不吃那，身体愈发虚弱，常常是病恹恹的样子，周年到头，家务田地，仍然没见她歇过什么。原以为切除胆囊就彻底了，但没想到没过几年，结石又在胆管作祟，再次到省城治疗了一段时间。可怜的二姐，真是历尽了磨难。
儿女大了，该娶亲的娶亲，该出嫁的出嫁，二姐终于可以松口气了，但谁也没料到才五十岁的她却因脑溢血倒下，倒在成熟的洋芋地里。那是农历端阳节后，正午炽热的阳光无情地炙烤着她。一生勤劳的二姐即使病倒也眷恋着她的岗位，在她侍弄了三十年的土地上，她无望地昏倒不知有多长时间。二十多天后，二姐被县医院抢救回来，但三个月不到，她却再次倒下，之后，手脚偏瘫，精神不佳，拒绝吃药……
那时，我执意地认为，二姐的离去是她自己的选择。因为她拒绝吃药，说是毒药，在哄劝后好不容易同意吃，却又偷偷将药藏在手心里或是吐在水里。二姐没有文化，她的拒绝到底是什么动机，在二姐生病前我没有同她交流过，生病后却无法交流了。那时的我鬼迷心窍，象许多沉迷在俗世中的人一样心态浮躁，根本不曾在生命、健康与亲情上多停顿一会儿。唯一叫我欣慰的是，在二姐病重抢救时分，我同她的子女一样在医院里日夜守护着她，送饭送水。
因为对二姐的歉疚，我对二姐的两个孩子就格外地爱护和关照。为他们的住房和工作，尽我微薄的能力去奔波，甚至将自己折腾得焦头烂额，惟其如此，我心里才感到对得起二姐的在天之灵。
（2008年5月）
沉重的母爱
上六年级的女儿每晚写作业到八点半后还要躺在床上看一会儿书，总要我几次三番催促后才入睡。端阳节的晚上，疲惫的我想早点休息，女儿却说，看完这个故事好不好？
我摸摸女儿的头，幽幽地说：妈妈是为女儿活着。等你长大了，就好了。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女儿还小，也许并未听懂我这感叹的深层含意，只是被我闷闷不乐的情绪感染，半天不吱声，忽而却将被子猛一拉，蒙住了头。我见势不对，拉开被子，惊住了：十岁的女儿已是泪流满面。女儿素来多愁善感，我明知她的心事，却故意平静地问：你哭什么？女儿哽咽：我不想长大。一长大妈妈就老了。
我的眼睛也潮乎起来，但仍撑出一丝笑，安慰女儿：老了有什么关系？人总是要老的，这是自然规律。你长大了，妈妈就放心了，不像这，总要为你提心吊胆，你说妈妈活得有多累？
女儿不再说什么，我为她抹抹泪，轻声说：早点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女儿欠起身，搂住我的脖子，亲亲我的脸颊，乖乖地眯上眼，安静下来。
望着女儿甜甜的睡相，我心中一时难以平静下来，手里的书页也愈显茫远了。下午五点才从五十多里外的乡下看望老母亲归来，已是疲惫不堪，勉强对付完晚饭，洗漱之后原想早点休息，但女儿的话却又使我了无睡意，床头书也看不进，只得任思绪漫洇开来。
丈夫在三十多里外的一所市重点高中工作，我在报社上班，两人都十分忙，对孩子与老人自然疏于照顾。老父八十出头了，多数日子在我这里住，身体不好，仍执意为我做点洗碗扫地等手头活。老母远在乡下，一双小脚，却坚持种点菜园，侍弄几分旱地，说是城里连水都要钱，样样要买，吃不消。时常捎些自己种的菜来。每隔十天半月，她就熬不住了，就想我，想我的女儿，盼我能回去看看，偶尔也打个电话来，或者我打个电话过去，只要一听到我的声音，她的心情就轻松了。她说：人越老越无用了，一到傍黑，心里就怪怪的，就去村口望一望，望望你那个方向……听了这话，我不知该这样回答母亲，只感到心里酸溜溜的。
我刚上大学那年，有两个月竟然忘了写信回家报平安，那时也没电话。不通音信，这对母亲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后来放假回来，才得知母亲因思念我整整病了三个月，也不去弄药吃，就那么熬着拖着，见到我后病就自然好了。工作后，每个周末都回家与父母团聚，这似乎已成了定例，母亲也因此养成了一种生物钟，一到周末就企盼与我见上一面，十几年都如此。
我时常为此感到无奈。工作繁忙，特别有了小孩之后，一到周末，比平时更忙了。但还得想到母亲，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在远方眼巴巴地等着我的归去。母亲地里园里颠个不歇，我知道那是因为有我这个“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