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从小不务正业，年纪稍大后就吃喝玩乐，成了当地臭名昭彰的无赖汉。在一次聚众赌博中，魏忠贤因为把钱输了个精光，还遭到旁边赌徒的嘲弄，一气之下请人帮自己动了手术，跑到皇宫做了太监。
由于他工于心计，善于钻营，很快博得太子朱由校的赏识。朱由校登基当了皇帝之后，魏忠贤顺理成章成了皇帝身边最为得宠的太监。后来，他又通过明熹宗朱由校乳母客氏的帮助，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二十四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不仅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还可以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奏章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
其实在封建社会，一个宦官依附于主子，掌控一些重要部门本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魏忠贤这个人却有着极强的权利欲，他所觊觎的可不仅仅是眼下的权力，而是至高无上的皇权。一个小小的秉笔太监只不过是皇帝的传声筒，又怎么能窃取皇权，动摇大明王朝几百年的基业呢？这个缺口主要是在朱由校身上。
在历代帝王中，朱由校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皇帝，他心灵手巧，对制造木器有着极浓厚的兴趣，凡刀锯斧凿、丹青揉漆之类的木匠活，他都要亲自操作。熹宗尤其喜好盖房屋。他常常面对自己造好的房屋，高兴得手舞足蹈，反复欣赏。等高兴劲过后，又立即毁掉，重新造新样制作，从不感到厌倦。在他造房子的时候，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他早就抛到脑后无暇过问了。魏忠贤就是利用了朱由校的这一弱点，常趁熹宗引绳削墨兴趣最浓时，拿上公文请熹宗批示，熹宗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兴致，便随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这样，朝廷的旨意就不再是出自皇帝，而是出于魏忠贤了。
为了维护既得的权力，进一步架空皇帝，控制朝廷，魏忠贤采取打拉结合的两手政策。凡顺从自己的朝臣必然升官发财，凡逆己而行的便会罢官坐牢。
在其淫威之下，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前来投靠。由此形成了以“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为骨干的臭名远播的“阉党”，把朝廷闹得乌烟瘴气。杨涟、左光斗这样的正直朝臣实在忍无可忍，就联名上书弹劾魏忠贤。
可是，当时所有的奏章都把持在魏忠贤的手里，皇帝也就是个摆设而已。魏忠贤在截获弹劾奏章之后，以极为残酷的刑法处死了杨、左二人，同时还利用这个机会，将几百个不甘屈服的官员或贬或撤，以自己的心腹取而代之。这样，魏忠贤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九千岁”了，掌握着大明王朝的命运。
1627年，熹宗皇帝因服用“仙药”而死。由于他没有子嗣，皇位由弟弟朱由检继承，也就是崇祯皇帝。崇祯早就对魏忠贤把持朝政不满，这次大权在握，当然不会放过这作威作福的奸臣。继位不久就将“九千岁”贬出京师，魏忠贤在回家的路上畏罪自杀。
——选自《明史·宦官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智慧心得】
分内之事，岂可假手于人
从古至今，人人各有职守，皇帝也不例外。明朝的熹宗皇帝却坐着皇帝的宝座整天忙于木工而不愿意承担一个帝王应该承担的工作。把负责宫廷杂役的魏忠贤找来代替自己处理朝政。一来二去，大权被魏忠贤一人独揽，弄得大明朝奸党横行，忠良几乎被屠戮殆尽，要不是熹宗死得早，即位的崇祯皇帝有发奋之心，及早动手夺回权力铲除了阉党，朱家人怎么丢的江山都不知道。
明朝能够侥幸，唐朝就没这么走运了。唐高宗李治虽然不是什么昏庸透顶的皇帝，可也对政事感到头疼，再加上自己身体不太好，于是，皇后武则天就顺理成章以贤内助的身份帮助他处理国事。一来二去，不光满朝文武，就连黎民百姓都知道武则天的权利和皇帝没什么两样，以至于在私下将皇帝皇后并称为“二圣”。就这样武则天在幕后辅国政数十年，等到李治驾崩，皇太子李显即位，她毫不费力地篡夺了皇位，顺利走向前台。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将皇室杀得枝叶凋零。最后要不是狄仁杰从中劝阻，张柬之趁武则天晚年多病，果断地发动军事政变，恐怕最后做皇帝的还真成了武家人呢！
今天，有很多人同样容易犯明熹宗和唐高宗的错误。自己辛辛苦苦的拼搏奋斗，好不容易有了一官半职，可是却总喜欢把分内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办，时间长了，二把手的水平和威信渐渐超过了你，渐渐把你的权力架空，使你有名无实，或者干脆被取而代之。
即使你所委托的人，不会有如此大的野心，也绝没有这个能力威胁你的职位，但事事假手于人，也会给小人造成可乘之机，利用你的懒惰和疏漏营私舞弊，欺上瞒下。等到真正出了问题，来买单的还只能是你，因为在上级领导和同事的眼里，这是你的职权范围。
清代吏部衙门的书吏，官职不大又无实权，朝廷里的官员没人巴结他们，自然也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但他们利用历任吏部尚书都贪图安逸，从不过问和检查地方官员呈上来的公文，就故意挑公文的毛病，有时甚至弄虚作假，涂改原本合格的公文，将它们驳回地方。而地方官员又没有机会直接面见吏部尚书，为了公文能早日被批复下来，就只能向这些书吏行贿。这样一来渐成风气，极大地降低了行政工作的效率，很多吏部尚书都因此被处分。
雍正六年，张廷玉被任命为吏部尚书，他刚上任，就发生了此类事件。一日他正在吏部正堂处理公事，一位曹司呈上一件公文说：“这件公文把元氏县误写成先民县了，应当驳回原省。”张廷玉接过来详细地看了一会儿，严肃地说：“这分明是吏部的书吏在原文上添了笔画，故意捣鬼，马上查出来是谁做了手脚。”
曹司下去一查，果然是一个书吏添了笔画。张廷玉严厉处分了那个书吏。事后，有人问张廷玉是怎样识破书吏做手脚的，张廷玉说：“如把‘先民’写成‘元氏’那是外省官员的失误。而把‘元氏’写成‘先民’，显然是添了笔画，四个字既不同音，又不同形，一般不会发生笔下之误，因此一看便知。”众人无不钦佩，从此也就没有人敢擅自更改公文，敲诈地方官了，吏部的工作效率也得到极大的提高，张廷玉因此受到皇帝的赞许。
虽然公文处理工作十分琐碎，但是张廷玉觉得既然是分内之事，就应该亲自处理，而不能托付他人，这样一举查出了书吏们弄虚作假的行为，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使皇帝看到了自己的成绩。如果张廷玉也像前几任尚书一样，事事图清闲，对公文不闻不问，恐怕头上的乌纱帽早就被摘下来了。
一个人之所以拥有现在的地位，掌握着关系事件成败的主动，就在于他执掌着一定的权力。但是，要长期持有这些权力，并发挥自己的优势，就必须尽一定的责任，付出一定的心血和代价。如果一个人既想拥有这些权力，又懒于恪尽职守，在其位而不谋其政，迟早会因此而遭受巨大的损失。或者被野心家逐渐蚕食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甚至最后还要演变成“逼宫”事件；或者被阴谋家利用，打着你的旗号，任意吃、拿、卡、要，拿着你的印把子随意挥霍公款。这类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屡见不鲜，不得不防。
一个人不仅在处理公事的时候要尽职尽责，自己分内的工作一定要亲自动手。就是个人的私事，如果关系重大，最好还是亲自处理为好。要不然很可能被人从中做了手脚，坏了大事不说，还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西晋时期，赵王司马伦欲篡位夺权，淮南王司马允先发制人，派兵包围了赵王的住宅。早已投靠淮南王的陈徽也派兵前来支援司马允。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赵王司马伦毫无准备，只能闭门自守，但连他自己都知道，失败只是转瞬间的事情。洛阳城内甚至已经传说赵王被活捉了。
当时的中书令陈准想到自己的弟弟陈徽投靠了淮南王司马允，应该暗中帮他一把。于是他要求晋惠帝派人拿着白虎幡去解斗。晋惠帝同意了，派了司马督护伏胤带了四百骑兵，拿了白虎幡从宫中奔驰出去。其实驺虞幡才是解斗的，白虎幡是指挥士兵冲锋杀敌的。因为晋惠帝是个白痴，陈准才这样欺骗他。如果伏胤手持白虎幡直接冲向赵王府，司马允一方的士气会变得更高，赵王的将士很可能不战而溃，放下武器投降。
不料伏胤在半路上遇见了赵王的儿子汝阳王司马虔。他俩原本要好，再加上司马虔对他诱以富贵。伏胤立即收起白虎幡，带着四百骑兵到了司马允阵前，二话不说，挥戈进攻。最后，司马允被杀，赵王司马伦反败为胜。
既然晋惠帝是个众所周知的白痴皇帝，陈准所要做的又是假公济私的事，当时就应该主动请缨，由自己带着白虎幡和骑兵去帮助淮南王，这样才能保证万无一失。结果，反倒弄巧成拙，本来淮南王司马允已经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下却一败涂地。
在这里我们决没有教授阴谋诡计的意思，只是通过陈准的失败，提醒人们，即使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的私事，也不可轻易假手于人。现实生活中像陈准这样而吃哑巴亏的例子太多了。最为常见的就是有些人做买卖发了财以后，就把自己的一摊子事托付给别人代理，然后养尊处优，做起太上皇。没想到时间一长，人家把你的进货渠道、销售网络摸得一清二楚之后，马上自立门户。等“太上皇”走上前台，准备重操旧业时才发现，所有的客户和得力干将都被挖走了。面对一个空壳公司，悔恨是无济于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