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适才海汝贤来访，言谈间居正访得，他是嘉靖二十八年的举人。”我说，“真是巧合啊，你们都是从县学教谕做起的，而且海汝贤还是在贵省南平县做的教谕。”这样说着，我心里在想：海瑞和李贽，相似之处甚多。他们的祖上，都是回回，非汉人后裔，都因为家境贫寒，在中举以后，就放弃了会试的机会，以举人资格迈入仕途。随后，海瑞到了李贽的家乡福建，在南平做县学教谕；李贽则到了河南辉县做县学教谕。两个都是心比天高的人，却在县衙做着最小的官，两个人都廉洁自守，两袖清风，却都喜欢自行其是，不把上司放在眼里，甚至屡屡抗拒上司的事，也时常发生。所以两个人都以古怪而闻名。可是他们的前程，却悬殊很大。海瑞已是户部的六品主事，而且此前已先后在浙江淳安、江西兴国任过知县，在嘉靖朝的官场，以举人出身，像海瑞这样不断超升的，并不多见；而李贽，真是官运不济，蹭蹬多年，穷困潦倒，刚被补缺为礼部的八品司务。这两个人的经历，引起了我的兴趣。
“李卓吾与海汝贤，不可同日而语。”李贽悻悻然说。
“喔？说来听听。”我兴致勃勃地问。
“我李卓吾进官场，纯为稻粱谋；人家海汝贤呢，”李贽嘴角一撇说，“照他的话说，‘一个正人君子之所以选择做官，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之心，看到民众的饥寒困苦而引起同情，同时看到他人被欺压损害而产生不平，为此，就要通过做官来解决民众的疾苦，来铲除人间的不平，所以，做官标志着一个人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这就不容许有丝毫的利己动机存焉。换言之，如果一个人出于牟利的目的，那就绝对不应当选择做官。’如此说来，我李卓吾就不该做官，所以蹭蹬落拓也就活该了。”
海瑞确实说过如李贽所转述的那番话。这话是海瑞在一次讲学会上说的。自徐阶当国后，京城的舆论环境相对宽松，大型的民间聚会经常举办，讲学、论政蔚然成风。海瑞经常受邀到聚会上宣讲他的从政为官的理念和治政感言。从海瑞后来的表现看，不应当怀疑这就是他的内心所想。如果是别人这样说，或许可以认为是官话套话，因为这番言论，正是国朝太祖皇帝对为官者的要求，没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只是一般人并不当真，行动上大可另当别论。海瑞的不同之处是，他最痛恨的是言行不一，他认为，为官者既然说到了，就该做到；推而广之，既然国家制定了纲纪条规，就应当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
“喔——”我看着李贽，若有所思地说，“卓吾和汝贤，皆非常人也！”
“不可同日而语也！”李贽重复说。
我点头。的确，海瑞和李贽虽然都以言行古怪而著称，然则精神命脉上，却是两个极端。海瑞对名教圣训心悦诚服，视为至真至理，并且以不折不扣地按照名教圣训做事为己任，不仅自己恪守践行，还以此衡诸上司同列；李贽却视名教圣训为伪说谬言，讥讽嘲弄，不啻异端。
当下，李贽尚没有名气，因此也就没有引起官场的热议，而海瑞却不同，关涉他的传闻，一直源源不断，也每每成为京城官场的谈资。不过，说到海瑞，却多半会一笑置之，或者摇头不已。乃至说海瑞是善于出风头之人！说他自知以举人出身，按部就班晋升无望，就另辟蹊径，千方百计邀取声名，以图超常任用。总之，官场上的普遍看法是，海瑞的举动是古怪的，而古怪的背后，有他的私心。无论这些说法是不是符合海瑞的初衷，但事实是，海瑞的非常之举，给他带来了名气；而名气成为他升迁的资本。
海瑞中举，授职教谕，到北京领取吏部的红谕时，即拜伏于承天门下，献上他所精心撰写的《平黎策》，建言在琼岛开辟道路，设立县城，以安定乡土。像高拱这样的有识见者，对此无不赞赏有加。海瑞的名字，第一次在京城传开了。
在南平做教谕时，以御史衔提督福建学政的朱衡，到南平巡视，来到海瑞任教的学宫，阖县官吏都伏地通报姓名，海瑞却独施以长揖礼，还振振有词地说：“到御史所在的衙门，自当行部属礼仪；此学堂，乃老师教育学生之所，故不宜屈身行礼。”朱衡不仅不以为忤，还赞赏有加，屡屡举荐，不久，海瑞竟破格升任知县。海瑞的名字，又一次传到了遥远的京城。
还有几件事，在坊间绘声绘色地流传着。有一件事发生在海瑞在淳安知县任上。说是某日，浙江总督胡宗宪正在办公，忽有亲兵禀报说，淳安知县海瑞，抓到一个冒充总督公子的骗子，特亲自押着一干人犯前来，请总督发落。胡宗宪半信半疑，叫传海瑞进帐。海瑞不等胡宗宪问话，就主动禀报说，前几日，有一口称胡公子的人，带了一干随从，来到淳安县驿站，索要车马钱物，驿丞要查看他的勘合，那个口称胡公子的，竟命随从吊打驿丞，卑职闻报，就觉蹊跷。因卑职素闻胡制台雄才大略、令出如山，对部曲约束甚严，号称秋毫无犯，岂能有这等妄作威福、目无法纪的公子？定是有人冒名行骗。
卑职还记得，制台甫就职，便颁发文告，说要各级衙门，严防假冒制台亲友行骗，不料还是有人胆大妄为，以身试法。卑职若不及时制止，有违制台明令，也恐于制台官声不利，遂命属下将其拿获。待搜查其行李时，又发现大量金银财宝，竟有满满三大箱子。卑职素知制台严于律己、清正廉明，若真是制台公子，何来如此众多之钱财？经卑职勘问，却说是沿途州县馈送，这不是公然污蔑制台纵子受贿吗？故卑职更断定该人是冒充公子无疑。卑职除命将所骗财物一律收归公库外，虑及此案重大，特押解人犯，请制台发落。听了海瑞一番陈词，胡宗宪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只好将错就错，说把骗子留下审勘后再发落，还把海瑞大大夸奖了一番。
另一件事是海瑞羞辱钦差大臣的。当年鄢懋卿以都察院右都御史衔总理盐政，巡案至浙江，按例，钦差大臣出巡各地，总要先期发出通令，知会所到之处，务必按朝廷的纲纪，一律轻车简从，一切接待从简，不得铺张。鄢懋卿到浙江巡视，海瑞任知县的淳安县接到的札子上就写着：“本院素性俭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靡费里甲，增加民众之负担。”海瑞认为，既然钦差大人明明白白训示的，那么地方衙门所要做的，就是“俱宜简朴”。
不过，海瑞接到札子的时候，已听到传言，说鄢懋卿一路如何奢华云云，他当即就按捺不住，派人前到接待过钦差的地方去打探，说海老爷刚刚做知县，不懂规矩，想学学接待钦差的经验，别县也就毫无保留地把接待情形阖盘托出，待差人把情形禀报给海瑞，海瑞怒火中烧，当即给鄢懋卿写了一个禀帖，先是称赞钦差明悉朝廷纲纪，严于律己，并引用了札子全文；但话锋一转，说访得钦差大人所到之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达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金缎奉献，其他供帐，也极尽奢华；最后，他提醒钦差大人，如果不能拒绝地方的阿谀恭维，明说简朴，实则奢华，明说廉洁，实则搜刮，则不仅势必难以做到公事公办，还极大损害朝廷的威信。鄢懋卿接到这份禀帖，既觉可恼，又觉好笑，当即决定调整路线，绕过了淳安。
海瑞对他的顶头上司也不买账。在兴国做知县时，新知府上任，所辖各县的知县照例要集体谒见。谒见完毕，知府设宴款待。海瑞大概听说其他县都有孝敬，内心已对知府不悦，又不便质问知府何以接受下属上兑，于是就借题发挥说，属下查遍朝廷法纪，从未看到朝廷有给地方拨付宴请费用之规定，知府大人宴请所需经费从何开支？若要知府大人自掏腰包，则属下不敢当；若要属下凑份子，则属下拿不出这笔钱。说罢竟告辞而去，在赣州街头吃了一碗白饭，就返回兴国去了。
海瑞的名字，随着这些传闻，已是路人皆知了。
海瑞第一次所抗拒的上司，学政朱衡，已升任都察院右都副使，一如既往地赏识、举荐海瑞；而海瑞曾经公开羞辱的两个高官大僚——钦差大臣鄢懋卿和浙江总督胡宗宪，虽说当时炙手可热，却都是严嵩一党；严嵩失败了，严嵩一党遭到清洗，反对过鄢懋卿、胡宗宪的人，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乃至有先见之明的，所以海瑞的声望也就越来越大，这一切竟然成为他的升迁机缘。
想到这里，我感慨一声：“卓吾兄，做官也要看运气啊！”
“运气云云，我不敢说，”李贽一笑，“名气却不可小视。”
“言之有理。”我竖起拇指，赞叹说。心中暗忖，海瑞以名气而升迁；那么，会不会还要做出什么事体来，博取名声呢？“喔呀，汝贤这样的人，着实令做他的上司者寝食难安啊！”我自言自语说。
我是很少登门拜访科道的。可是，这一天，我作了精心整备，登门拜访御史陈瓒。
当下，在翰林院的同年大都还任编修之职时，我已经由右谕德升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了。一个翰林院的主官，虽然品级只有五品，但是已经晋身儒林高层，也说得上身份显赫了。拜访一个和我素无渊源的御史，显然不是心血来潮的随意之举。
曾其何时，高拱也好，我也罢，最为痛恨的，是执政者引用私人。但目下，提拔高拱为礼部尚书，提拔我为翰林院侍读学士，都是徐阶一体办理的。其实，这时候，我倒害怕徐阶没有魄力顶住压力，真的兑现他的“用舍刑赏还公论”的承诺了。因为若真的按“公论”用人，以我的资历，要想入阁拜相，根本是不可能的，付诸廷推，恐怕也过不得关。所以我必须不停地制造足以为徐阶增加威信的舆论，只要徐阶享有崇高威望，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都能够为朝野所接受。这个思路主导着我，使我变得在考量一切问题时，自然而然地，事事、处处为徐阶的威望着想。同时，徐阶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伺候圣上的事情上去了。随着在位日久，春秋渐高，圣上越来越乖戾，越来越难以伺候了，徐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应付着，难得有机会离开西苑的直庐，甚至用于思考、处理政务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我必须尽心地为徐阶谋议、解忧。
昨天快散班前，徐阶派人急急知会我到他的直庐。一见面，徐阶就带着浑身的疲惫、一脸的无奈，慨然道：“此中可愧可叹可忧可惧之事与日益增，老夫真是应对无方矣！”我猜想，一定是圣上又给他出了难题。
果然如此。就在适才，圣上突然召见徐阶，说有人密报杨博贪墨受贿，要徐阶查实予以惩罚。
徐阶明白，这其实就是一个借口。事情的起因缘于杨博就任户部尚书不久，就对圣上一再诏买龙涎香一事啧有烦言。龙涎香是斋醮仪式中所必需，只有广西一地出产这种价格昂贵的香中精品，每年，朝廷都要花去大量银子用于购买龙涎香。可在朝廷常科中，并没有购买龙涎香及斋醮所需经费的科目。严嵩执政时，总是挤占各类开支，确保满足圣上的需求。鄢懋卿总理盐政后，正是需要大量资金以对抗鞑虏的侵扰和南方倭寇的蹂躏之时，于是就空前加强了盐的专卖，骤增盐课，一年之内就从他所掌管的五个都转运盐使司多收取了二百多万两白银。这笔多课的盐款，以后就成为为圣上置办斋醮所需用品的主要经济来源。然而，严嵩倒了，作为严嵩党羽的鄢懋卿也受到了清算。既然鄢懋卿被清算，那么他在位时制定的政策，就不能不予以废止。如此一来，本已捉襟见肘的国库，更加入不敷出，加之近来圣上衰病交加，越发痴迷于斋醮，对龙涎香的需求也就与日俱增，户部不得不在预算之外，从河工费中挪用款项，以为购龙涎香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