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稿》的巨大成功，本非一章一节能概括。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讨论郑子瑜对中国学术(尤其是修辞史)的贡献，那是一本专著的分量而非本节文字所能归纳。此处仅综合各家评论意见，作蜻蜓点水式的散论。
《史稿》反映了郑子瑜有比较科学的修辞观和开阔的学术视野。
在《史稿》篇末，郑氏说：“就是今日修辞学诸著作，也大都偏重于辞格的讲述。辞格论固然是修辞学的骨干，但决不能尽修辞学之能事。奇怪的是： 古今修辞学者，谈论修辞，都喜欢偏于谈论辞格，好像修辞学的任务就只在谈论辞格而已。这是应当纠正过来的”。这可视作一种较科学的修辞观。由于不囿于辞格而涉及修辞学史各个分支，又能分清语法——修辞、逻辑——修辞、文论——修辞、文章——修辞之间的关系，同时看见其中的内和联系。所以，《史稿》以开阔的视野反映了中国修辞学史的全貌。
科学的修辞观还反映在郑氏对中国修辞学史的分期上：
一、 萌芽期——先秦时代；
二、 成熟期——两汉时代；
三、 发展期——魏晋南北朝；
四、 延续期——隋唐时代；
五、 再延续期——宋金元代；
六、 复古期(上)——明代；
七、 复古期(下)——清代；
八、 革新期——现代。
这种分期法尽管一些论者提出异议，但作为第一部中国修辞学史，无疑具有探索和开拓意义。笔者认为，一部以史为线索的著作，其分期的合理性和明晰性尤为重要。而郑氏抓住分期中每个断代的总体倾向，自有其科学依据。
《史稿》是一部评论公允的巨作，不囿于名作大家，敢于指疵。
这种例子在全书中俯拾皆是。如他对《史记》这部伟大的文史著作的评论便是其中一例。郑子瑜素来赞赏刘知幾《史通》和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对《史记》的修辞指疵，在此基础上他对《史记》中病语多有批评。他认为，《史记》在“修辞偶疏的地方固然不少，我们不能为司马迁讳，但如果《史记》修辞本没有疏略的地方，有人硬欲指其粗略，我们也应加以辩证”。如《史记·邓通传》有“文帝崩，景帝立”一句，刘知幾认为“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书其事乎？”而王若虚先附和刘知幾“谓不必言帝崩固当矣”，又说“文景相继，犹或可也”，态度模棱两可。郑氏则态度明确指出：“盖文景相继，一崩一立，何不当之有？”认为刘氏所举《史记》烦累的例证，其实不是“烦累”。而苏辙《古史》中将《史记·甘茂传》：“甘茂者，下蔡人。事下蔡史举先生，学百家之术。”省一“事”字，如此的话，学百家之术的是史举而非甘茂了。但是，郑子瑜客观指出，《史记》“很受人们推崇，以为善于修辞，其实修辞失当的地方颇不少”。早在1981年10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演讲词《论〈史记〉修辞之偶疏》中已涉及，后又收入《中国修辞学史稿》中。郑氏十分自信地指出，“《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几乎每一篇都有修辞偶疏的地方”，此语可谓石破天惊。试举例：
《屈平贾生列传》云：“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郑氏指出，“曰”与“以为”意义重复，不宜并用。王氏(王若虚)之书，曾提及此；今各家大中学国文课本采此文者多将“曰”字删去矣。
《田单列传》云：“燕军扰乱奔走，齐人追亡逐北，所过城邑，皆畔燕而归田单，兵日益多，乘胜，燕日败亡，卒至河上。”郑氏指出，上句主词并非“田单”，故“兵日益多”之上，宜重加“田单”二字。又“乘胜”二字以下，于文势宜述田单军动作，“燕日败亡”殊不相属。若削“燕日败亡”，而将“卒至河上”改为“追至河上”，便无懈可击矣。
郑氏的引征、评述简直是滴水不漏，水到渠成，令人叹服，这种科学的“挑剔”精神，正是《史稿》特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