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次赴日讲学时，郑子瑜曾与实藤惠秀约定，两年后再来日本，共同整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1963年11月14日，实藤先生给郑子瑜一封信，告诉他再度来日本的事已经办妥。实藤惠秀的信节录如下： 郑子瑜先生：
11月20日的信已收到了。
对于4月来日的提议，你赞成，再好没有。
前几天，我到教务课，他们说： 已经寄聘书，用英文写。大概你已经收到了吧。
明年你在早大担任的课，大约如下：
1. 为先生们讲两小时的课。
2. 为大学院学生讲两小时的课。
3. 先生们有疑问的时候，请你的教，
两小时。一共六小时。（每周）题目我和你商
量之后决定。1964年4月，郑子瑜实践前约，再度赴日。早稻田大学教授会议这一次原来打算聘他为“中国修辞学特殊讲座”讲师，听讲人只限于本校教授和讲师。可是，在教授会议上，竟推翻了前议，破格聘郑子瑜为教授。鉴于郑子瑜的学术实绩，教授会议认为有六位教授要参加特殊讲座，讲师是不适合给教授上课的。这不仅仅是一般的教授，而是教授的教授。日本从来不给初来的外籍教员以教授的职位，除非获得永久居留权加入日本国籍(这一制度到1982年已经废除)。所以，与郑子瑜同时在早稻田大学执教的近百名欧美学者，是清一色的讲师，仅仅郑氏一人获得教授职位。在20年代，中国著名学术大师王国维、辜鸿铭等人也曾在这所著名大学从事研究和讲学仅仅是讲师职位。
这次赴日讲授共两年，他除担任每周两小时《中国古典诗歌的鉴赏与批评》课和在语言学教育研究所开中国修辞史讲座外，将大部分精力花费在与实藤惠秀共同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上。至于为什么会聘请他讲中国修辞史，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1962年郑子瑜首次在日本讲学时，某次在早稻田大学讲演，他故意将原来拟定的讲演缩短一点，利用剩余的一小时，大讲中国古代汉语修辞学。郑子瑜知道，早稻田大学是20世纪初修辞学的发源地，日本著名修辞学家坪内逍遥、岛村泷大郎、五十岚力等在此执教，中国著名的修辞学家陈望道也毕业于此。可是到了60年代，修辞学在日本几成绝学，研究者甚稀。于是，郑子瑜便班门弄斧起来。他想试试自己在这方面的实力。郑氏一个小时的讲演竟意外获得绝好的效果，启发了早稻田大学几位文科教授对修辞学的兴趣。于是，借1964年再度赴日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之机会，实藤惠秀正式向教授会议提出，聘请他来日讲授修辞学。没有料到，那一次班门弄斧，竟真真弄出一个世界修辞学界货真价实的真“鲁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