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时妻子去结账，发现我不能按照公务员标准享受医保。我急忙打电话向组织部咨询，组织部的解释是：挂职人员挂职期间身份不变，待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岗位以后，按新的岗位重新确认身份。由于我挂职前是事业编制，也就是说，我挂职五年还不是公务员！
自离开政界以后，突然之间我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人们好奇地等待，等待我以全新的身份重返意见舞台再次发声。许多人以为我会就此倒下，其实我一刻也未曾倒下，即使是倒在病床上，我的大脑也从未停止过思考。5月26日，临上手术台的前一天，我接到了好朋友《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陈安庆打来的电话，他再次鼓励我把挂职五年的经历写下来，为后世留一份珍贵的记忆。上午10点30分，手术室里的护士准点来到病房接我去手术台，我交代我的妻子，三天以后把我的手提电脑拿到病房里来，我要动手写《官路》。妻子虽然不悦，但并不忍心拒绝我。她怕我全麻之后不再醒来。
其实我也害怕。
对于生死我原本看得很淡。每次七旬老父提醒我要注意身体，我总是很淡泊地对父亲说：“生死有命，何必那么在意？与其没有意义地活在世上，不如死了的好。”那个时候之所以看淡生死，是因为还没想好死后，我该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如果什么也不想留，那就好好地享受生活，一旦大限来临，因为没有遗憾，所以能够坦然面对。生命，其实只是一个过程。生，由不得你，死，亦由不得你。既然都由不得你，何必在意其长短？
10点43分，带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我被推上了手术台。女麻醉师拿着一个麦黄色的呼吸罩，很温柔地对我撒了一个善意的谎：“先吸两口氧气。”我信以为真，吸了两口，便幸福安详地暂时离开了“人世”。待我恢复知觉回到阳间，突然冒出了一种怪怪的感觉：“像这样死去真好，没有痛苦，不知不觉……”
第一个来看我的，是我的老师张万雄。他原以为我是因为工作安排不爽，找一个借口住个院散散心，没想到我一下子挨了十刀。其实，早在去年下半年我就应该手术，痛风结节让我的手脚严重变形，可当时由于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到了今年3月，妻子敦促我赶快住院，我说，还是等一等吧，挂职就要结束了，待新的工作安排好了以后再做手术。我不愿在离开之前给人们留下一个“借住院为名收敛钱财”的恶名，要走就走得干干净净。
对我的这种态度，父母极为赞赏。特别是一辈子省吃俭用、“把钱看得很重”的父亲，突然变得大方起来，他主动对我说：“你马上要到一个新的单位上班，路途遥远，又没了专车，很不方便。我也晓得你每个月只有那么一点点收入，孩子要读书，还要还房贷，为了照顾你，老婆又辞了职，连过日子都有些紧巴巴了，不可能有多余的钱去买车。我和你母亲商量好了，等你好了我们出钱帮你买一辆。”
“二老的心意我领了，我暂时还不想买车，先挤一挤校车再说。”我不忍心去花父母积攒起来的辛苦钱，便不假思索地回绝了他们的好意，“你们要帮就帮帮大哥，他离了婚，生意又不景气……”
“你大哥我不是不帮，只是暂时我不想帮，先逼逼他，不逼他不得上路，现在帮他他会产生依赖心理。你不一样，从小就很自立。眼下你又遇到了困难，父母不帮你谁帮你？我和你母亲攒的一点钱，迟早都是要给你们的，现在给你或许比将来给你更顶用一些……”
父亲的一番话，让我留下了热泪，也帮我解开了一个多年未解的心结。在我们三弟兄中，我一直以为父母最溺爱哥哥，最偏爱弟弟，最不喜欢的就是我。其实是我误解了他们，过去我不能理解，经历了这次工作的变动和手术，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父爱、母爱的无私和伟大。自我突然调离官场以后，我发现父母一夜之间似乎衰老了许多；待我住进医院以后，他们衰老得更为明显。父母家离我动手术的医院很远，坐公交往返要花费近两个小时。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我熬稀饭并准备一天的饭菜，准备妥当以后，还要拖着年迈的身子，锅碗瓢盆一大堆地往我的病房里搬。父亲虽然不会操持家务，但心累，生怕我抑郁，隔三差五就跑到病房来陪我，没话找话地陪我海聊。他越找我聊我越难受，我会从内心里感到惭愧：父母生病住院的时候，我何曾这样待过他们？
我期望赶快出院，在医院里待的时间越长，我亏欠父母妻子的会更多。
终于等到了出院的日子。妻子结完账回来满脸狐疑地问我：“你当了五年市长助理、副市长，怎么不能按照公务员的标准享受医保？”
“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医保报销比例还有区别？”我大惑不解地问护士长。
护士长答：“有啊，区别大着呢，好像公务员可以多享受8%。”
“你打个电话问问，都当了五年市长助理、副市长，怎么还不是公务员呢？”妻子提醒我。我赶紧拨通旅游局原人事科科长的电话。那科长答应帮我问问组织部。组织部公务员科科长很快做出了答复，挂职人员挂职期间身份不变，待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岗位以后，按新的岗位重新确认身份。也就是说，我挂职前是事业编制，挂职期间尽管担任了三年市长助理两年副市长，但我的身份不能改变，依然是事业编制。重新安排工作以后，民族职业学院属教育系列，是事业单位，意味着我的身份依然不能改变。身份不能改变，下次住院我当然只能继续享受比公务员报销比例要低的待遇。为此，我特别郁闷，同为共和国的公民，都是为国家服务的纳税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
淡出官场以后，我依然受到了一帮社会名流及朋友的鼓励与支持，这让我从内心里感到温暖。我想，有这么多人支持我，我不能再沉默，我应该告诉他们我这五年真实的挂职经历与官场际遇。于是，便有了这本《官路》。
普扬写于南湖文如秋水斋
2010年1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