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行”（摘自《雷锋日记》）。那么搞股市呢？搞股市没有什么不行？搞股市没有钱不行。股市强国论者喜欢算股市市值，说是上市公司股价的总和一高，股市便成了浩瀚的大海，可以载起中国公司巨艨的无敌舰队（且慢，垄断似乎仍然是创造利润的第一驱动器）。股市强国论者可能还忘记提醒我们，2006年美国排名前位的上市公司的老总的收入平均上升了9%，其后盾是股市的资金——尽管这些公司的同期利润远没有增加9%，股市不做大，上市公司哪里来的资金？美国公司老总哪里来的加薪机会？
还有，每逢股市开闸放资金入市，除了已经割肉的之外，大、中、小投资者，老、中、青投资者，都是欢欣鼓舞，雀跃不已——水涨船高，他们又要生财了。券商弄潮也要钱，有了钱就可以加大投入，放大利润，集中资金打歼灭战。相反，利息高则难以筹得资金。所以说，券商最喜欢减息，至少美国的券商是这样：听到减息他们就奔走相告，弹冠相庆；听到加息他们就愁上眉梢，有的还要骂娘。这样一来，利率对许多人来说就非常重要，加息还是减息，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
一、钱追资产
政府掌控经济主要是两手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财政政策主要涉及税和政府开支。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主要是需求太弱，所以政府要化大力气刺激需求，在财政政策方面狠下功夫。货币政策不同，货币政策是以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来控制物价。在遏止通货膨胀的问题上，各国大多是货币政策一手硬。
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物价太高。那么物价多高才算高？这是一个难题。货币适度贬值是经济增长的正常结果。英国的目标是将通货膨胀控制在2%左右。通货膨胀的算法也是五花八门，现在主要是看消费价指数。这个数字不高，大部分国家都在3%左右。可惜，这个数据并不能反映价格的全貌。各项物价中，资产价格攀升最快，而且全世界如此。资产价格单兵突进，改变了通货膨胀的游戏内容，一般生活消费品或必需品，已不再占家庭的主要开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通货膨胀曾经是钱追货物。但在供应更具有弹性的世界上——或者是因为技术进步，或者是因为出现了中国这样新的供货来源——通货膨胀已经成为钱追资产了。”是的，新形势之下，钱追资产是要害。
“好死不如歹活”这句中国古话，一直是我们许多人的心声。今天看来，这个崇高目标在全世界许多地方都已经实现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除了极个别地方，饿死人的事情已经很少发生了。随你收入再低，饭钱还是有的。但钱多钱少是相对而言，人们只是不愁温饱而已，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等费用成了主要开支。美国大学的学费已经突破四万美元大关，中国住院费25年增长了116倍。从整体上说，人们仍然是入不敷出，美国人更是大量举债，寅吃卯粮。
那么房价飞涨，学费飞涨，医疗费飞涨，算不算通货膨胀？作为应对之策，央行是否应该加息？答案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在长期占据美国央行领导职位期间，格林斯潘坚决反对因房价上涨而加息。从大处说，格老最喜欢减息，最不情愿加息，减息冲锋在前，加息退却在后。正是因为如此，格老深受华尔街老大的尊敬和爱戴——利息上调，等于往股市泼冷水，也增加了券商调动资金的成本。
格老反对因房价上涨而加息是有其理论基础的。格老一贯认为，加息是钝器，无法实施精准打击，非但不能消除房地产泡沫，反而可能引发全面经济衰退。确实，资产过热有很强的区域性，整齐划一的加息，并不能对房价虚高的地方实施定点打击。格老说的是实情。2006年，美国全国房价平均下跌2.7%，而西雅图、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等地不跌反涨，分别上涨了11.3%、3.2%、2.3%和2.0%。其他国家的许多地方也一样。法国全国房价平均上涨4%，而巴黎的房价则上涨了10%。英国全国房价平均上涨8%，伦敦房价上涨了10%。土耳其全国平均房价上涨18%，伊斯坦布尔的房价则上涨了25%。
如果事后看，房价上涨的部分也会算在通货膨胀之内。格老也从来没有说过，通货膨胀不包括房价上涨部分。格老只是说，在房价下跌之前，无法预测楼市是否有泡沫，因此也无法通过加息进行干预。这是格老聪明之处，也是格老狡诈之处。确实，房价变数太多：人口迁移加快，热钱的涌入，都会导致物价和资产价格迅速上升。此外，按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说法，利率变化对物价的影响两年后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果真如此，通货膨胀还实在是不好控制。
但针对格老的“钝器”理论，欧洲方面有不同意见。奥特马·伊辛（Otmar Issing）担任过欧洲中央银行的首席经济顾问。他就认为，资产过热是可以识别的，尽管做起来比较困难。在他看来，如果资产价格过高，央行应当表示关切，央行应当避免为“集体过度乐观加油，这种乐观不可持续”。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欧盟国家的中央银行的官员已经公开表示，货币政策需要更多地针对资产过热。英国比较保守的报纸《金融时报》也呼吁“欧洲各国政府加倍努力，商定统一的办法，将自住的房产的成本算在消费物价”，因为社论作者看来，住房成本已经为家庭的最大开支，央行对此再也不能继续视而不见。
加息是钝器也得用。否则要联储局主席何用？难道加息是钝器，减息就不是钝器了吗？减息同样可能是钝器，同样有可能带来不良结果，造成经济虚胖。加息有可能犯错误，但减息或维持利率也有可能犯错误。央行反正是要采取行动，加息是采取行动，减息是采取行动，不加不减也是采取行动。大踏步前进是行动，大踏步后退是行动，按兵不动也是行动。既然反正是要采取行动，反正无法实施精准打击，反正有可能犯错误，在通货膨胀的斗争中为何不肯出手加息？
二、要害是转移财富
贬值才能转嫁成本，通货膨胀的要害是重新分配财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货币相互挂钩，相互影响价值。美元与欧元的汇率几年前是1美元换一个多欧元，现在已经变为1美元50美分以上换1欧元。目前美元与英镑的比价，也已跌至26年来最低。在美国金融老大们的操纵之下，美元势必要贬值，他们历史上就是这样干的。越南战争期间，巨额军费开支造成了美国政府赤字，最后只得以通货膨胀化解——也就是滥发钞票完事。美国伊拉克战争耗资无数，入不敷出，最后势必要放水，稀释美元。
美国券商害怕加息，即便最后有可能经济大乱，他们也不愿加息。美国券商喜欢大起大落，美国券商喜欢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因为他们每回都能跑赢大市，乱了散户，赢了券商。1929年和2000年两次股灾中，美国的散户乃至不少机构投资者损失惨重，有的是倾家荡产，血本无归。但两次股灾中，美国券商都是抢先撤退，不仅全身而退，而且有了发展壮大。券商早已胜算在手，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占了先手。
可以及时加息，遏止通货膨胀，也可以听任物价上涨，直到最后总爆发。从能量守恒定律上说，我们的选择有限，只能是在阵痛与剧痛之间选择——疼痛的总量不变。如果生活中比较痛苦，有生不如死的感觉，那么辞世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恋恋不舍——即便是含恨死去也不会恋恋不舍。相反，如果觉得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觉得我们的生活比蜜还甜，那么死起来就会比较痛苦。但利率方面的不同做法在财富分配上有很大差别。通货膨胀是重新洗牌的最好办法。通货膨胀一来，小户人家一点可怜的积蓄，短时间内便灰飞烟灭。美国的券商和阔佬们早已购进大量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坐收渔利，并不害怕通货膨胀的惊涛骇浪。美国的券商不仅在美国早已购置了房产，而且在中国也购置了房产。升斗小民害怕货币贬值，就有可能进股市放手一搏，尽管其结果大多是碰得头破血流。许多朋友对贫富差别恨之入骨，但股市一火，他们就又满腔热情地投身其中，尽管股市是扩大贫富差别的最大场所。这是投资者的悲剧，也是人的悲剧。
经济活动本身不仅是创造财富的活动，也是重新分配财富的活动，经常还是浪费财富的活动（污染环境就是浪费财富）。重新分配财富是人类的一大游戏，古今中外，凡我人类，乐此不疲，千方百计地要把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财富，有的还假借平等、博爱、自由或发展等各种旗号。转移财富的手段多种多样，大的到战争、暴力革命和潜移默化，暗渡陈仓的改革，小到结婚、离婚。重新分配财富的方式又以通货膨胀和股市为主，通货膨胀与股市胜利会合，两者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但通货膨胀有其可怕的一面，那就是严重影响安定团结。凯恩斯早就指出，“如要推翻社会的现有基础，最明目张胆的手段莫过于放纵货币。”美国经济的问题不少，如房市过热、次级房贷抵押丑闻、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层出不穷，还有油价飞涨。在《福布斯》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看来，联邦储备局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了上述问题。历史上也是这样，希特勒上台，蒋介石下台，都与通货膨胀有很大关系。但也有例外，2006年津巴布韦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700%，失业率为80%，人均寿命35岁，但该国似乎还没有大的动乱。
三、通货紧缩可怕吗？
加息，还是减息？这也是我们挥之不去的问题。“5·1”国际劳动节之前，央行向全国人民献礼，将银行存款准备金调至11%，以期减少银行投放市场的货币量，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准备金而没有加息，这种做法表现出两难的心态：即希望银行少放贷，又希望一般民众多花钱，多消费。
我们担心什么？担心出现日本式的通货紧缩。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非要批判日本的通货紧缩，说是通货紧缩造成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为什么老拿日本经济说事？日本经济不是挺好的吗？日本的经济学家似乎并不着急，日本的普通老百姓似乎也不着急——他们的生活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这里有个哲学问题（所谓哲学问题就是终极问题，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即，现在全球的主要问题是发展太快了，还是发展太慢了？我认为是太快了。“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时髦名词，意思是不能杀鸡取卵，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遗憾的是，随你如何打上可持续发展的标签，任何发展都不免要污染环境、消耗能源，只是程度不同，危害不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的最佳形式，就是少发展或缓发展。在生态环境中，人是最大的污染源，人本身对可持续发展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正因为如此，我们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长期国策来抓。而发达国家的许多人则自发地行动起来，不育或是少育。人口政策上我们已经做出了巨大调整，利率上有相应措施，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就生命和生活而言，加息的牺牲再大，也大不过不育或节育的牺牲。
在遏止通货膨胀的斗争中还有一个变数，就是人民币的升值问题。人民币升值可能有助于遏止通货膨胀。如果进口能源价高，人民币升值有助于降低国内的原油价格，有助于稳定物价——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扬势必拉高产品的成本，继而拉高物价。但是如果油价等进口原材料的价格并不攀升，那么人民币升值对遏止国内的通货膨胀意义不大。人民币还没有自由兑换，所以加息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之间还没有直接互动关系。在人民币加息还是升值的问题上，美国学者也有两派意见，一派主张以加息为重，而另一派则认为应该升值在先。
加息，还是不加息？是等待泡沫自行破灭，还是通过加息提前挤压泡沫？不同群体有不同利益，答案自然也不一样。借问中国古代文明智慧，看到的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有的成语要我们“未雨绸缪”，有的成语则安慰我们“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决策真难：智叟一会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智叟一会又说“识事务者为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