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道格拉斯相比，佛兰克更是位战术家，其主要成绩是按《公共设施控股公司法》执法，指挥部下打了30多个官司。《公共设施控股法》的要害是反垄断，佛兰克捍卫了这一目标。佛兰克干了两年主席后去当了法官。
威廉·卡尔里（William Cary）主席是斯里格曼教授最佩服的一位，将其视为证交会的中兴之臣，写他的一章就叫“卡尔里领导下的复兴”。斯里格曼教授还将卡尔里的话用作卷首语——统领全书。卷首语比较重要，反映出作者的主题思想。例如，《俄国屋》（The Russian House）一书的卷首语是：“思想上我们必须像英雄，行为上我们才能做个起码的好人”。该书作者雷卡勒的话又被他人用作克林顿传记的卷首语：
……他什么也不信，所以万事皆容，这样的人我们奈何不得。他表面上是位谦谦君子，与人无争，但实际上是明哲保身，对世上最可恶的罪行也视而不见。他墨守成规，无动于衷，但求无过……当然，这样的人真是很讨人喜欢。
至于《华尔街的变革》一书，卷首语是卡尔里的一段话：
政府监管机构经常被称为“独立”机构。但只要你在华盛顿多少有点经历，就知道这句话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没有国会或行政部门的合作，很难有任何建设性的进展。可以特别强调地说，倘若立法部门或行政部门都漠不关心或是不肯援手，那么政府部门的一个机构是无能为力的。
“独立机构”（independent agency）的“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人事独立、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人事独立主要指证交会的主席、副主席的坐椅相对稳定，他们一经任命，任期内不能被随意撤换。准立法权（quasi-legislative power）指行政机构凭借国会的授权，可以制定规则（rule-making）。准司法权（quasi-judicial power）指行政机构凭借国会的授权，可以审理有关当事人的权利。
斯里格曼教授借卡尔里之口强调，证交会虽有独立的美名，但仍然不过是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工具。证交会的成绩最终归功于这两个部门，证交会的所有错误最终也归罪于这两个部门。
卡尔里重新高举道格拉斯的公司治理这面大旗，同时支持个人的民事诉讼。但其最主要的成绩是将《证券交易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即，非上市公司的股东在500人以上，而且资产不少于100万美元，则该公司也受证券法制约。同时，卡尔里继续与纽约交易所做斗争，努力消灭场地交易。
卡尔里是哥伦比亚大学法院教授，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师从道格拉斯。道格拉斯出任证交会主席，卡尔里又在其手下工作，门生故旧兼于一身。
三、“遍地英雄下夕烟”
工作之外我不会去看法律，相信绝大多数人也不喜欢看法律，但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尤其是喜欢听些流言蜚语。奇闻逸事是我们的精神食粮，而说三道四则是最大的免费消遣。律师、投资银行家如此，各行各业的人也都好此道。斯里格曼教授也说了些证交会不足向外人道的故事。
首先是主席的人多。世界上主席最多的地方是联合国，每届联大一位主席，一年一届，五十多年下来便是50多位主席，还不算特别联大主席、各委员会主席和工作小组主席——真是主席多如牛毛。联合国之后大概就要算证交会的主席多，因为主席们在任时间大多很短，有的不过一两年。
在斯里格曼教授眼里，众多主席中，算得上真英雄的不过四位。除上文提到的道格拉斯和卡尔里，还有第一任主席约瑟夫·肯尼迪和第二任主席杰姆·兰德斯。约瑟夫·肯尼迪（Joe Kennedy）是约翰逊·肯尼迪总统的父亲，靠为罗斯福总统拉选票而得到主席职位。约瑟夫·肯尼迪本人在股市中做手脚发了大财，基本可以算一个奸商。当时不少人认为，请这样的人当证交会的主席，无异于开门揖盗，相当于请狐狸看鸡圈。但是出人意料，约瑟夫·肯尼迪遏止了内幕交易，而且保住了新生的证交会的地位。
第二位主席是杰姆·兰德斯（James Landis），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他的功绩是为证交会绘制了一幅很好的蓝图。但兰德斯的心思不在证交会，哈佛大学校长招他回去，此兄便执意要走，罗斯福总统也苦留不住。
证交会主席中有真英雄，有好人和比较好的人，但也有滥竽充数、尸位素餐者。在斯里格曼教授看来，杜鲁门总统最不像话，先是逼走道格拉斯的学生甘逊·伯塞尔（Ganson Purcell），又弄来几位拆烂污的主席。杜鲁门封埃德蒙德·汉拉汉（Edmond Hanrahan）为主席，就是因为此兄为民主党筹款立下了汗马功劳。
哈里·麦克唐拉（Harry McDonald）也是个笑料。此人干过14年的投资银行，但侧重的是乳制业，而且还是位共和党党员。但他与杜鲁门私交甚好，两人都爱好音乐。杜鲁门喜欢弹钢琴，有空便弹起他喜爱的《大篷车》，而麦克唐拉则在总统的伴奏下引吭高歌。
不过，斯里格曼教授非常地实事求是，他专门提到，这些主席虽然无能，但对证交会没有伤筋动骨。这种主席只是有碍证交会向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争权、争钱，但并不影响证交会日常工作的质量。第一任老主席就立下了办事方针，发行与稽查这两大块主要由证交会高级职员决定。
曼纽尔·科恩（Manuel Cohen） 1964年到1969年任主席。此前他在证交会工作，是会内产生的第一位主席。
四、“证券法之父”
有些人没有当过主席，但其作用不亚于主席。哈佛法学院的路易斯·劳斯教授（Louis Loss）便是一位。劳斯教授耶鲁法学院毕业，在证交会埋头干了25个年头，熬到副主任法律顾问的位置，离职后在哈佛大任教，83岁仙逝。
肯尼迪哈佛大学毕业，他当选总统后，哈佛的许多学人弹冠相庆，准备应邀去华盛顿做官。基辛格也想去，但给他的职位太低，相当于正局级，终未成行。肯尼迪总统倒是诚邀劳斯教授出任证交会主席一职，但他坚辞不受，很有“桃园一向绝风尘”的意思。劳斯教授更有一部《证券法实务》，长11卷，光辉彪炳。哈佛大学法学院做了统计后很自豪地宣布，劳斯教授的著作被广为引用，美国法院引用1000次，美国最高法院引用50多次。
劳斯作为教授，其最大成就是门生故旧遍布天下。斯里格曼教授也是他的学生，而且早在1974年便同恩师一起修订《证券法实务》。换在中国这样的礼仪之邦，斯里格曼教授必在自己的书中对恩师尽情讴歌，大书特书，大树特树。但斯里格曼教授没有这样做，对恩师可以说是一笔带过。不过，按照一般西人的习惯，斯里格曼教授在书中写明，把书献给了他所爱的人——大概是妻儿什么的。
所以说，斯里格曼教授远没有钱钟书来的彻底。钱先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他在《围城》一书的序中写道：“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当然，做人也难，感情和礼节上的一些事不说不行，但经常是一说就俗，难免有矫情的痕迹。
斯里格曼教授对恩师一笔带过，但他确是劳斯教授的嫡传。美国法学院的山门或是说师门远没有中国的那样壁垒森严。只要同出一校，在美国就不可能四世同堂，辈分没有那么多。美国的法学教授名望再高，也要亲临第一线教授基础课。所以，只要是出自同一学校的师门，那大家都是平辈。
但谁是嫡传却不会有什么争议，不会出现中国争当高足的现象。嫡传、单传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衣钵，而这个衣钵就是大师的巨作。大师年迈体弱后，都会与一位中年学者共同修订自己的扛鼎之作。扛鼎之作可以是用作教科书的判例集，可以是劳斯教授的《证券法实务》，也可以是《华尔街变革》这样的书。
五、画龙点睛之笔
斯里格曼教授在书中也有画龙点睛之笔，指出了证交会历史上的各个工作重点。他认为，证交会与华尔街的斗争的焦点并不是《证券法》，而是《公用设施控股公司法》。该法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此类公司的垄断。当时在杜勒斯律师的煽动下，许多控股公司硬是不到证交会登记。直到美国最高法院出来说话，通过电子证券和股票公司诉证交会（Electric Bond and Shares v. SEC）的判决，明确表示支持证交会，各家控股公司才向证交会低头。
公用设施控股公司当年玩弄的一些鬼蜮伎俩至今仍然在作怪。这些鬼蜮伎俩主要是会计方面的，其中包括：少算有形资产的折旧、将子公司未用的收益算作控股公司的利润，以及高价向子公司出售控股公司的资产等关联交易。
证交会与股票交易所的斗争也是重大斗争。道格拉斯认为，交易所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监管对交易的操纵，打破内幕知情人的交易优势，防止经纪人滥用顾客的资金。而且道格拉斯认为，证交会应该起威慑作用，像把放在柜橱中的滑膛枪，如果交易所越轨，证交会可以操起来就打。换句话说，在道格拉斯心目中，证交会应该很像一支督战队，逼迫交易所替天行道，规范其会员的行为。
六、“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中国与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至少两国轰轰烈烈的股市是全世界的两面旗帜。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像中、美两国人民这样钟情股票。当然，中国历史有自己的特色。只要讲到历史，吾人离不开帝王史。我们也讲农民的历史，讲农民的起义，讲农民的战争。但农民起义史实际上也是帝王史，农民起义胜利后就是皇帝。小民也喜欢帝王的故事，他们恐惧帝王的天威，但又羡慕帝王的权势和六宫粉黛。出了个民族英雄张学良，他的故事我们百听不厌，但讲的多是他的情史。不讲他是一枪未放的不抵抗将军，常讲他扣压独夫民贼蒋介石，但反复讲的是他的风流逸事，考证的是张将军的夫人、如夫人和情人，而且据说新近在纽约又考证出一位80多岁的旧日情人。
读了《华尔街变革》，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希望在法治的长征中，我们也可以记录一些故事。可以先易后难，讲讲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发家史。美国不仅是证交会这样的政府机构有正史和野史，各大律师事务所和投资银行也有自己的正史和野史，而其中不少是法律故事。利用历史讲法律，这也是法治方面的一件好事，法律教授中应该有些人去做这件好事。
新经济的摇篮
“硅谷”早已不是新名词了，但近年来伴随新经济的浪潮，“硅谷”又有了新的神奇魔力，步后尘效者趋之若鹜。美国国内的得克萨斯州奥斯汀、麻省的波士顿、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都办起了自己的“硅谷”。台湾地区的新竹、英国剑桥也都标榜自己是从善如流的成功典范。北京的中关村、上海的浦东和深圳也都打起了“硅谷”的旗号。
未见其人，已闻其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