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华尔街券商，美国央行美联储给予了最大的关心、最大的爱护和最大的帮助。应广大券商的强烈要求，资本市场有泡沫的时候，美联储袖手旁观，甚至是推波助澜——具体做法是拒不加息。一旦市场出现危机，美联储就拼命降息，出死力救助券商。
2008年1月20日，全球股市暴跌，第二天上午8：35分，美联储便锐减利息0.75%，为25年来美联储降息幅度之最。美联储意犹未尽，1月30日将利率再下调0.5%。2008年3月7日，美联储再次向券商援手，以国债形式向券商提供2000亿美元的信贷，并接受美国券商卖不出去的金融创新产品作为担保。但此招还是不能遏止信贷危机的势头。
整体救市不灵，美联储又发展到救援个体券商。3月14日，J·P摩根和美联储携手帮助券商贝尔斯登。具体做法是：美联储通过J·P摩根向贝尔斯登放款，贝尔斯登则以它那些现在卖不出去的金融创新产品作为担保。如果贝尔斯登最后无力偿债，而作为担保的金融创新产品又卖不出价，则美联储自认倒霉，决不要求J·P摩根承担损失。
3月16日，贝尔斯登贱卖给了J·P摩根，总价2亿5千万美元，平均每股2美元，而3月14日贝尔斯登的股价还是每股30美元，其最高价曾经卖到每股100美元以上。贝尔斯登卖得不能再贱了，公司在曼哈顿的一栋办公楼的估价还在10亿美元之上。但J·P摩根还是不放心，非要拉上美联储。贝尔斯登有300亿卖不出去的金融创新产品，美联储同意为其后援。美联储的头头们似乎是方寸已乱，次级债危机来势凶猛，挥之不去，有火烧连营的势头。华尔街与其在政界的盟友们不断施压，非要用国家的钱救券商不可。
当然，美联储如此关照券商，美国国内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美国前财政部长萨姆尔斯便撰文指出，“与其向现有机构注资，不如向新机构注资。新机构没有现有机构的遗留问题，可以更好地满足贷款需求。”但他也只是说说而已，另起炉灶谈何容易。
通常来说，美联储是救商业银行而不救券商。券商风险太高。以贝尔斯登为例，其负债率或融资率（leverage ratio）是30比1。也就是说，贝尔斯登自己有一美元，就借了三十美元从事资本市场的交易。交易放量，风险放量，回报放量，这就是资本市场的主要特点。从法律上看，美国商业银行破产时，美国政府对一般储户也是比较小气的。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规定必须以“最低成本救助银行”。“最低成本”指每位储户至多只能有10万美元的存款是包赔的。相比之下，美联储对华尔街援手不惜任何代价。美联储担心，如果贝尔斯登破产，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整个局面益发不可收拾。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贝尔斯登等华尔街券商已经挟持了美国政府，通过资本市场，他们把美国经济绑在了自己的战车上。窃铢者诛，窃国者侯，资本市场就是这个道理。
美联储对华尔街券商关心爱护，其他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也投怀送抱，主动入资华尔街大券商。2008年1月19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封面是大批救援直升机：机群由远而近，铺天而来。直升机吊着成吨的金砖。领头的那架直升飞机机身上分明有一幅鲜艳的五星红旗。直升机吊金砖救援的创意，来自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一句名言：“如有必要，央行必须用直升飞机撒钱。”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发生地震、海啸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见过这样大规模的救援行动。这是制度的胜利。股市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贪婪。那么多的投资者愿意冒险入资券商，并不是因为华尔街老大遵纪守法，并不是因为华尔街老大安安分分地挣钱。恰恰相反，投资者之所以愿意投资华尔街，就是因为看中券商敢想、敢干，能够利润最大化，同时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1998年，格林斯潘出面，要求华尔街大券商联手出资，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提供救急资金。贝尔斯登表示恕不从命，就是一毛不拔。但轮到自己闯祸告急的时候，便非要美联储“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华尔街券商办事，大多是这种逻辑。但凡脸皮比较薄的人，是很难做好券商的。收益归自己，问题归国家。这就是券商的胜利。
不错，这回美国券商有点伤筋动骨。贝尔斯登是有85年历史的老店了，也是华尔街券商中的五大主力之一（其他四家依次为：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和雷曼兄弟）。不过，这次并不是贝尔斯登不小心，只不过是不走运而已。券商中也有躲过一劫的。高盛是次级债产品的创始人之一，但次级债产品崩溃的时候，高盛手中的次级债产品已经很少了。
即便贝尔斯登破产，公司内部的当权派也是赢家。次级债创新产品的收益，大部分已经被他们装入自己的钱包。美联储救灾用的是全体美国人的钱，金融老大是不会拿出自己的钱来救公司的。相反，他们还要继续从公司拿钱。而且他们今后还有机会重新弄潮。
次级债豪赌失手的人，或另有高就，或奇货可居，很多大机构争相礼聘。摩根士丹利损失巨大，原来负责相关业务的一位共同主席佐薇·克鲁兹（Zoe Cruz）被赶出公司。但不少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已经请她加盟。道·金（Dow Kim）和托马斯G·马哈拉斯（Thomas G. Maheras）曾经分别在美林和花旗集团担任要职，一个负责投行业务，一个负责交易，把次级债创新产品弄得风风火火。次级债危机爆发后，两人分别被清理出门户。但一些券商随即找上门来，愿意高薪礼聘马哈拉斯。也有券商表示，如果马哈拉斯愿意自己创立基金，它们也非常乐意出资，筹集10亿美元不在话下。金先生则忙着创办自己的对冲基金，在全球奔走筹资。金先生的基金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钻石湖资本基金。总之，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约翰·梅里韦瑟（John Meriwether）是另一位好汉。1991年他因为债券交易丑闻而离开索罗门兄弟公司，自己成立了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结果又酿成大祸。若不是格林斯潘救火及时，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差点引发大规模金融危机。但梅里韦瑟并未就此洗手，自己又成立了一家叫JWM Partners的基金，据说资产约有30亿美元。
对于华尔街券商来说，美国资本市场是一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地方。即便是那些犯过严重错误或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不久之后他们又纷纷出笼，粉墨登场，照样生龙活虎，风光无限。巴林银行的尼克·莱森（Nick Leeson）欺诈交易，造成巨额损失，金额高达14亿美元。莱森在新加坡被判6年徒刑，服刑三年后出狱，2007年担任了爱尔兰一家足球队的队长。亨利·布洛吉特忽悠过网络公司的股票，为雇主和自己赚过许多钱，后被控有欺诈行为。此兄与监管机构达成和解，花钱消灾，交了400万美元的罚款。此人现在也很火，又是写专栏，又是编撰投资指南，忙得不亦乐乎。彼得·巴卡偌维卡是美林的股票经纪人，被控欺骗证交会，定罪后被判服刑5个月，另付75000美元的罚款（对他来说九牛一毛）。巴卡偌维卡出狱后担任一家珠宝公司的总裁。
当然，研究分析券商的时候，要将其决定政策的人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区别开来。坠落时能够双脚落地的，都是些老大级的人物。次级债爆发之后，华尔街券商的中、下级人员大批被解雇，日子很不好过。确实，美国的资本市场曾经并正在给美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1929年的股灾、世纪之交的网络公司虚高和各种骗局，现在又是次级债到处爆炸。但就资本市场而言，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已经在美国夺取了胜利，而且正在把美国的资本市场模式推向全球，尤其是推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但愿华尔街的胜利不要再在其他地方重演。
死不改悔的当权派
次级债之祸，美国券商是首恶，各监管机构也难逃其咎，尤其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难逃其咎。可是，券商们不肯低头认罪，监管机构的新老头头们也死不肯认错。
一、两条路线的斗争
当初格林斯潘大概未曾料到，次级债危机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资本市场鸡飞狗跳，鸡犬不宁，就连贝尔斯登这样的华尔街百年老店也轰然倒下，灰飞烟灭。不仅美国吃紧，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各路好汉也是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另一只鞋何时掉落。
如果类似问题发生在中国，格林斯潘（下称“格老”）之流，肯定会指手划脚，群起而攻之，口诛笔伐，深揭猛批。但问题出在自己这边，格老就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丝毫没有愧疚之心。格老格调依旧，气定神闲，照样羽扇纶巾。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标题是《永远不会有控制风险的完美的模式》。言外之意很清楚，既然没有完美模式，今天的金融灾难就是天意不可违，格老没有责任，美国金融监管的当权派没有责任，而且以此类推，连华尔街那些老大也没有责任。
格老的说法，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没有控制风险的完美模式，并不等于资本市场监管者没有责任去限制风险和减少风险。否则要美联储何用？格老的问题在于，减息他便大刀阔斧，持之以恒，加息时便一文如命，裹足不前。结果放大了风险，放大了危机。华尔街券商主要是靠借贷融资，放大投资回报，也放大风险。这里的投资不仅是长期投资，还包括许多短期投机。
布鲁克林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阿里斯·里维林一针见血地指出：“模式不完善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没有提常识性的问题。”是的，许多问题，我们凭常识就能做出判断。许霆被判无期徒刑，大多数人都认为判重了。即便不是法学家，即便不是律师或法官，即便对具体法律条文一窍不通，凭借常识，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是判重了。不错，常情、常理并不等同于法情、法理，但法情、法理也不能完全背离常情、常理。法律是这样，经济、金融也一样。几年之前，格老不看计算机模式也应当知道，问题已经很重要了。而且早在2000年，许多人就明确告诉当时的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次级债放贷方正在诱骗借贷方借下高风险的贷款。
当时格老至少可以做两样事：一是在经济好的时候降息；二是打击疯狂放贷的做法。但是他一样也没有做。
格老在《金融时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还不尽兴，又在同一份报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题目是《地产业泡沫的破灭，美联储无过错可言》。可能是担心读报的人太少，格老还上电视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