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即便坐大之后，美国券商也并不是完全不讲诚信。券商对大投资者、大客户就很讲诚信。岂止是讲诚信，他们有时好得简直好像是在穿一条裤子，有时还要联手痛宰广大股民。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在哪里都是受剥削、受压迫——或是说哪里都有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没有冻死骨，哪里来的朱门酒肉臭？
那么在美国的券商的眼里，到底谁算得上是大户呢？没有定量标准。但如果没有上千万美元，如果不打算投资股市上千万美元，不能算是大客户。按照英国杂志《经济学家》介绍，高盛争抢的大户，投资必须是在1300万美元以上。这是高盛要化大力气争抢的客户。在今后五年中，高盛就要再雇几百位理财银行家，以扩大这方面的业务。
为了发大财，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交易中美国券商可能连大客户也不放过。这样搞下去的话，美国券商就是玩火了。美国有人指出，“券商烧烤股民为大客户谋利是一回事，券商烧烤大客户为自己谋利则是另一回事。”若是券商果然得罪了大户，若是券商果然得罪了权贵，受损失的权贵就会疯狂反扑，对券商进行疯狂反扑。于是美国就棒打鸳鸯，金融机构拆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于是就有了今天《萨班斯法》。
投资银行家
今天，中国境内乱跑的外国投资银行家大多是美国人。德意志银行也做投资业务，在美国已经小有名气，但在中国仍然是默默无闻，只能算是小小老百姓，离大证券商相去甚远，尽管在中国境内乱跑的汽车大多是德国的牌子。
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投资银行家的英文是“investment banker”。正是这些人，在美国经济中呼风唤雨，在那里捣糨糊。“投资银行家”法律上没有定义，但他们工作、战斗的投资公司法律上是有定义的。按照美国《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投资公司(investment company)“……主要……从事证券的投资、再投资或交易”，或其40%以上的资产是“投资证券”。“投资证券”(investment securities)指政府证券和公司自己的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他所有证券。
早先，银行并不分家，不分什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那时的银行家也不在美国，美国还是印地安人打猎的地方。公元3000年前，两河流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就已经有了农业方面的信贷。公元200年前，埃及就有了银行。17世纪阿姆斯特丹就有了期权合约。当然不能忘了中国，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是，中国早在明朝就有资本主义萌芽了，钱庄就是半个银行。
在原先，世界金融家或银行家并不是美国人，而是骄傲的法国人。到今天法国人还不服美国的金融家，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没敢骂炒股的，但骂了炒汇的，说他们是“世界经济的艾滋病”。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到处放高利贷、到处收印子钱的是法国人、是法国资本家。上世纪初，法国曾经是中国的大债主。中国建造铁路主要是从法国和俄国筹款。钱在巴黎筹，贷款手续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办。法国是比较狡猾的。俄国没有什么钱，自己还要向法国借钱。但俄国是中国的邻国，这边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可以大兵压境，兵临城下，逼债务人就范。所以法国给中国贷款要拉上俄国。
1929年股市崩溃之后，美国国会通过法律，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强行拆开。据说美国国会是为了保护储户，担心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沆瀣一气，兵匪一家，拿储户的钱去炒股，弄得不好就是血本无归。
近年来，投资银行的业务有了飞速发展。现在50%的美国家庭直接或间接拥有股票，而1980年只有25%的家庭拥有股票。今天，商业银行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有的比例大大下降，只占总资产的五分之一。同时，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分界线正在消失。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许多业务方面也已经合流。比如，美国的共同基金和经纪公司也为其客户提供活期账户。活期账户(current account，demand deposits或checking account)是最常见的一种商业银行账户，没有利息，或是利息很低，但客户可以随时取款。活期账户本来是商业银行推出来的金融产品，一直不肯让他人染指。投资银行先是从商业银行中杀出来，现在又杀了一个回马枪，两种银行联手，共同为客户提供服务，共同赚客户的钱。
二、国王制造者，交易制造者
政界有一种人，他们不到前台来，但到处穿针引线，代表各种利益集团寻找和扶植代理人。他们不当皇帝，却比皇帝还要神气；许多皇帝就是他们扶上台的。这些人英文中叫“国王制造者”(king-maker)。国王制造者中国古代也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东汉末年的“十常侍”，十个太监把持朝政，决定皇帝的废立生死。后党、士大夫也是国王制造者的重要来源。
投资银行家是商界的“交易制造者”(deal-maker)。他们在商界安排生意，一会儿兼并收购，搞多种经营，一会儿又强调突出主业，要企业精兵简政。总之，他们不断继续革命，从中获取丰厚的手续费。
美国的“国王制造者”与“交易制造者”早已合流。政客竞选时投资银行家要出钱。政治捐款出得最多的三大行业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银行。有时投资银行家心动，自己还跑到前台来客串一番。克林顿在台上时，财政部很长一段时间由鲁宾把持。而鲁宾就是投资银行家出身，在投资银行高盛长期坐第一把交椅。无独有偶，里根总统的财政部长里甘也是位投资银行家，在美林公司长期坐第一把交椅。里根在白宫干了8年，里甘也干了8年，先当财长，后当白宫办公厅主任。前副总统戈尔、前“北约”司令克拉克，都在投资银行干过。
三、投资银行家奉献什么?
据人类学家考证，人类的祖先是黑猩猩。究其本质而言，美国的投资银行家的祖先是类似于邓斌、赖昌星的人。只不过美国的投资银行家已经从猿进化成人，有大批律师为其保驾护航。而且投资银行家们将自己的游戏规则变成了法律。比如，美国借贷有法律上的优惠，就支付贷款利息的资金而言，债务人不用交税。这样一来，投资银行家就很容易筹集大量资金，玩他们的金融游戏。
邓斌、赖昌星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也没有开疆拓土的赫赫战功。邓斌是退休工人，一不小心本该滑到戴红袖章的居委会老太太中去。赖昌星是地道的贫下中农，根正苗红。他们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左右逢源，就是他们起到了一种掮客作用、一种中介作用，在供求关系中搭起了桥梁。在一个萎靡的地方，他们就可以如鱼得水，大显身手。而这种作用与投资银行家的作用异曲同工。
投资银行家在供求关系中起的是中介作用，但他们不同于一般的中介，不同于嫁接男女的一般媒婆(本人应该好好挖掘一下这方面的宝贵经验，“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是一种重要技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也有很大需求)。投资银行家嫁接今天已有的供求关系，更嫁接未来和现在的供求关系，要你用今天的钱去换取明天的利润。其中的风险可想而知。投资银行家不满足嫁接现在的供求关系，他们与制造商、媒介和教授勾结在一起，引导需求、创造需求。
广而言之，其他中介机构也一样。以律师为例，真正的高手不在研究法律，“大”律师一半的时间在打电话，联络关系，联络感情。联络感情需要投资，而最大的投资就是时间，花时间通个电话，告诉对方，我还想着你。朋友、熟人之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保持联系”。这句话最容易说，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科技行业也是如此。美国大学中有头有脸的教授都长于拉资金、拉赞助，拿到钱之后再把活转分给别人(接活的不少人是来自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科技界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毕竟太少，而且即便是“大手笔”，也有江郎才尽、黔驴技穷的时候。而从事一般“产品”的开发和生产，远没有充当掮客和中介机构来得风光露脸，钱也赚得要快得多，多得多。
但投资银行家也有正面贡献。比如，美国学费很高，私立大学的学费已经涨到一年三万美元。本科四年，商学院两年，这样仅学费就要12万美元。对许多人来说，自己要贷款，父母要储蓄。父母储蓄后，就想先把钱拿出去投资，赚点小钱。退休基金也需要有地方投资。大家都想搏一搏，有点小钱也想搏一搏。而投资银行家便顺应我们的需求，为大家提供搏一次的机会。有人把股市比作赌场。美国已故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说“股票赌博与赛马赌博无异”。“赌博”不一定是个贬义词，可以是一个中性词。人生本来就是一搏，生命就是赌博。
四、流通量——投资银行家的生命线
变现性或流通性(liquidutt)指将资产兑换为现金的能力或可能。该词可以有若干含义，国际收支平衡中指一国偿付外债的能力，主要指外汇储备能力；就银行而言，指银行支付客户兑取的能力。
就证券而言，流动性或流通量又叫“可交易性”，指交易量较大，而且并不因此而明显影响价格。股票的流通性取决于若干因素：发行在外的股票的数量越多，流通性便越强；造市者的人数越多，交易量也就越大。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的流通性都很强。今天证券可交易性的提高感谢以下因素：计算机的普及和电讯的发展；资本控制的放宽而导致的资本成本降低；再就是人们财富的增加。
流通量有多重要?其重要性再强调也不为过。有人甚至把其重要性提到事关生死存亡的高度。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认为，金融界增长的第一原因不是技术革命，而是流通量。因为有流通量，大家才放心地拿钱去投资；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可以将钱取出来。希克斯进而推论，流通量促进金融业发展，金融业发展了，企业公司才得以筹集大量资金，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才成为可能。在此之前，大部分产品早已开发出来，只是因为无法筹集大量资金，产品才一直闲置。那我们再帮希克斯往前推一步，按照他的理论，可以说是没有流通量，就没有大英帝国。
当然，没有流通量也就没有什么投资银行家。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投资银行家离不开流通量，利润是不落的红太阳。
五、法治才是根本
我们经常是只看到前台长袖善舞的银行家，看不到背后的法律规则。但法律规则才是最根本的。资本市场的壮大，投资银行家队伍的壮大，需要几个根本的条件：比较好的会计标准、基本法治、保护合同和财产权的法律以及破产法。
我们刚刚有了《物权法》(美国的相关法律内容存在于宪法和财产法中)。但法律、法治不能停留在纸面上。法律是文化的沉淀和积累。起草一部好的大法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而修正、完善再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