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雪珥北京演讲录音整理综合)
1、地方离心造成政权瓦解
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证明了:满清王朝、几千年的帝制之所以在那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几个潜伏在军队当中的黑道一闹事之后,就土崩瓦解了,国家就毁了,这与革命党是决然没有关系的。事发时,孙中山还在国外洗盘子,他在吃面的时候才偶然看到这则新闻的。
为什么几个潜伏在军中的黑道一闹事儿,一个国家就垮了?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四分五裂。满清王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础已经被掏空了。不用玉树那样强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垮。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改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车。我们传统的史家通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或者说有意回避这种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是,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
放权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当地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日益成为中央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又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权威丧失了。
2、保路保的是什么
在当时大清国那样的财政状况下,一穷二白,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国家有相当程度的集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民间财富,不应该再分散。在这点上,最典型的就是铁路的建设。到了1909年宣统年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富既是带动地方的富裕,也是带动建设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顺应民意,允许铁路大量民营。但事实证明,铁路的民营造成了国家财富巨大的浪费,出现了很多“死路”、“僻路”,更关键是造成了效率非常的低下,贪污盛行。
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200多万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他们这个损失。盛宣怀坚决不同意,反驳的文书中就说,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来补你的窟窿。
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腐败,因为没有人监督它。国有企业至少还有官方的纪检机构盯着,虽然它形同虚设,但“有一点”在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民营企业什么监督机构都没有,就是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说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谈不拢,董事会就要折腾,他们高高地举起的是民族主义的大旗,骂中央卖国,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但这就成了卖国。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上革命党利用这机会,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搅得更混。然后,中央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暴动就成功了。
3、权力下放要刹车
清代的放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太平天国动乱开始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大清王朝这下子可能撑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国,北方有英法联军,真的叫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又死了,两个寡妇加一个年轻的亲王,三个年轻人,恭亲王最大,也才28岁,慈禧26岁,慈安24岁,三个年轻人顶起了王朝整个的基业。最终把内忧外患都处理好了,还开始洋务运动,把政权巩固下来。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除了权力外,别无资源。只好放权,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市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咨议局,就是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咨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出现矛盾。而当时中央政府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在大清的官场上混到总督巡抚,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各省行政长官就开始与议会“共和”,这下子中央就被动了,这就像三国演义一样,中央是一方,地方行政长官是一方,地方议会是一方。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合流后,不断向中央要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权力越来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改革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你这改革措施怎么推啊?恰恰是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地方拿这些权力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了吗?最终的情况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所以我个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败恰恰不在于国民党后来所说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导致失控。
4、政治帮会化、痞子化
晚清的改革究竟是否保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9年汪精卫刺杀载沣。当时大清国推行法制化,刚修订了《大清刑法》,这种“恐怖行为”依法就是死刑。当时的民政部兼管公安的职能,部长善耆很开明,他就劝载沣,说你别杀汪精卫了。最后汪精卫免了一死,还在牢里享受了优待,不打不骂不刑讯,还给报纸看。
若干年后,汪精卫在南京当行政院长,有知识分子要求更多地分享政权,汪精卫说,不行,我们的政权是国民党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脑袋换来,你得拿鲜血来换!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脑袋当年是谁留下来的。
大清王朝覆灭之后,中国传统的政治游戏规则没有了,政治帮会化。同盟会是是帮会,这也是我们以前总在指出的资产阶级革命依靠对象有问题。另外一股政治势力康有为也是帮会,在海外彻底帮会化了。中国从此进入漫长的帮会政治和痞子运动。什么叫痞子运动,其实就是毫无信仰,却拿信仰做工具、做武器忽悠人,不择手段去实现某些人或某个团体的私利。
地方已经离心,中央已经失控,几个帮会分子一场哗变,就造成了整个国家土崩瓦解。这种“革命”也是很中国特色的,但是国家没有发生内战,因为还有一个“强人”袁世凯。
5妥协是政治的真谛
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究竟在哪里?我认为,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不“革命”,也就是我们以前所批判的“革命不彻底性”。你想想,在一个王朝覆灭之后,胜利者竟然没有对失败者赶尽杀绝,胜利者之间的不同派系也没有立即打仗,这在中国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这种局面在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就结束了。当时,国民党一口咬定宋教仁是被袁世凯刺杀的,但现在看,最大可能的指使者就是被孙中山称为“民国长城”的陈其美,这个人连自己的同志也是说杀就杀了,甚至幕后还有更高层。包括袁世凯在内,大多数的人都要求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这个事件,但孙中山拒绝,非要用枪杆子解决。辛亥革命难得的胜利果实,五千年来难得的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就是在这个“二次革命”中被付之一炬的,之后法律和说理就不再是主旋律了,枪杆子说话才算数,宪政改革彻底靠边站。
5、知识分子的救国方案
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当时在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但是《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去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现的对任何“夷狄”很不屑。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而他的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