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人文说，他也十分清楚“合同既经签字，国际关系已成”，自己也不敢指望能修改，但是，考虑到四川民意的反弹如此激烈，他就只好冒昧上奏。他在这份奏折中，再度描写了同志会成立这天的“盛况”，特别指出“巡警道派员弹压，巡兵听者亦相顾挥泪”。他认为，两相比较，如果修改合同，“外患必由此而生”，但“人民哀痛既如此迫切，强为抑制，内乱既不可收拾，外患恐相因而生……轻重厉害之比较，今日提出修正合同，外人不过索我赔偿损失，比之损失国权、路权，既有轻重之分，比之激成内乱，不幸而见非常意外之变，其赔偿之巨，利害尤不可同日可语。”
他进而提出，应该“先治盛宣怀欺君误国之罪”，“罪其一人而可以谢外人，可以谢天下，可以消外患，可以弭内乱”，“然后可以申天下人民之请，提出修改合同之议”，毕竟合同并没废止，只是在抵押及路权、用人、购料、查账等各方面做些修改，他呼吁中央“必不爱一盛宣怀而轻圣祖列宗艰难贻留之天下”。同时，他也给盛宣怀下眼药，说自己料想以“盛宣怀之忠，必不惜捐一身以爱朝廷；且知盛宣怀之智，亦必知合同苟难修改，朝廷即予优容，而天下之怨既深，则未来之患方永”。
这是地方行政长官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在铁路问题上表态，而且与中央完全不一致。这份奏折的破坏力相当大，对既定方针的挑战，令整个行政体制进退两难，地方的手脚与中央的大脑脱节，导致离心乃至反叛势力趁机崛起。
在这份奏折中，尽管其对于借款合同的分析，处处透着对于国际惯例的无知与士大夫的傲慢，但是，对于内政民情的分析，却与后来的历史走向惊人的一致。这份奏折实际上鲜明地展现了大清帝国在那个时代夹缝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要与国际接轨，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员们殚精竭虑，的确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合同条款；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相对保守的传统官员，乃至更为保守的民众，尤其是当这其中还掺杂了官员与绅士们为了私利而对民意的操纵和煽动。
盛宣怀的幕僚周祖佑事后说：“伏查此次路事风潮，始由川路公司倡言发起，意图抗拒，遂联合咨议局及学界中人，刊布传单，张贴广告，指斥政府，摇惑民心，几于举国若狂。设当时行政官稍加禁遏，当不至此。乃王护院（即王人文）畏其锋势，一味姑容，以致路事风潮迄今未平静者。”
这一评价是公允的。从租股的不得人心来看，川路公司管理层本无动员民众的能力与机会，如果王人文一开始对中央的决策持积极的态度，坚决压制川路公司少数高管（尽管他们动辄声称代表人民）的煽动，另一方面强化对民众的宣传，这次铁路国有就能如同中央预先推演的那样，顺利过关，农民能真正减轻负担，铁路能真正加快建设。
对于王人文的这份弹章，中央最后“留中不发”——也就是不予处理、不予答复，实际上也很难处理、很难答复。
但是，王人文却如吃了秤砣，铁了心要逆势操盘。就在周善培老母祝寿、他喝得酩酊大醉的当天（6月27日），他又向中央代奏了《罗纶等签注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在这份文件中，罗纶等人全面分析了四国银行借款合同的“危害性”，认为“除抵押两湖五百二十万部有之厘捐外，至路线工程、用款、用人、购材、利息等项，凡路政所有权限，一一给于外人，不容国家置喙者且四十年。损失国权，莫此为甚。”而且，将借款合同未经资政院审核的程序缺失，上升到了“使人民生宪政上之缺望”的高度，指控“盛宣怀蔑弃钦定资政院章程，不以外债交院议决；又蔑弃钦定公司律，不容股东置一词”，因此提出“收路国有之命，川人尚可从；收路而为外人所有，川人决不能从”，要求“速将邮传部所订借款合同即行废弃”。这是四川方面第一次系统地将保路与宪政挂钩，并鲜明地提出了“破约保路”主张。
至此，本来占着民生优势、足以获得民意支持、且快刀斩乱麻就能迅速处理的川路国有，被王人文的几次搅局败坏，连讨价还价的经济谈判的最佳时机也被错过。既得利益集团以政治手段为经济索偿保驾护航，却最后失控，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都顶到了死角上。
金蝉脱壳
王人文等到的是预料中的结果：一个月后，中央再度下旨对其书面警告（“申饬”），并下令赵尔丰火速到任。王人文以牺牲自己政治前途挣到的是巨大的名声，7月13日《大公报》就说：“署川督王人文居官以来，初未有赫赫之名，闻日前奏劾盛氏，痛论其误国殃民之罪，洋洋洒洒二千余言。诚可谓一鸣惊人。”《时报》则说，王人文在起草这份弹章时，“在签押房亲自叙稿，闭门不许他人窥视。稿成，饬缮者至房立书，用印包封，俱自监之，外间揣测之词，不可信也。人民见官如此，益信其所为合法”。
王人文这几招下来，尚未到任的赵尔丰其实已经失去了更多的选择，只能先顺着王的思路进行，“公既主张于前，丰必维持于后”。他在路上致电王人文，恭维他说：“惟公正气特识，萃于一身，实为丰所钦佩。然正气必须多而后壮旺，乃能固结不致散漫，是以深望公勿因此而求去，多留一正气以撑持乾坤，不亦善乎?”毫无疑问，这也是写给势力日益坐大的保路派们看的。
赵尔丰到任后，王人文交割了工作，进京述职。保路派们以“人民”的名义，要为他组织大型的欢送会，他倒也知道分寸，悄悄地微服离开成都，走到西安，就被陕西巡抚钱能训奉旨“双规”起来，准备解送到京问责，但随即爆发的“革命”救了他。民国成立，王人文受封为辛亥八功臣之一，但那个逼他成为功臣的欲望——总督四川，却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了……
3、潜水的老大
在充满潜规则的中国官场游戏圈中，什么时候生病，病情有多重，这也是对一个政治人物“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考验。适时的称病不起，不仅可以逢凶化吉，而且可以积攒力量，后发制人。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也会这一招。他选中了“腹泻”。这个病生得很见功力，病情可重可轻，时间可长可短。他就这样在老家广安“潜水”，悄悄地关注着成都和北京的一举一动。
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离开成都时，正好是川路同志会成立的当天（1911年6月17日）上午。没有任何史料明确记载他匆匆离开的公开理由，当然，这种巧得不能再巧的时间契合，任何公开理由也都是前人撒土迷迷后人的眼罢了。
前一天下午，川路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蒲殿俊亲自到会，会议决定“形势日迫，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开会”，必须先行拉起队伍与政府对抗。蒲殿俊、罗纶等20余人彻夜谋划，认为设立保路同志会，事非一般，“是公开向政府宣战，系空前所未有的新举动，必须同下决心，扩大阵容，整齐步骤，不避危险，前途的顾虑尚多，不能不作慎密的计划”。会上确定了咨议局、股东会、同志会三位一体的行动体制，“以同志会作先锋队，要唤起全省民众一致行动起来，各县普遍设立保路同志会分会。先把成都各街道的分会组织健全，作为外州县的榜样。”同时，“以股东会作为大本营，依召集期开会；预定一些中坚分子去争取各县的代表资格，以壮大会的声势”。最后，“以咨议局作后盾，依照章程规定，九月是常会期，届期应根据同志会、股东会的一切材料，提出议案，弹劾政府的违法政策”。
天亮之后，蒲议长却抽身离开了即将如火如荼的成都，把一切都留给小他一岁的副议长罗纶操盘。于是，年轻的郭开贞（郭沫若）、李劼人等，就有幸看到了那个“很白晰的胖子”（罗纶）在会场上又哭又喊，随后拉队伍、搞请愿的行动。
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在政治T型台上扭胯耸肩，风情万种，一个则在灯影中目光灼灼，窥探实际。蒲罗二人心照不宣，按照事前的剧本，唱着各自的唱段。
其实，这对“立宪”搭档并不搭调。蒲殿俊出身于“家世诗礼”的“在邑大姓”家庭，无法与黑白通吃的罗纶家相比。让罗纶负责具体工作，这或者是蒲议长“君子不近庖厨”的自重身份；也可能是用人之长，以便将罗纶在白道、黑道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更可能是技不如人、力亦不如人之下的无奈退避。的确，蒲议长比罗副议长稍长的，除了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大堆时髦名词之外，就只有年龄了。
此后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写给其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电文中说：“四川人争路之焰，至于极点，皆由邓孝可、罗纶、颜楷、张潞等鼓吹而成，而蒲殿俊覆暗中为之主谋，以为后援。”这固然是实情，但却不完全，只要看看四川“独立”后，一场兵变，新科的“蒲都督”仓皇而逃，“罗副都督”在枪杆子护卫下，欣然宣誓，就能知道这两位同志实在是同床异梦。
无论什么原因，事实就是蒲殿俊回到老家后，“归病腹泻，惫卧中”。《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报道这一消息时（6月28日），还发表了一篇感人的短讯《病议长之爱国热》，说是病中的蒲殿俊从老家来电，愿意在铁路保卫战中，“区区当为从死之一”。
镀金日本
蒲殿俊玩政治，始于1895年。这一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受四川同乡刘光弟、杨锐等策动，蒲殿俊与胡骏、罗纶等在成都创立“蜀学会”，办《蜀学报》。1904年，已经29岁的蒲殿俊入京会试，中进士，授法部主事，被官派到日本留学。
庚子事变后，大清政府宣布恢复全面的改革开放，在逃亡途中就发布了改革诏令。而师法日本，则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这种共识，在甲午战争惨败的震撼和刺激下就已形成。1898年，张之洞就在他那篇被中央作为干部必读读物的《劝学篇》中，雄辩地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最重要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的如同河豚般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大清国的特殊社会制度显示了特殊的动员能力：
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提交《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奏折，明确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要想进大清国涉外部门，捧上公务员的铁饭碗，你就得是个海归；
1903年，朝廷颁发由张之?拟定的《奏定游学日本章程》，规定只要在日本的学校获得学历证书，就可以分别获得举人和进士等相应的头衔，并授予一定的官职以示奖劝之意；随即，学务大臣（教育部长）《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
1905?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将原先科举做官的道路彻底堵死，“留学”迅速成为年轻人进入职场的捷径。7月，光绪在保和殿主持首次?学生考试，14名?日毕业生被分别授予进士、举人出身，并赏给翰?院检讨、主事分部学习、内阁中书、知县分?补用等；
1906?10月，学部与外务部共同颁布《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确定每?10月对海归们考试两场，择优聘用……
在这一轮浪潮中，四川倒也赶上了潮头。1901年，四川总督奎俊在日本陆军大尉井户川辰三提议下，派出22名学生奔赴日本。1903年锡良执掌四川，把“兴学育才”作为其他“新政”的抓手，“督催各属，使知兴学育才，具有次第”，“筹学费，择校地，选学堂，查学龄”，教育改革全面推开，新式学堂在四川大量涌现，但“蜀地偏僻乏才”，需要更多的“海归”充填师资队伍。因此，至1904年，四川留日学生已达321人，仅次于湖南、湖北，超过江、浙。此后，四川留日学生最多时高达2000多人。
蒲殿俊是中央派遣的公费生，同行的四川同学还有胡骏、肖湘等人，一道进了日本法政大学。从他们留学的年限分析，他们所接受的还是正规的教育，并非那种短期速成的野鸡学校。
当时，面对着汹涌的留学潮，日本人推出了双轨制教育：为成年学生开设速成科，学制半年至一年，课堂上必须配翻译，课程集中在最热门的军事、警务、师范等；为较年轻学生开设普通科，学制三年，提供日本学校的标准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