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本文的“第三代”概念来源于《第三代诗会》题记：“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为第一代，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的广阔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第32页，1985年第1期，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办。） 诗，泛指“朦胧”诗之后的青年实验性诗潮。
这段诗歌经验，是共和国诗史上变化最为激烈、频繁，投入者最为众多（除开１９５８年政治动员下的那场“全民皆诗”的“新民歌运动”），最容易令人入迷，也因此最容易使人感到困惑乃至失望的一段经历，其涵盖幅度异常广泛，品类也相当芜杂。
“第三代”诗，又称“新生代”诗、“后新诗潮”和“后北岛诗群”等等，对同一诗歌现象的不同命名，表明了命名者在思想、文化、价值和美学等取向上各自不同的侧重面。就像脚注所表明的那样，我选取“第三代”这一命名，只是顺从了一部分身临其境、直接置身其间的诗人们的意愿，我比较相信“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说法，这就是我为什么选择诗人们的自我命名的理由。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由离开“朦胧”诗之后的杨炼和江河所开启的“文化寻根”诗，也应当包括在“第三代”这一范围之内，成为我所要述及的对象和内容之一，然而，由于“文化寻根”诗实际上与在其之后相继涌流的、实验意欲远为激进的诗歌思潮之间，在对待诸如文化、价值、意义以及个性的态度上，以及具体的致思方式和抒写手段上，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歧异，因而，严格地说来，“文化寻根”诗其实只是介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之间的一个过渡层，也就是说，“文化寻根”诗之后的各种实验性诗歌现象，才是我想要着力论述的对象和内容。在本能的、无意识层面上，“第三代”诗的各种激进意向，实际上都是直接针对“文化寻根”诗的价值取向和抒写方式所作出的反拨和拒绝，但是在有意识的层面上，“第三代”诗却更多地对“朦胧”诗耿耿于怀、频频发难并采取一种强烈的对抗姿态，个中原因或许是基于一种自我认同上的压抑以及试图努力摆脱这种压抑的冲动，由此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心理现象中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
虽然“第三代”诗最先是以“朦胧”诗时代和“北岛现象”的反叛者和终结者的姿态出现的，但我们仍需加以注意的是，这种反叛和所要终结的对象，仅仅是作为一种特定文化和文学现象的“朦胧”诗和“北岛现象”，作为诗人，北岛们至今仍在作着诗的深入和转换的努力，继续着诗的实验性抒写，即他们自己也已经纷纷走出了“朦胧”诗时代，这种情况构成了中国当代诗歌复杂并存而又意味深长的格局，就此而言，现在要来宣布他们中间谁谁谁已经与诗的当代性无缘，或者反过来，宣称当代诗的自觉意识和抒写只是属于某些人的专利，都不能不显得为时过早和证据不足。诗以简洁有力而又激动人心的词语、观念表述自己的时候，它能够感动每一个人，但是，对诗的那种自觉的、深入的、更为简洁有力、切入真实的企求却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因而诗永远需要重新开始，永远需要把它当作一个持续不断的智慧的成长去企求。这一事实，已经不断为那些具备真正精神创造力的诗人所证实，并且也为稍次一些的诗人们所仿效。对“朦胧”诗，北岛、舒婷一代是如此，对晚起新进的“第三代”诗作者来说，情况依然如此。
如果说“朦胧”诗面对的是作为极左政治文化附庸物存在的一种诗的废墟，那么“第三代”所面对的，却是中国新史诗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并且直接构成“第三代”精神智慧启导人的“朦胧”诗，以及“朦胧”诗人苦心经营、建构而成的一整套相对完整、稳定的诗思规范。比起它的启蒙者和反叛对象，这种境况要求“第三代”拥有更为强有力的撞击传统和陈规的冲力，更为彻底的吸收现实生活的欲望，以及更为严峻地面对并应答诗的创造性问题。而由此导致的过于激进的变更姿态和过于强烈的震撼度，便注定了这段诗歌的命运：它们的被接受、被认同，以及从读者那里获得积极的反应，要远比“朦胧”诗来得困难。
另一种情况则表明，思想文化的生存背景，又对“第三代”诗格外地恩惠有加。“朦胧”诗的生成环境是一个充满了忧患和压抑的思想文化空间，“第三代”遇到的却是相对开放宽松的思想文化氛围。“第三代”诗人的相同之处，是在于他们都受到了当时普遍的时代思潮的鼓动、怂恿和推涌，而他们弃绝权威的躁动，同时又构成和强化了这个时代的思潮氛围，他们的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们每个人对待共同面临的时代思潮时，各自不相同的诗思素质、心理准备和特殊的处理手段。与“朦胧”诗人生成于忧患、压抑的环境之下的那种深幽、拘谨的文化性格截然不同，“第三代”诗人普遍地为一种自由感所鼓舞，为数甚众者还身不由己地将这种鼓动自己的自由感推向极端，由此导致了一种过于繁杂并且多变的精神生存形态，即企图从世界的各种（而不是一种或几种）角度和层面去理解和处置世界的意欲，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格外强烈和充分，而诗歌的表现形式总是与诗人的精神生存形态呈同构关系，与精神生存形态的繁杂多变相对应，在诗歌形式的建构上，他们深信无疑，自己业已摆脱了旧的观念和手法的限制，无须再受那些制约前代诗人的东西的束缚，因而尽可以自由地使用他兴之所至想用的任何方法和材料，谁也无权干涉他的意愿，只要他想，他就能设法做到，他甚至拥有不受可能性限制的实验特权。在1985、1986、1987这些年头，恨不得一夜之间穷尽诗歌形式的所有可能性，曾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风气。
这样，通常的研究惯例，很容易在它面前搁浅，因为这种惯例要求研究者始终清醒地意识到对象的整体精神特征及其风范等等，然而，想在“第三代”身上概括整体精神特征及其风范的做法，某种程度上接近于想象性虚构，因为这样的想法从根本上背离了这一实验性诗潮的初衷和本意。被笼统纳入这一范围的诗人及其作品，在开拓诗的言词模式、诗的感觉、想象、情感、理智等诸多状态的可能性上，拥有几乎无法加以归纳、梳理的众多向度，彼此也少有衔接、贯通，甚至自身还很少保持一贯性，他们从根性上就拒绝以一种给世界以秩序的思想体系作为诗的支撑点的做法， 一切听命于有意为之的反叛和独创，向迄今为止包括同代人在内的所有中国诗歌宣告自己的独立，以致一种前后一贯的相对完整和稳定的诗歌表达模式，往往与他们无缘。
干脆点说吧，不确定或晦涩难解，构成了“第三代”诗的基本品格。人们究竟应该采用哪种合适的读解方法，才能走近它们呢？这至今仍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事实上，“第三代”诗还从来没有能够确立起一套可以为人们所公认或普遍接受的认知规范，以便供人们得心应手地处理它所提供的那个众声喧哗的世界，它还远远没有成熟到那个份上，这似乎是它的一个弱点，因为这样一来，无疑给人们阅读、交流和明察其作为整体和过程的意义，带来种种障碍和不便，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可能又是它的一个长处，正因为这样，“第三代”诗得以保全了自己无限开放的实验精神，并且有可能成为不断刺激诗学研究和批评有所拓展的动力源，因为它不再是那种只需研究者凭藉现成的思路、范畴和概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概括和得出结论的那种诗了。在很大的程度上，对它们的阅读，同时也变成了一种阅读者自我理解的行为，因为阅读者自身专心关注的耐力，他面对诗作所可能引发和唤起的复杂感悟能力，他的想象力，以及参透诗作内核的阐释能力，都将在这里一一接受测试和重新评价。
可以说，极端的个人意识，以个人的取向作为价值的直接根据，诸如此类的世界观，加上五花八门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诗学追求和私人性很强的诗风，使得“第三代”从根本上缺乏一个可以整合、统摄群伦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心，有的只是各自为政、自以为是和分立割据的局面。他们在诗学和文化情绪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差异，只是在反叛既成秩序、逃离既成权力话语这一不约而同的精神冲动之下，暂时纠合成一种松散的伙伴关系。考虑到“第三代”诗人对精神个体性怀有顽强的甚至走向极端的信念，因而，即使在对“第三代”中某种具有群体性状的诗现象和诗经验作出勾勒和综合性阐释、评述的时候，我也将优先考虑对诗人个体性实验轨迹的关注和追踪，侧重诗作者个体性抒写的用意及其效应，包括对某些形式的功能测定及审美反应的分析、描述和适度的联想。
与此前的诗歌现象相比较，还有一个不小的差异，那就是，“第三代”诗人大多善言好辩，相当普遍地在抒写诗作的同时，亟不可待地向外人张露他们的理论构想和目标设定，这种自觉制作诗学理论的勇气，一半也许的确是出于思考和探讨的纯正冲动，一半则显然是出于哗众取宠和自我夸大的功利打算，旨在使反对者大惑不解，以及吸引追随者。因此，我的选择性描述和叙论，将尽可能地坚持以诗作本身，而不是诗论、宣言所标榜的它所能代表的目标，来作为基本和最终的依据，也就是说，是以它们的实际存在状况来判断，而不是把评论寓于预定、假设和事先承诺的完善之中。在探讨和处理设想和行动、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时，我宁愿把兴趣的重心偏向这两组关系的后半部分因子身上，因为我更看重的是“第三代”诗在这两对组合因子中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的裂隙。
为了急于摆脱传统和已有的经验框架给自己造成的无所不在的心理压力，“第三代”诗人们努力鼓吹原创性和独特性的绝对意义，甚至断然否认经验和实验会存在任何边界。他们向他们之前的诗所提出的最难加以反驳的质问是：这是否就是一切？如果是，那么这些诗就足够了吗？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征服这种青年实验诗现象的，不再是他们的前代所熟习和亲验过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断专行，而是不断“创新”这一标牌和口号，“创新”为全体“第三代”诗人所无条件地慑服，力量之大，致使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有勇气和胆量去对之提出质疑乃至弃绝，这样，异化的迹象便出现了，一种本来是追求生命自由舒展的初衷或愿望，在无形之中，悄然变质为一种你不得不循守的行为规范。与此同时，刷新意识、寻觅新奇的骚动激情，导致了不稳定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到处泛滥，一种新形成的东西往往还等不到固定下来或沉淀一下，就马上陈旧了，有如沙滩上的足印，浪涛打来便荡然无存。昨日还在尊奉为“先锋”的感受和思想方式，说不定第二天醒来就已成了过时的历史陈迹。独创和实验的轴心原则就是要砍断、丢弃过去的经验，再造自我。今日之我不复昨日之我，明日之我又非今日之我。自我失去了连贯、接续和统一的人格整体性质，一时间成了彼此断裂、分离、脱节，丧失了自信和自持，听任无休无止的偶然和随机所驱役的存在物。身不由己地听任内在连续性遭受破坏，悍然断弃自己走过来的路径，不允许已有的经验接近自己、支持和拯救自己，这一切需要承受多么大的心理痛苦呵！事实上，资质一般的人最终是承受不了这种痛苦的，即使你可以承受一阵子，估计时间也不可能坚持得太久。
人类处境的有限性，这恐怕是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了，“第三代”诗人的想象力、精神能量以及可供他们所使用的经验、意象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事实对于他们在创新实验欲望上的无限制的、无休止的冲动，构成了一重宿命，由此产生的生存中的无能为力感，又将导致一种厌烦和倦怠的心理状态。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既然一个人不能改变任何事物，他就自然而然会放弃当初的预期和设计。
了解了诸如此类的情况之后，我们就大可不必对“第三代”诗在不多的几年工夫之后就显得难以为继， 力不从心，以及“第三代”诗人的纷纷销声匿迹或改道更辙，感到难以理喻和过度的失望、沮丧了。
不管怎么说，“第三代”诗业已构成了中国当代（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一段感性历史的不可忽略的部分，既然文学批评注定要担当起人类感性和情绪记忆以及不断反刍和回味这种记忆的职责，那么，我给我自己派定的任务就是，把往事理出个头绪来，重溯“第三代”诗的流程，仔细探讨一种诗学趣味发生、形成以及几经流变所需要的内在原因和外部条件，弄清楚作为一个时代的感性和精神生活见证的“第三代”诗，在精神、心理和感知方式等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应变能力和承受能力，从而为观察一段历史、文化的变迁，理解社会和个人的想象、感知方式和经验特性，提供一种角度。我希望我所从事的这份工作的整个情形，就像自然界季节转换的时候，一个手持竹帚的扫叶人在庭园或路旁，静静地，慢慢地清理一茬茬落叶一样。
水落石出，山高月小，随时间的自然推移，当初充满喧哗和骚动的潮汐涌动已经渐归平静，一种激荡之余的沉淀已经形成，在浮躁和虚妄纷纷剥落之后，“第三代”中那些有着坚实内在性的诗人和显出某种内在精神智慧的诗作，正在开始得以清晰显现出来，这正是批评和研究的最好时机，也是自己开始工作的好时机。我想，我错过的东西已经够多的了，我不想再错过这样的机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