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塞茨基博士从兰州到巴里坤一路上都看见了左宗棠的部队，赞扬他们的纪律、士气和风貌。他们听从左宗棠的号令，即便他的大营远在数百英里之外。在俄国人北去巴里坤的为期几天的旅程中，左宗棠为他们提供了牲口和卫队。据这位博士说，索思诺福斯齐其人很难打交道。他火急火燎地要赶往斋桑，去监督购粮合同的执行。他要求的速度超过了牲口的承受能力。有一次，牲口已经疲惫，索思诺福斯齐坚持要继续赶路，卫队队长告诉他：这些牲口属于中国政府，他要精心照料这些牲口，对左宗棠将军负责，当天不能再往前走了。索思诺福斯齐上尉大发雷霆，出言威胁，还是一无所获。他们宿营了。
在1874年夏季，满人高官景廉作为观察员来到肃州，对即将开始的征战提供详细的建议。景廉曾驻节于古城，因此朝廷认为他非常熟悉新疆当地的情况。左宗棠对此事很不高兴。他觉得景廉的主要使命是来监视他，向北京密报，这使他本来已很繁重的工作更为艰难。何况左宗棠不需要景廉或任何其他人就有关征战的事务对他提供建议。一直以来他都积极地向所有人征集信息，但绝不要建议。他无比自信，只要掌握了实际情势，他从未优柔寡断。如果他对什么事情迟疑不决，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部属总是对他的明决果断充满敬意。
大约在景廉抵达的同时，袁保恒也奉命来到肃州。此人在左宗棠西征初期出任钦差大臣，在陕西监督左军供给，已有几年。这次的使命大致相同。他曾在给皇帝的几份奏章中批评左宗棠的供给安排。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在巴里坤和古城积累大批储备，认为肃州才是合适的储备地。左宗棠坚决捍卫自己的做法，争辩变得十分尖锐。最后左宗棠请求皇帝撤销袁保恒的职务，因为他在肃州对自己无用。可是袁保恒交游很广，他的友人包括大人物李鸿章。
那年较晚的时候，李鸿章加入了左宗棠的对立面，主张彻底放弃西征。他说西征是一项无望的任务，虚耗国帑，而且说，即便西征取得了胜利，朝廷也无法控制新疆。李鸿章是一个公认的权势人物，他要把在征战新疆的筹备工作中“虚耗”的银子用于海军建设和海岸防御。其他许多高官也认同远征新疆是徒劳无益的，各省巡抚极力反对为左宗棠提供经费。
左宗棠说，1873年他所要求的经费是800万两银子，而1874年，在裁撤2万人以后，要求的经费是700万两。［9］然而，朝廷把他要求的款子拖欠了1年多。他为1874年所做的预算建立在141个营的基础上，如果再加上金顺、张曜和苏占彪的部队（情况似乎就是如此），那么西北的总开销就还要增加约150万两。即便如此，对于如此庞大的兵力而言，这并非夸大的开销。按照每营每月2892.2两计算，141个营维持1年的开销为4893602.4两，这样就只剩下200万两多一点来支付装备和其他开销。左军在甘肃时，左宗棠通过大规模的自力更生节省了相当多的军费，把节省下来的钱投入了购置装备和运输等等。为了填补拖欠的军饷，他只好借钱，主要向山西的银号伸手。左宗棠的信用在西北是响当当的。
左宗棠的立场是：除非中国立场坚定，收复新疆，否则俄国人就会把新疆夺去，然后侵占整个蒙古和满洲。他跟别人一样，真心希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事实上他也许是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人。但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集中全力建设没有设防的海岸边境，而完全不顾同样没有设防而且更加漫长的陆地边境。他说，海防和陆防对国家而言同等重要，收复新疆和建设海军都很必要。
他认为，只要中国显示一定程度的国防力量，来自欧洲国家的危险不是很大。欧洲国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贸易和赢利；战争很费钱，而且会妨碍贸易；因此，如果中国能够使战争付出的代价远比贸易可能带来的赢利为多，那么欧洲人就不会轻易攻击中国。他认为，占领一个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抵抗的国家，就必须在那里保留大量的部队，那是完全无利可图的，那些主要对贸易感兴趣的国家，不会采取这样的冒险行动。但他对俄国和日本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中国有领土企图。所以，必须建立一支海军来防御日本，建立一支陆军来防御俄国。两者同样重要，都是国家根本。［10］
在反对西征新疆的压力下，在同治皇帝去世后重掌国政的慈禧太后开始深为关心这个问题。一道上谕送到左宗棠手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赞同和反对西征的理由，要求左宗棠明确地表示他能不能以他手中现有的兵力收复新疆，能不能在肃州这么远的地方成功地指挥作战。袁保恒的问题这时也被提了出来。皇帝不明白左宗棠为什么不能使用袁保恒这样一位有价值的官员。
上谕褒奖了左宗棠为国家所做的伟大贡献，以及他作为一名官员的才干。然后，上谕转而指出朝廷从他身上看到的缺点。在整个关于新疆问题的讨论中，他跟其他许多时候一样明显表现出气量狭小；他对下属过于严厉，偏袒湖南同乡，令其他同为帝国效劳的官员极难与他合作。这道上谕如此之急，只用了9天就从北京送到了兰州，于1875年3月19日交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对上谕的奏复写了19个双面页。他是辩论的高手，自然喜欢与非他属下的任何人争辩。他对自己的正确性和自己的力量自信满满，毫不犹豫，立即向皇帝陈述他的看法。对于因西征新疆而引起的争论，他回顾了各个阶段的情况。已经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都被他彻底推翻。这份长篇奏章的要旨可以概括如下：这场争论只有一方是正确的，我就是正确的一方；袁保恒在西北大计中无足轻重；西征的筹备正在顺利进行，我会继续办好；朝廷只要准备好所需的银子，不用管其他已经做出和将要做出的承诺；朝廷的干涉只会延缓而不会改变计划的进程。［11］
放弃对新疆这么一大片国土的主权要求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中国明白人的附和，除了那些与筹措资金直接有关的官员，西征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对左宗棠老迈无能的批评大部分平息下来，一种意见占了主流：谁能收复新疆，谁就是好汉。何况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正在令许多人伤脑筋，垂帘听政的麻烦不会因为对新疆问题采取失败论的态度而减少。在这个时候把西征的指挥权从勇敢的陕甘总督手中夺走，那就更是失策；何况此人还是大学士，享有帝国能够给予汉人的最高官职。
结果，在1875年5月2日，朝廷发布了另一道上谕，肯定了左宗棠的所有辩论。朝廷召回了袁保恒和景廉，任命左宗棠为总理新疆事务的钦差大臣。他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所有与新疆事务相关的官员，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都隶属于他。这是他早就想要的权力。他早就看出了自己的弱点：西北有些官员享有特权，可以瞒着他直接向皇帝报告。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左宗棠成了西征的最高统帅。
为了达到在深入新疆之前获得最高授权的目的，左宗棠未必没有精心安排事情的进程。他对西征全面展开时可能因俄国人而产生的微妙情势不无担忧，分权很容易突然造成一种局面，完全毁掉他精心设计的计划。如果事权完全归一，由他把握，他就会充满信心地推进。在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以后，筹备的步子就大大加快了。在筹备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大营设在兰州，他从这座城市指挥大量分布广泛的行动，件件都与帝国收复新疆的大业相关。
在1875年将要来临时，左宗棠发现他已经为自己这场最伟大的征战做好了准备：他的前进基地有了保障，有了充足的给养储备；运输组织得有条不紊，可以源源不断地为野战部队提供给养；他在跨越荒漠的供水点增加了水井的数量，建立了应急供应仓库，在各个台站收集了燃料；部队经过了相当好的训练，装备非常接近19世纪80年代的西方标准。
刘锦棠被任命为新疆部队的司令官。从1860年夏季在长沙境内组建5000人的小部队时就开始跟随左宗棠的刘典，现在被派到兰州任甘肃巡抚，而左宗棠打算在肃州建立大营。只有一样东西还不够——银子。左宗棠决定，在把部队派到新疆的荒芜之地时，他必须有充足的银子在手。他要求朝廷在上海借银1000万两，一次总付给他。他认为这笔借款可以在上海向外国人借到。他请求朝廷授权他的老友福建巡抚沈葆桢去商谈借款事宜。［12］
几乎整个官场都跳出来反对这次借款，令左宗棠感到惊讶和苦恼的是，沈葆桢也转向了他的对立面。大量奏章涌向朝廷，提出宁愿立即放弃西征，也不能如此耗费。显然高官们还不习惯于思考1000万两银子的贷款。左宗棠不得不再次经历为资金而发生的斗争，自从他向西北进发以来，这件事一直对他困扰不休。他说，他本人原则上也是反对借款的，特别是向外国人伸手，但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别的出路，而现在就是这种时候。他观察到英美政府都能向本国国民借款，于是本金和利息都不流外人田；但另一方面，西班牙却向外国借款，利息自然流向了国外。不幸的是，中国需要借款时，处境跟西班牙相同。由于中国的一个省份对另一省份发生的事情缺少关心，那么要借到足以满足需求的大笔内债是希望不大的。最后他说，比借外债更能毁掉一个国家的事情，真是大把存在。［13］
反对的声音再一次沉默了，左宗棠得到了1000万两银子。在左宗棠声名大振、大权在握的日子里，恭亲王是北京政府中最有权势的满人。他是皇室宗亲中最后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不乏证据表明，在他主政期间（1860－1884），帝国权势在节节上升。把有才干的汉人摆到有权势的位置上，他起的作用最大。很可能是恭亲王的影响，使得左宗棠的借款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金顺、张曜和苏占彪的兵力得到了增强，每人各有20个营。刘锦棠于1876年2月22日率领32个营从兰州出发，开往肃州。左宗棠于1876年3月16日离开兰州，于4月7日抵达肃州。刘锦棠的部队分3批前进，第一批于4月26日离开肃州。左宗棠对这位将领的临别指示是缓进急战；刘锦棠必须确保所有必需的给养抵达古城，然后才能迅猛进兵。［14］
哈密、巴里坤和古城的部队奉命细心侦察，控制前进路线，以便刘锦棠所部不会因为被迫采取不适当的保安措施而延缓进兵。7月15日，刘锦棠全军在古城集结，毫不疲惫松散，整装待发。部队已经行军80天，穿过极为困难的地区，在仅有的一条道路上推进了将近2250里。
左军当时在新疆有92营兵力，4.6万人，分布如下：哈密1万人，巴里坤1万人，古城2.6万人。左军在甘肃有4万到4.5万人的驻军，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从这里抽调部队增援新疆。新疆的将领们完全不用管哈密与巴里坤以东的交通线，能够集中全部精力向西作战。
左宗棠的计划早已成熟，但他现在才终于准备完毕。他并不为自己征服回民军和阿古柏的能力而担心。他有一个组织得非常出色的情报机构，他知道会遭到什么程度的抵抗。但他很关心部队将要表现的行为规范。他知道，俄国会对此留心，印度和英国也会略为关注。他也知道，要让俄国人离开伊犁河谷是一件难事，他比活着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清楚，中国没有能力与俄国开战。他还充分地认识到，显示强大的军力会有助于外交。他认为，他在中亚显耀武力的效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俄国人会不会信守归还伊犁的承诺，决定中国人能不能和平地收回这一片被外国占领的领土。他相信，只要他能显示出中国武装的复兴，哪怕是在新疆那么遥远的地方，也会得到海外的关注，并且产生出有利于他处于困境中的祖国进行外交的氛围。他就是如此看待自己的使命——恢复中国在中亚的主权，而且要做得很有声势，能够增加祖国已经遭到可悲损失的国际威望。只有如此认识左宗棠的使命观，才能充分理解他花费那么多精力来筹备西征的动机，以及他作为一位军人和政治家的价值。
注释：
［1］《年谱》，第7卷，第13（b）页。
［2］《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2卷，第226页。
［3］《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2卷，第239页。
［4］《年谱》，第7卷，第43页。
［5］《年谱》，第7卷，第2页和第6页。
［6］《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153页。
［7］《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2卷，第156～157页。
［8］波尔格：《中亚问题》，第358～359页。
［9］《年谱》，第7卷，第31（a）页。
［10］《年谱》，第7卷，第18页。
［11］《年谱》，第7卷，第17～36页。
［12］《年谱》，第7卷，第47页。
［13］《年谱》，第8卷，第2～3页。
［14］《年谱》，第8卷，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