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的时候，张廉云没有送，因为弄堂里还住着别人，她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在送汉奸父亲。她看着父亲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的身影渐渐远去，一路都低着头，显得很悲怆。张廉云没有想到，这是他和父亲的最后一面。
张廉云说，当时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送她钱做嫁妆费。后来才明白，那是父亲在安排后事。
张自忠就这样走了，走进了抗日战场，走进了南瓜店的血雨腥风中，走进了一座冰冷的碑石里。
张自忠离开天津时，29军军部已经撤往了河南新乡。张自忠乘坐英国商船，去往济南，准备由济南赶往新乡。路过潍坊时，张自忠遇到了以前当连长时训练的一个士兵，此时这个士兵已经是师长了，他就是29师师长李汉章。李汉章看到张自忠，就毫无礼貌地讥讽道：“以前我看你尽看些圣贤之书，你都学了些什么？”
到了济南，张自忠站在门外，副官进去给山东省主席、同为西北军弟兄的韩复榘通报张自忠来了，客厅里的韩复榘故意大声喊，这个汉奸找我来干什么？
韩复榘给南京政府打电话，通报说张自忠逃到了济南，怎么处置。
蒋介石下令将张自忠押解南京。
张自忠押解南京的消息，被当时的记者知道了，他们不但登载了这个消息，而且连车次都登出来了。火车一到南京，一群打着标语、喊着口号的学生就纷纷爬上火车，要求严惩汉奸。万不得已中，张自忠躲进了厕所。
而就在张自忠躲进厕所的时候，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放弃责任，迭失守地”的罪名，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一直研究民国历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何立波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张自忠被押解到南京后，原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得悉此情，以为张自忠已被囚禁，便匆匆赶到南京，为张自忠鸣不平。他把张自忠在察哈尔、天津的从政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托行政院长张群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阅读后，约见了马彦。马彦说，张自忠在察哈尔任主席，在天津任市长，我任秘书长，不要说丧权辱国，就连贪赃枉法的行为也没有。马彦还说，他给张自忠担保，如果查出来张自忠有违法犯罪行为，就先查办他。
不久，钱大钧来看望张自忠，还带给了他一张委任状，任命他为军政部中将部附。钱大钧对张自忠说，委座（“委员长”的尊称）说你可以接受记者采访，平息舆论。
当年，蒋介石想把张自忠留在南京，但是熟悉张自忠的冯玉祥知道这是一员难得的虎将。当李宗仁询问第六战区的人士安排时，冯玉祥力荐张自忠任59军军长，因为59军是原来的38师扩充而成的。于是，蒋介石又任命张自忠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59军军长。
张宗衡回忆道，有一天，大家刚刚吃晚饭，突然集合部队，宋哲元带着张自忠回来了。大家突然看到老师长，激动万分。宋哲元说：“张自忠留北平是我的主张，是为了掩护部队安全撤退的。59军军长未派人，就是给他留着的。现在他回来做你们的军长。”
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来，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
张宗衡说，此后，就经常从张自忠口中听到“死”字，而以前，他不是这样的。
临沂血战
全面抗战开始后，享誉全国的29军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为宋哲元，下辖三个军，均为原29军各师扩编，番号分别为77军、59军、68军，77军军长为冯治安，68军军长为刘汝明，59军军长一直空缺，由宋哲元暂为兼任，后来由张自忠担任。
有人认为，这三个军的番号，都是为了纪念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七七事变，77军，明示七七事变；59军和68军，每个军番号数字相加，都是14，两个7相加也是14，暗示七七事变。
后来，59军被调到第五战区，隶属李宗仁指挥，而李宗仁一直很看重张自忠，认为他是一员虎将。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
1937年12月27日，济南失陷。
为了将南京战场与济南战场连贯起来，尽快灭亡中国，日军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
这场战役叫作徐州会战，人们通常所说的台儿庄战役，是徐州会战中的一部分。这场会战中，日军投入了24万兵力，中国兵力60万，日军指挥官为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和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中国指挥官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
畑俊六以后当上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对中国的作战；寺内寿一以后成为南方军总司令，负责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对美军和中国驻印军作战。此二人以后都晋升为日军元帅。
战事一开，张自忠有了用武之地。
李长维曾在59军跟随张自忠将军抗日，在来到59军之前，他在川军当兵。
全面抗战一开始，川军就出川抗战，当时，李长维刚刚被拉了壮丁，连拿枪投弹都没有学会，就被匆匆派往战场。
李长维所在的那个排都是新兵，而排长是一名老兵，他们就一边行军，一边训练。那时候山西的忻口会战已经打响了，他们就根本没有训练的时间。
从四川到山西，翻越无数座高山，跨越无数条河流，而这些四川兵只能依靠一双穿着草鞋的脚板奔赴战场。每天都是急行军，早晨天还没有亮就出发，夜晚月亮升上来才能休息，每天只能休息两次，每次20分钟，匆匆扒两口饭，又要赶紧赶路。即使遇到雨天，也要赶路，前方战事紧急，容不得休息。
而同时期的日军，从日本坐着军舰来到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然后坐着卡车开往前线。
李长维说，刚开始的时候，战士们还能吃到小米和玉米，等到了湖北境内，就只能吃喂牲口的黑豆了。吃了黑豆容易拉肚子，可是拉肚子也不能掉队。
新兵们每天的训练就是中途休息的这短短的20分钟，排长给战士们示范怎么持枪，怎么瞄准，怎么射击，怎么投弹，怎么匍匐前进，怎么躲藏炮弹……等到他们进入山西境内的时候，新兵们才学会了打枪和投弹。
李长维说，他们这一路走了两个多月。
来到山西后，李长维才发现这里奇寒无比，和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气候完全不一样。他们从四川出发的时候，还是酷暑季节的8月，而来到山西，已经是漫天飞雪的11月。四川兵都穿着单衣草鞋，然而，想补充一身棉衣，没有。夜晚，因为太过寒冷，战士们只能抱在一起取暖。
然而，一上战场，四川兵都忘记了饥饿和寒冷。
“那时候真是同仇敌忾啊，日军是中华民族的敌人，再苦也要打鬼子。”何宏钧当年是川军41军的士兵。
李长维所在的部队沿着湖北这条线路从四川开往山西，何宏钧所在的部队沿着陕西这条路开往山西。那时候，日本人已经进入了山西。
全面抗战开始前，何宏钧在川军的干部训练班学习。七七事变爆发后，他们这批学员尚有一年才能毕业，而现在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川军各个部队里。何宏钧离开四川的时候，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个人，他和老母亲相依为命。而现在要开往山西作战，他都来不及给老母亲说一声，就背着步枪步行赶往山西前线。
这一路上，何宏钧依然是走了两个多月，翻山越岭，每天行军近百里，赶到了天寒地冻的山西。
当时，川军是中国所有军队中装备最差的，人们称其为“叫花子部队”，装备不足，弹药缺乏，出川的时候，有的士兵连一杆枪都没有，扛着大刀长矛就出川了。每人仅有一身衣服，衣服破破烂烂，来不及缝补，又加上连续行军，顾不得洗刷，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浓浓的汗臭味。所以，当川军来到山西后，阎锡山大为不满，他看着这些“叫花子部队”，轻蔑地问：“这样的部队还能打仗？”
民国时期的山西富甲一方，晋商曾经称霸中国经济几百年。阎锡山的晋绥军每人冬装夏装各两身，弹药充足，装备精良，所以，他看不起远道而来衣着破烂的川军。
川军怎么能够和晋绥军相比？
何宏钧说，出川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北方会那么寒冷，四川兵都是草鞋单衣，双手双脚冻得红肿，每天晚上都有人被冻死。当时的川军里连医院都没有，受冻生病了，也只能硬撑着，撑不过的，就死了。每天都能看到平板车拉着尸体倒进壕沟里，然后填埋。
川军战士李长维和何宏钧从四川盆地一路走到了太行山区的时候，张自忠将军所部59军的另一名士兵阮明刚，此时刚刚被抓了壮丁。
这一年，阮明刚16岁。
一天，16岁的阮明刚在湖北省随县安居镇的姨妈家做农活，田地里突然来了几个人，穿着黑色衣服。他们看到阮明刚，二话不说，就用绳子捆了起来，然后带到了乡公所。乡公所里还有一些青年，都和他一样被五花大绑，阮明刚一个人都不认识。到了黄昏，这些人都被解开绳索，吃了一顿饭后，就跟着几个当兵的人走了。走在黑暗中的乡间小路上，阮明刚牵挂着他放在田地中的农具，还有，姨妈也不知道他突然离开了，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走了半夜，阮明刚走进了一座兵营里，阮明刚此时才明白，他是被抓了壮丁。那时候，国民政府向各地摊派征兵名额，当地的保长为了完成任务，见生人就抓壮丁，谁家没有钱的也会被抓。
后来，阮明刚才知道，他走进的部队是张自忠的59军。在张自忠的严格训练下，阮明刚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战士。再后来，阮明刚跟随张自忠渡过襄河，向日军主动出击，张自忠将军牺牲于斯。
再后来，阮明刚跟随黄维刚军长抢夺张自忠将军的尸骨，也将日军的指挥官杀死了。
阮明刚被抓了壮丁时，李长维还在川军里。
长途跋涉来到山西前线忻口后，李长维才学会了使用步枪和投掷手榴弹。那时候，步枪和手榴弹是中国士兵最基本的装备。
李长维说，忻口战役打得很惨，尤其是在夜间反攻战中，中日双方发生了混战，军长郝梦龄、师长刘家麒、旅长郑廷珍都牺牲了。在抗日战场上，郝梦龄是中国阵亡的第一位军长。
山西战事告一段落后，李长维和何宏钧接到命令，要开往徐州。
李长维、何宏钧、阮明刚，从不同的方向赶往徐州。徐州的上空，战云密布，中日双方的几十万军队在这里集结，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何宏钧最先赶到山东藤县，他所在的41军打响了藤县保卫战。41军的代理军长为川军将领王铭章。王铭章接到的命令是，坚守藤县三天，拖住日军。三天后，大批军队就会来到。
王铭章知道依靠装备简陋的41军，是无法阻挡如狼似虎的日军的，他召集全军将士，誓师道：“我们身为军人，牺牲本为天职，虽战至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20年内战之罪愆！”
41军部署尚未完成，日军就开始了攻击。面对排山倒海一般呼啸而来的日军，王铭章将所有的部队收缩进城里，与日军对抗，他坚壁清野，焦土阻击，将城门全部封堵，日军很难攻打进来，而他们也无法出去。王铭章昭告全城官兵：“死守藤城，将士同心，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王铭章和41军全体将士实现了自己的誓言。
何宏钧说，原定坚守三天的藤县县城，41军坚守了四天半。攻打藤县的是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兵力多达7000人，各种大炮几十门，坦克几十辆，飞机30多架，而41军没有大炮，没有坦克，更没有飞机支援，只有迫击炮。这种迫击炮和日军的大炮也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日军的大炮一旦发现目标，就展开地毯式轰炸，而41军数量稀少的迫击炮打两炮后，就赶紧转移，否则会被日军大炮轰炸。当时41军的装备和日军濑谷支队比起来，就像大刀长矛与机关枪相比一样。
激战一天过后，何宏钧所部的营长负了重伤，副营长指挥作战，连长、排长几乎伤亡殆尽，新兵何宏钧做了营部副官。
第二天，何宏钧也负伤了。
日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猛攻还没有来得及构筑工事的藤县县城，城墙倒塌，城门失陷，日军渐渐逼近县城中心的十字街道，王铭章带着警卫排在十字街道阻击，大呼杀敌，一架日军飞机掠过空中，投弹扫射，王铭章身中七弹，全身浴血。卫士扶着王铭章，王铭章用最后的力气高喊：“不要管我，快杀鬼子。”喊完后，就闭上了眼睛。
警卫排全部壮烈殉国。
电影《血战台儿庄》里有王铭章死守藤县的情节，在日军四面合围中，王铭章拔枪自尽，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王铭章被日军飞机机枪扫射阵亡。
县城的战斗还在继续，每一条巷道、每一座房屋，都在激战。
何宏钧说，到处都是硝烟，到处都是火光，耳朵边到处都是爆炸声，川军子弟们，只要还能动的，就和日本人打。
第四天，枪声逐渐稀疏，日军占领了藤县。在一座大宅子里，300名重伤的川军子弟，听到藤县失守的消息后，他们拉响了手榴弹，300人全部牺牲。
何宏钧跟着轻伤员突围出来。
据后来的资料记载，当年从藤县突围而出的川军子弟，仅有17人。
此役，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死亡2000余人。
何宏钧退出了徐州战场，李长维、阮明刚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来到了徐州战场。
经历了忻口会战，新兵李长维变成了一名老兵。那时候的中国军队因为武器简陋，死亡率非常高，每场战役结束，都要大量补充兵源，而当兵仅仅几个月的李长维，被收入张自忠的军队，成为了59军的一名班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