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一向强调官兵一致，他和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呢子将军服只在从容就死的时候才穿上了。他和士兵吃一样的伙食，修筑工事的时候，和士兵一起抬土、挖坑……
几年前，我在河北省迁西县的喜峰口战场故地，见到了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抄录了《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记》，碑记是这样写的：
喜峰口，古称兰陉，位于迁西北部，奇峰耸峙，险要天成，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公元一九三三年初，日军侵占热河，进逼平津，长城抗战全面爆发。宋哲元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临危受命，开赴喜峰口一线，据险抗敌。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亲临前沿，指挥督战；一零九旅旅长赵登禹身先士卒，裹伤陷阵。全军将士挥舞大刀，浴血拼杀；关内民众舍生忘死，奋勇支前。硝烟弥漫，日月因之失色；刀光闪烁，倭寇为之胆寒。自三月九日起，战数昼夜，毙敌五千余。日酋哀叹：“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荣誉尽丧于喜峰口外！”捷报传开，举国振奋，《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唱彻华夏。
长城抗战，浩气长存；中华神威，永光万世！
然而，29军的英勇抗战，难以扭转整个长城抗战的不利。
4月10日，日军分路进攻长城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及古北口内之南天门，并以大队飞机轰炸海阳镇。
第二天，冷口失陷，日军蜂拥南侵。守卫喜峰口的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一个月后，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不但承认伪满洲国合法，而且放弃了在华北的部分主权。
一场让人荡气回肠的战争，却是这样的结局，令人叹惋。
汉奸骂名由此来
《塘沽协议》签订后，29军撤军。
此后的两年里，29军一直驻扎在察哈尔省，当时的察哈尔省，与伪满洲国接壤，也就是抗日前线。
1935年8月，29军军长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下辖河北、察哈尔两个省与北平、天津两个市。张自忠任38师师长，兼任察哈尔省主席。
后来担任张自忠参谋处长的张宗衡回忆说，张自忠主察期间，他的精力都用在补训部队方面，各团马匹车辆人员，他都要亲自校点，该淘汰的淘汰，该补充的补充，凡是年轻力壮但身体稍微矮小的士兵，他都要另行编排成队，以求整齐。他对射击、刺杀技术特别看重，所以每个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1936年，全师有两个旅换成了捷克式步枪，旧枪补充新增加的两个新兵旅。那时候，因为29军名气很大，老百姓都知道这支部队是抗日英雄，所以察哈尔的强壮年们都以能够入伍为荣。
在美国没有与日本开战前，这时候全世界最好的武器是德国造和捷克造。捷克造轻机枪，曾经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至今，我们还能在反映抗战的电影中看到捷克式武器的身影。
这时候的38师武器装备焕然一新，每连有捷克式轻机枪四挺，有掷弹筒两门，连长也配了德国造手枪一支。这种手枪在老电影《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中经常能够看到，俗名有很多：二十响、盒子炮、自来得二十响、快慢机。这种手枪最多可以连发20颗子弹。
然而，即使这样，38师的武器装备还是远远不如日军的。
中国军队一个连的人数大致与日军一个中队的人数相当，都为150人到180人。38师此时一个连有轻机枪四挺，掷弹筒两门，而日军一个中队有八挺轻机枪，四挺重机枪，九门掷弹筒，另外还装备有迫击炮。还有一些中队装备有马匹和坦克、重炮。
所以，换装后的38师仍然和日军不能等量齐观。
日军与38师日日相望，屡屡挑衅，总想找点事端，引发战争，趁机进犯察哈尔省。38师严阵以待，坚决回击。有一次，38师保安团与日军发生冲突，日军集中兵力，准备进犯张家口大境门外，大境门是张家口的北大门，大境门失守，张家口危矣。然而，日军不知道张自忠到底有多少底牌，也不敢贸然进攻，就派人来试探虚实。张自忠给日军捎话说：“大境门外有中国军队驻防演练，如发生意外，一切后果应由日军负责。”
张自忠绵里藏针的强硬态度让日本人害怕了，此后不敢再觊觎大境门。
张自忠有强硬的一面，也有善良的一面。
张宗衡回忆说，察哈尔省张北县有一个收税的，蛮横霸道，殴打了小商小贩，张自忠听说后，不但让这个收税的赔偿了医药费，还把他撤职查办。有一个士兵，因为家穷，把妻子卖到了妓院，张自忠拿钱赎回了士兵的妻子，让他们夫妻团圆。
不久，张自忠出任天津市市长。
天津是一个多事之地，那时候，各国都在天津设有领事馆，划分有租界，所谓的租界，就是国中之国。尤其是日本人，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自以为是超等公民，视中国人如猪狗。
宋哲元和张自忠知道中日必有大战，所以偷偷通过关系购置设备，充实部队，并给天津的警察装备了新式武器。天津有大沽造船厂，张自忠在此制造了一批轻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还制造了大量子弹，全部用来装备29军。
张自忠上任不久，就把38师特务团秘密调进天津，穿着警察衣服，名为保安团，防备战争发生。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一天晚上，保安团第九中队第三分队分队长张凤岐穿着便衣，出外购物，误入日租界，被两名日本特务发现，抓进日租界警察署，严刑拷打，污蔑他是奸细。张凤岐始终称自己是茶馆的职员。
天亮后，几名日本特务持枪押着张凤岐，乘着卡车，去他说的那家茶馆对质。卡车经过天津市政府门前，执勤的战士看到张凤岐被五花大绑，满脸伤痕，就喊来同伴，拦截车辆。卡车上的日本特务不但不停车，还向保安团开枪。保安团奋起还击，当场击毙日本特务一名，击伤两名，包括卡车司机，而保安团自身没有伤亡，张凤岐趁乱逃脱。卡车上的日本特务看到这伙中国警察动真格的，吓坏了，卡车司机顾不得裹伤，开足马力逃走了。
死了一个日本人，伤了两个，事情弄大了，日本领事馆找到张自忠，叫嚣要枪毙张凤岐和“杀人凶手”，为死了的日本特务偿命。
张自忠派人谈判说，张凤岐只是去日租界购物，并没有从事任何违法活动，你们抓张凤岐是误会，保安团击毙日本人也是误会，你们把张凤岐当成了奸细，保安团把日本人当成了土匪，这一切都是因为一连串的误会引起的。
日本领事馆理屈词穷，但要求将张凤岐判处无期徒刑，因为死了一个人。
张凤岐被判刑后，张自忠特意叮嘱保留张凤岐的军籍，薪水照发，照顾家眷，每天派人给张凤岐送饭。
一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张自忠令张凤岐归队抗日。7月28日凌晨2时，天津保安团，其实就是38师特务团向日军海光寺兵营发起攻击，蒙受了一年冤狱的张凤岐奋不顾身，冲杀在最前面，壮烈牺牲。
在天津，中日双方的斗争一直都在进行着，表面上一团和气，亲善友好，而实际上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中日双方都明白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但都是笑里藏刀，绵里藏针，谁都不愿撕破脸皮。中国在加紧备战，扩军练兵；日军的战争机器也在悄悄开启。
有一次，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馆为庆祝英皇加冕典礼而举行宴会，招待驻津各国来宾。在谁是最高来宾的问题上，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坚持要以最高来宾的身份出席宴会。田代皖一郎和后来在中国战场上犯下滔天罪行的冈村宁次、多田骏、中岛今朝吾是日本军校的同学。“一·二八”淞沪抗战时，田代皖一郎是被抗日志士炸死的白川义则的参谋长。七七全面抗战开始的第十天，田代皖一郎病死于天津。
田代皖一郎是一名中国通，那时候的很多日军高级将领早年都以商人、学者的身份来到过中国，刺探中国情报，为以后的侵略做准备。
张自忠闻听田代皖一郎的无耻要求，向英国领事馆提出了强烈抗议，他义正词严地说，英国租界为中国领土，日本驻军天津系不平等条约所致，日本驻军所在地，也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是主人，如果以田代皖一郎为最高规格的来宾，那么中国方面就绝不出席。
英国领事馆权衡再三，终于将张自忠将军待为最高来宾。
外交无小事。张自忠将军争执的，不是最高来宾的那张座位，而是民族的尊严。
那时候的天津街头，还没有出租车，都是人力车夫。有一次，英国巡捕殴打了一个人力车夫，全市大哗，但英国巡捕拒不道歉。张自忠通知全市所有人力车夫，不要出入英租界，不要拉送英国人。英租界里没有人力车夫，交通不便，这些养尊处优的大腹便便的英国贵族老爷们，出入漫长而蜿蜒的租界，一个个走得气喘吁吁，痛苦不堪。英国领事馆不得不前来交涉，惩办打人凶手，张自忠才让人力车夫进入租界。
在张自忠之前，天津所有的外国企业，那时候叫洋行，都享受最惠国待遇，在中国境内做生意，却不缴纳任何捐税。张自忠来到后，首先杀鸡骇猴，以儆效尤。一家贩卖羊毛的英国洋行，在轮船上装满了羊毛，准备开赴英国，张自忠命令保安团扣押了。英国领事馆怒气冲冲地赶来交涉，声称自大清《辛丑条约》签订以来，英国商人从来不给中国地方缴税。张自忠义正词严地回应：“占我河道，必须纳税，不纳捐税，不准开船。”当时正逢夏天，荷枪实弹的保安团包围了英国轮船，英国水手们汗流浃背，却又不能离开轮船。炙热的阳光照耀着羊毛，羊毛如果不赶快运往英国晾晒，就会腐烂发臭，最后变得一钱不值。英国商人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张自忠安稳得像钓鱼台上的渔夫。最后，英国商人被迫缴纳了所有捐税，才被放行。
此后，天津所有外商，不管从事哪一行生意，即使他卖狗不理包子，也得给天津政府纳税。
然而，谁也想不到，这样的人，后来成为了汉奸。
张自忠的汉奸之路，需要从他“出访”日本说起。
1937年4月，宋哲元派张自忠率团前去日本，成员有38师旅长何基沣、黄维刚等十几人。他们去了东京、奈良、大阪、名古屋等城市。
当时，中日之间战争一触即发，而张自忠居然率团前去日本“访问”，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于是，有人说张自忠是去日本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又有人说，日本人给了张自忠很多钱，还给了一个日本娘们。
张自忠回到国内后，才得悉自己已经被辱骂，被报纸称为汉奸。
中国人讲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在瓜地里系绑鞋带，在李树下整理帽子，看到的人都说你在偷瓜偷李子。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张自忠去日本“出访”，难怪会被人骂为汉奸。
被人骂为汉奸，张自忠很痛苦。
有一次，张自忠喝醉了酒，他对手下的军官们说：“人们骂我是汉奸，把我的骨头砸碎了，看能不能闻到一点汉奸味？”
然而，他除了向手下的军官们表白，他还能说给谁听？
不久，一场鸿门宴上演了。
1937年6月6日，宋哲元以冀察绥靖公署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日本华北驻屯军联队长以上的军官，而中国出席的军官，则是29军驻北平部队团以上军官。这场宴会，宋哲元摆明了就是想杀杀日本人的嚣张气焰。
据29军38师独立26旅旅长李致远回忆，当时出席宴会的除了29军的一些军官，宋哲元还邀请了北平社会名流吴佩孚等人。吴佩孚在对日态度上，一直很强硬，果然具有中国顶级军阀的范儿。
宴会开始，宋哲元致祝酒词，日本方面顶替土肥原贤二出席的，华北特务机关的松室孝良致了答词，大意都是说中日世代友好，应该继续友好下去。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这只是虚假的套词，但还是热烈鼓掌。
酒至半酣，一名日本军官唱起了日文歌曲，尽管中国军官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在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日本人，日本人唱，我们也唱，唱得比他的声音还要响亮，还要有气势。何基沣旅长立即站在桌子上唱了一曲《黄族歌》。有人说，《黄族歌》的歌词是李大钊写的。这首歌曲的歌词是这样的：
黄族应享黄海权，
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
切莫同种自相残，
坐教欧美著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
丈夫决不受人怜。
洪水纵滔天，双手挽狂澜，
方不负，石盘铁砚，后哲先贤。
何基沣旅长歌声刚落，一个日本军官又唱起了日本歌曲。当时，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唱什么，但是双方都在嘶声歌唱，都想将对方比下去。日本军官的歌声刚刚停歇，38师副师长李文田立即接口唱了一段京剧黑头。京剧黑头，铜锤花脸，威势赫赫，气贯长虹。日本人一看比不过，就两个人来唱，一个站在桌子上，一个站在桌子下。
37师师长冯治安悄悄来到董升堂旅长身边，暗示他出去打套拳。董升堂，是红军将领董振堂的大哥，董振堂曾任红五军军长。红军西路军惨败时，董振堂也壮烈牺牲。董升堂、董振堂，出生河北，两兄弟功夫都非常了得。古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董升堂离席，站立中央，他身躯高大，如山峰兀立。突然，他伸拳踢腿，虎虎生风。日本军官不会中国武术，就拿着一把倭刀出场了。李致远旅长看到后，就悄悄叫来传令兵，速速去拿自己的柳叶刀，这把柳叶刀，是用最好的钢打造的。日军一把倭刀还嫌不够，又有两把倭刀出场了，围着董升堂虚张声势，肆意挑衅。董升堂大怒，取来一把大刀，横劈竖砍，威风凛凛，三把倭刀不敢再近前，双方处于对峙状态，恰好此时李致远的柳叶刀送来了，李致远持刀在手，围绕着日军表演了一套地趟刀法，日军不得不步步后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