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古称有“十景”，至少有三个景致与苏轼有关，那就是：“苏堤春晓”、“三潭印月”和“柳浪闻莺”。
一般人只知道苏轼是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家，其实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实干家，一个出色的管理人才。
宋仁宗曾经写了一首诗，说“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可见，杭州在当时已经很美了。后来被称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苏轼曾两次出任杭州地方官，一次是３６岁时，熙宁四年（1071年）第一次到杭州，做通判；一次是５０岁时，做杭州知州。前后两次相隔十五年，加起来共做了五年，他在杭州做了几件大事。
通判杭州
在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苏轼被排挤出京城，抵达杭州，任通判。前文说过，通判是协助知州（府）办事的，是北宋特设的一个官职，知州、知府制订政治的措施必需通判同时签字，才能施行。通判还有一个特别的权力，就是可随时向中央打报告，因此，对正职有牵制和监督的作用。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杭州在当时是经济、交通、商业、文化的重镇，在国际贸易上也具有重要意义。苏轼任杭州通判，说明他虽然反对新法，但神宗皇帝还是倚重于他的。
他刚到杭州就写了这样的诗句： 未成大隐成中隐，可得暂闲胜长闲。我本无家更焉往，故乡无此好河山。通判还有很多具体工作，苏轼经常奉命出差，到富阳、宜兴、扬州等地去考察，直接了解农民的实况。
他刚到杭州做官时，心情是非常愉快的，这从当时写的一首诗里可以看出。在去浙江桐庐富阳新城的路上，他写了两首《新城道中》，写得阳光灿烂，其中一首如下：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这首诗把他外放杭州，在春天里出去执行任务的愉快心情写得非常传神。东风知道我要外出了，把檐间滴滴答答的雨声也吹断了。雨停了，天气放晴了，山上的云朵像给山头戴上了一顶帽子，初升的太阳像一面铜锣挂在树上。野外短短的篱笆边桃花笑着迎接我，溪边的柳枝在水边愉快地摇摆着。农民们正在煮葵烧笋忙着准备春耕。真是一幅农家乐的画面。
可是真的接触了农民，苏轼在执行新法过程中看到新法在具体实施中的弊病。比如青苗法，农民在荒饥时向政府借米，到了交税收获季节，如果是荒年农民只好卖牛拆屋还钱，如果是丰收年，百姓有米，官不要米，要钱，百姓只好把米贱卖，得钱去交税。所以，即使丰年也痛苦不堪。
他曾写了一首《吴中田妇叹》道出农民的痛苦之深。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都作河伯妇！总算有了一点收获，“价贱乞与如糠粞”。结果是“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不如都作河伯妇”。
因为当时国家严禁进行自由贸易，有些小商小贩往往堕入法网。苏轼统计过，江浙地方，一年中有一万七千余人因犯盐法入狱，作为朝廷命官，他只好将他们抓起来，但内心却苦闷、矛盾： 他们为什么要犯法，还不是为了吃饭？这年除夕，他还在衙门值班，就写诗一首《除值直都厅》：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他希望最好放囚犯能回家过个年。
这些诗日后都成了他反对新法的政治把柄。
熙宁六七年间，各处又发生了旱灾。飞蝗满天，苏轼出差检查工作，从镇江返回杭州，途经无锡，只见旱灾严重，老农哭泣，他写道：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见老农泣，唤取阿香推雷车。
苏轼知杭州
第一次到杭州，苏轼是个副市长，权力不大，第二次来杭州，他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州了。
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是十五年后，这时他已经有“东坡居士”这一号了。虽然是被旧党排挤出来的，但毕竟是知州。东坡特别高兴，旧地重来，他决心大干一番，好好整治西湖。
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作了几件利民工程：
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时看到西湖由于没有经常疏浚，湖面上长满了厚厚的葑草，湖底下的淤泥越积越厚，他担心这样下去，不出20年西湖会被淤塞，为了得到朝廷支持，苏东坡即刻上书，写了一篇《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奏折中写道： 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什么叫“度牒”？简单说，就是和尚的文凭，和尚有了这个文凭，就可以云游天下，到哪儿就吃在哪儿，住在哪儿。这个文凭不是轻易可以拿到的，即要有功德，也就是说做过好事积过德，文凭是国家发给的，苏东坡想： 向老百姓征钱，还不如向和尚们要，杭州有三百六十寺，和尚众多，有很多人在申请度牒，不如让他们用功德来换取。
现在我们都觉得修西湖是件大善事，但当时还是有人反对的。苏东坡给修西湖找了五条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是说西湖是放生池，如果西湖发臭了，这些被放生的鱼鳖都会死去。第二，有利于老百姓饮水，百姓喝了不洁的水会生病。第三，使之成为一个大水库，可蓄水放水以救灾。第四，有利于运输，接通与运河的联系。第五，好水作酒，征收酒税，有经济效益。
元祐五年（１０９０年）四月，东坡筹足了钱，便发动了20万民工，开始疏浚西湖，历时半年多。
东坡毕竟是艺术家，他不能单单疏浚，还要使之美化。他集思广益，决定把挖上来的淤泥和葑草筑一条跨越西湖南北的长堤，既省去交通运输费，又方便西湖南北居民的往来；并在堤上建了九个亭子，以及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座桥，还在堤上植了杨柳、桃花、芙蓉。每当春光明媚时，漫步在堤上，细柳含烟，芙蓉初绽，桃花盛开，恍若画中，人们为感谢苏东坡，名此堤为苏堤，南宋时宫廷画家多以西湖四时景色入画，此处被命名为“苏堤春晓”。
苏堤筑好了后，苏东坡考虑到如果管理不善，不久又会出现杂草丛生的局面，于是想了一条措施，把湖边周围水面分租给当地人。要他们种菱种藕，既美化了西湖，又可控制杂草，因为要种菱、藕就要管理，把杂草除掉。另外，他在湖中心小瀛洲处定了三个标记，也是为分配湖面，控制水面杂草乱长，严禁在这个范围内种植任何植物。后来这三个点，经过美化索性成了三个小塔，八月十五，月如玉盘，倒映在湖面上，人们就把这个风景叫做“三潭印月”，成为赏月胜地。
他到杭州不久，发生了一次瘟疫。苏东坡眼见老人孩子甚至一个个壮汉倒下，心急如焚，忙里忙外，找来民间医生组织医疗队，给群众看病。为了方便群众，他还集资办了医院，名之曰“安乐坊”，并首先捐出自己的积蓄，还与名医草医研究，探讨医术。当时有一个同乡叫巢谷，他有一个治疗瘟疫的土方叫“圣散子”，苏东坡去向他求方子。巢谷说，方子给你可以，但不能外传，并要苏东坡发誓，东坡答应了。为了保密，苏东坡一个人日夜给病人配药，但后来病人实在太多，他只好违约，向社会公布，到处张贴，组织药源，免费供应，以预防为主，又积极治疗，很快把瘟疫控制住了。这个功德到现在为止杭州人还津津乐道。现在杭州有个清波坊，就是那医院的所在地。
经过这次灾难，苏东坡发现，问题主要出在水质，群众的饮用水，于是他下决心改变群众的饮用水质。除了疏浚西湖，还开井引渠。杭州本来有六口大井多年失修，苏东坡组织人力疏浚，又新挖了好多井。
苏东坡还组织群众搞了一个引水工程。从周围山上引水，用几万根大毛竹，劈开后连接起来，考虑到竹子易烂，就到宜兴特制陶器水槽，并且让专人看管负责。从此以后，杭州人民吃到了山泉水。
苏东坡在杭州除了兴修水利，办医院，办学堂外，日常的工作是判案，处理各种刑事、民事案件。
这位杭州的青天大老爷，有一颗大慈大悲的心肠，犯人触犯了法律，能宽容的尽量宽容。
有个扇庄掌柜向绸布店掌柜借了钱，到期未还。绸布店掌柜便到苏东坡那里告状。苏东坡问清情况属实，便问扇庄老板，你为什么不还欠债？那个老板说小人勤勤恳恳没日没夜做，但今年雨水多，天不热，扇子卖不出去，所以无法还债。苏东坡一想，对他说，你去拿二十把白扇子来。老板急忙拿了来，苏东坡拿起批工文的毛笔，刷刷刷就在扇子上写了几个字，涂了几笔，兰竹木石。说你欠了人家二十缗，这二十把扇子你就一把卖一缗，正好还清。扇庄老板刚出衙门就被闻讯而来的书画爱好者、收藏家一抢而空，连那个贷款的掌柜连连说，留一把留一把，结果也没留下。
还有一次，差役抓来一个冒名运货的人。他冒充自己是给苏东坡家送东西的。苏东坡一看是一个老人，一问是从广东来要到京城去赶考，顺便带着几件绸缎，准备一路卖一路赚盘缠。听说冒了做官人的礼物就可以不交关税，而苏东坡特别出名，于是就冒了他的名。苏东坡笑着问他，你知道我是谁？老人说，你不是杭州的父母官吗？苏东坡说，是啊，可我就是你冒的那个苏东坡啊。老人吓得面如土色、瑟瑟发抖，苏东坡说，你别怕，你这么大年纪，要进京考官也不容易，叫差役把货物上的那张“送京城苏东坡”的纸撕下来，苏东坡又亲笔写了一张字“杭州苏东坡送东京竹子巷七号苏辙收”。写完叫手下贴在货物上，转头对老人说，这下你可以放心去了，一路上再也不会有人向你要税了，就是到了京城，皇帝老子见了，也不会怪你。不过有一个条件，你这次进京如果中了进士，可别忘了请我喝酒啊。
老人转忧为喜，千恩万谢。进京考过，果然金榜题名。后来他特地到杭州来感谢苏东坡，苏东坡与他一起游山玩水十多天。
苏轼曾引过这样一句话：“赏则从与，所以广恩也；罚则从去，所以谨刑也。”苏东坡这样做其实是符合他的罪轻从轻，赏轻从与。难道苏东坡对所有犯罪错的人都这样吗？那倒也不是，他有时也很严。有一个和尚看上某妓女，钱用得差不多了，那个妓女便不理他了，他便恶从胆边生，把那女的杀了。后来案子破了，和尚苦苦求情，苏东坡骂他，你这和尚怎么做的，又偷情又杀人，还要怕死。看来还是只能请你去阎王那里风流吧！还写了一首《踏莎行》给他：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空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判讫，押赴市草出斩。
还有一次，一个黑道上老大，因为有后台，有恃无恐，带领手下欺行霸市，还打人坑人，欺侮弱小，按法律对这种人最多教育一下，就可以了。因为他没有触犯哪条法律。结果苏东坡动了真格，明知不能重判，不但打了屁股，还把他充军了。这家伙不服。为此，苏东坡还打了报告，告诉上级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结果朝廷上的一帮政敌正好抓住他的把柄，说他擅改法律，法外行刑，把那个黑老大从路上放回来。这件事后来又作为苏东坡行为放肆、目无法纪的证据，将来清算时又是一条罪状。
苏先生确实有些意气用事，把法和情混在一起了。
苏东坡留给杭州的记忆，实在数不胜数。吃的穿的用的住的，什么龙井过溪亭，惠勒六一泉，西湖东坡肉，吴山蓑衣饼。杭州百姓根据苏东坡的诗歌取的名字还有好多，比如：“春淙亭”、“壑雷亭”就是根据“西湖春淙一灵鹫”、“跳波赴壑如奔雷”的意思命名的。杭州现在还有“东坡路”、“学士路”，如果你到杭州，就处处会感到苏老先生就在你的身旁。
清代浙江巡抚阮元写过一首七律诗，来纪念苏东坡在杭州的政绩： 东南胜地号西湖，德政才名颂大苏。双镜波光连别浦，长堤树色拥前途。看花玩月有时有，把酒临风无时无。今日六桥犹似昔，桃开十里绛霞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