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
二、程思远与梁漱溟
三、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重要 四、“人无完人”与梁漱溟——记述毛泽东晚年的一段批示
五、章乃器的“撤销政协委员资格”与马寅初、梁漱溟“走马换将”
六、梁漱溟向党“交心”材料摘录
七、接班人名字不应写进宪法——记林彪肆虐时梁漱溟一次震惊四座的发言
八、冯友兰与梁漱溟
九、赵朴初与梁漱溟
一、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
我同梁漱溟先生的结识和交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直至他1988年逝世，长达26年。“文革”之前和“文革”之中的交往，主要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每周见面二三次不等。因此很有必要介绍一下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情况和背景。
我于1962年11月由全国政协工作组（即今之专委会）办公室调到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兼任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秘书，直至1982年10月参加人民政协报的筹办工作，历时20年。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是主管全国政协委员中的非中共人士日常学习改造的工作机构，在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都设有学习委员会分会办公室和学习小组，成员包括各党派和工商联所有领导人都在内。而参加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则大多是全国政协委员中的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也有少数是民主党派成员而自愿要求参加这个组学习的。
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即1957年“反右”之后）到80年代中期的30年间，前后参加这个学习组的学习组成员名单上有三四十人，能参加重要学习会的也就25人左右，经常能到会的约20人。在我担任小组学习秘书的20年间，前前后后经常到会的学习组成员有：马寅初、梁漱溟、于树德、王芸生、赵朴初、程思远、王克俊、唐生明（唐生智之胞弟）、张学铭（张学良之胞弟）、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杜建时、廖耀湘、沈醉、文强、向达（北京大学教授）、秦德君、邹秉文、赵君迈、陆殿栋、李书城、杨公庶、巨赞、皮漱石、闫迦勒、马松亭、刘品一、陈达、翁独健、赵子立、申伯纯、李建勲、米暂沉、朱洁夫、宋伟斌等人。他们当中其时有实际工作岗位（含领导岗位）者居少数，大多数只挂全国政协常委或委员的头衔。他们的知名度主要来自历史。
所谓特殊的年代，是指这20年间，正是阶级斗争这根“红线”贯穿始终的非常岁月，他们都无例外的处于被改造的地位。所谓特殊的群体，是因为鉴于他们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鉴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尽管在整个学习改造的过程中，同样有批判，有斗争，有时甚至火药味很浓，但是如果与同时代的外边的普通人群相比，他们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诸如梁漱溟这样的“反面教员”，同样可以发表另一种声音，批判归批判，他的生活待遇照常（“文革”前期短时间例外）。
对于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这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的详情，不可能一一细述。我仅举几个小组召集人为例，特别是第一召集人于树德的行为和心态，可谓窥一斑而观全貌。
在我担任学习组秘书20年间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负责主持会议的召集人前后有五位，即于树德、王芸生、赵朴初、王克俊、程思远。按规定，学习会由几位召集人轮流主持。实际上，时间最长同时也能坚持经常主持学习会的是于树德和王芸生。于、王、赵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是全国政协常委，赵朴初却因宗教事务较多而出席学习会较少；程思远1965年随李宗仁先生归来，翌年便赶上“文革”，来不及在全国政协安排职务，他是在70年代初学习组恢复学习时才新参加的；王克俊“文革”前即担任非中共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当年是傅作义将军手下的要员（从机要秘书升到秘书长），在北平和平解放中有功，但与前几位召集人相比，自认为资历、声望、水平均有限，加之健康状况欠佳，所以有事多推给于、王二位出面。
于树德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是李大钊的挚友。1922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出席由列宁主持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民族会议，受到托洛茨基的接见。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他是在国民党高层担任重要职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少数著名共产党员之一。其时曾作为国民党中央大本营的特派员北上河南调停重大政治纠纷，还同时在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1927年大革命失败脱党后仍从事合作社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供销合作社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作为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第一召集人，主持学习会时间最长，次数最多。他的特点是自己发言三言两语，经常启发、组织他人发言，善于处置和应对各种政治问题。凡属学习组总结性的发言，他都全部推给小组第二召集人——曾任《大公报》主笔多年的全国政协常委王芸生。
王芸生是我国著名的老报人、新闻界老前辈。他学识丰富，思想敏锐，手勤脑勤，记忆力好，凡对学习组的各种传达或向上汇报，都由他包揽，于树老甘当补充发言的角色。组员们尤其对王芸老有关国际问题的发言，都听得津津有味。当时的学习会，常常遇到无人发言的冷场局面，总会有人提出请王芸生讲讲国际形势，尤其是日本和亚洲的近况（王是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会长是廖承志，王还是中日关系问题老专家），他也当仁不让，侃侃而谈，有分析，有判断，有当时报刊上没有的背景材料。于树德对此也打心眼里佩服。他比王芸生年长8岁，却常以“王芸老”尊称之，并且多次在全组会上说：“我这个组长，就是召集大家开会，听大家挨个发言。学习中的难题，各位自己解答，或请王芸老解答。我年迈迟钝，头脑昏沉，看了后头忘了前头，相信各位都了解我，也就不会苛求于我了。”
应当说，于树德的这些话发自内心，但并不完全确切。据我做20年学习组秘书的长期观察，在应对和处置那个非常年代复杂而严峻的政治局面方面，他的经验和本领，却要远胜于王芸生和其他召集人一筹。如上所述，自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与其他单位、部门一样，所谓的政治学习，基本上是搞政治运动，除了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还要开展思想交锋，包括各种手段的批判斗争，自上而下都认可或不得不认可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而言，除了针对社会上“全民共诛之”的各种批判斗争对象以外，本组老组员、全国著名的“反面教员”梁漱溟先生，则成为本组内最主要的批判斗争的对象。在言词上，各个不同政治运动中的过激语言应有尽有；在时间上，以每周两次的平均次数连续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之久。所不同的是，没有体罚（包括“文革”中也没有坐“飞机”、罚站之类），不允许见报，当然更不给处分。正是在处置像批判梁漱溟这样的十分棘手的问题上，秉性正直、待人忠厚、大事不糊涂的于树德，常有惊人之举，言别人所不能言，行别人所不敢为，这是他深受全组成员暗暗敬佩的原因所在。
自1962年至1978年底（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集中批判梁漱溟的会议一共有四次，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久的有三次。按时间的顺序为：第一次是1965年，梁漱溟提出“科学”、“道德”是新中国15年来取得成就之源、之本，而非通常说的阶级斗争这根“红线”贯彻始终。这次批判梁漱溟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达四个月之久。第二次是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梁漱溟提出宪法从产生之日开始就是为了限制王权，因此“宪草”序言中不宜写上个人的名字（指毛泽东），更不宜写上什么接班人（指林彪）。同时提出，“宪草”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不妥，国家主席是一国元首，名不正则言不顺，不能没有，至于谁当国家主席，是另一码事。时值“文革”顶峰时期，梁漱溟语惊四座，全组哑然，但这次却因上边有人打招呼，同时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学习尚未正式恢复，除了当场有人批判了梁漱溟一通，却没有进行长时间批判。第三次是1974年江青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梁漱溟忍无可忍，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发表两个半天（八个小时）的长篇讲话，有理有据、言词尖锐地反对时下的“批林批孔”，为孔子（儒学）辩护，指责林彪无路线可言，是鬼不是人，而声辩刘少奇、彭德怀是有“为国家民族的前途设想的公开政治主张”的称得上有政治路线的人。梁漱溟由此遭到长达一年的批判声讨，范围由二十余人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扩大到有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各学习组参加的200余人规模的大批判会。第四次是1978年2月五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召开之后，其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梁漱溟纵论人治与法治，明确提出毛泽东的去世应当成为人治的结束，真正法治的开始，“文革”要彻底否定。为此，梁漱溟又遭到几个月的批判，认定他是一贯反对毛泽东主席，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故伎重演。
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对梁漱溟旷日持久的四次大批判，可以说大部分的批判会（特别是小组批判会）都是于树德主持的。但是，几乎许多人都在联组大批判会上发了言或联名发言，但于树德却一次也没有过。就是在小组批判会上，他也是只管主持，没有作过像样（指有准备的）的发言，常常是三言两语，插别人发言的空隙说上几句。这是为什么呢？有人人前说他“政治上糊涂”，也有人人后说他“难得糊涂”。对此，于树德同我有过若明若暗的可领悟而不可道破的交谈。
于树德的家离会场所在地的全国政协礼堂很近。他多年来配有专车，但开学习会却总是步行来，而且经常是第一个到达会场。我是小组工作人员，来得最早，因此常常有同于老会前私下交谈的机会。那时我才20多岁，正式开会我无发言权，会下也留意不乱说话。在1965年那次批梁开始不久，梁漱溟态度“极坏”，他咬定不能说新中国15年来成就的取得是抓住了阶级斗争这根红线，而主要是因为遵循了科学规律，又提高了道德（指群众觉悟）所致。有一次会前，于老忽然问我：“你上大学时读过梁漱溟从前的书吗？”我答：“没有，但我看过50年代中国科学院批判他的文章，也没有细读。”于说：“梁漱溟这样的人，你们年轻人更理解不了啦。他少年得志，五四运动时就在北京大学教书，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轰动一时，我是50年前就同他相识了。后来他搞乡村建设，自成一套理论，还在农村里实验，在旧中国影响不小，成为社会贤达，而后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多年来，什么事他都有一套自己的主张，从来不轻易随从别人，连毛主席他都敢在大庭广众面前顶撞，不依不饶（指1953年事）。一般人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我算是服了他了！”“那么，我们的小组批判，对他还能起作用吗？”我脱口而出。于老迟疑了一下，说：“我看也就是批判批判，肃清流毒！对他本人能不能认错，我没有信心。”此外，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无论是1965年，1974年，还是1978年，也无论是在小组会召集人会议上，还是在向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文革”时曾改为学习临时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总是于树德第一个提出对梁漱溟批判“打退堂鼓”。他讲的原意是：“梁漱溟朽木不可雕矣！谁都知道，他这个人什么场面没有见过，什么风雨没有经历过，就我们直属组这几个人能有本事说服他认错？我看算了，还不如把他放在一边，我们自己多学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交流交流学习心得更好。再批判下去，对我们不合算，他倒不在乎，反正耳朵不会起茧，闷头听就是了。”于老的话，很快得到王芸生、赵朴初、王克俊的同意（后来还有程思远）。在向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汇报时，尽管有人说于老有“糊涂思想”，甚至有的上纲为“搞阶级调和”，但在事实上，小组几十个人也不能长期围着梁漱溟一个人团团转，因此于老的意见通常也会被主管领导采纳，宣布批判梁漱溟暂告一段落。消息一传到直属组，从来不会有不同意见，不少人私下就说，还是于老“和为贵，有长者之风”。
唯独1970年讨论“宪法草案”时，梁漱溟发表那两条意见是突发性的，而且涉及毛泽东和林彪，还有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在当时极为敏感的问题。梁漱溟话声刚落，那真是语惊四座！全场相对无言，鸦雀无声！短时间寂静之后，便有人提出，这是“恶毒攻击”的言论，不能听之任之，必须进行批判；还有人说，这种“恶攻”言论，如果在外头讲，是必定会当场被革命群众“专政”的，我们岂能等闲视之！小组会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正巧此次会议当时主政的军代表没有派人听会，怎么办？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于树德和其他召集人身上。又是短时间的沉默，于树德才不动声色地缓慢地说：“梁先生的意见，我们负责记录整理好原话向上反映，是不是要在小组开展批判，我们听候上级的处置意见再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梁先生刚才在这里说的话，由他说者自负。大家听了，出了这个门，就烂在肚子里，谁也不可往外传，包括自己的家属。谁扩散责任自负，后果自负。”于树德的两条意见，立刻使会场安静下来。梁漱溟也连声说：“我说的话我负责，我负责！与诸位同仁无关，诸位不承担任何责任。我随时听候上级的处置。”几天后的讨论会上，军代表派人传达：一、上级指示，因为是“宪法草案”为征求意见而开的会，所以提什么意见建议都是可以的；二、个别人因为一贯思想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以免影响大家发表意见。当然，凡属反动的言论，大家都要遵守纪律，不许扩散。这个“上级指示”的“上级”是谁？军代表没有说，大家也不能问。直到“四人帮”粉碎后才知道，这是当时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发给全国政协军代表室的电话指示。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实际上，于树德老人的心情和态度，也代表了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绝大多数成员的心情和态度。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里，这个特殊群体的人们，他们不得不作违心的表态，不得不参与包括批判梁漱溟在内的各种各样大批判的行动。他们的心却是与全国各族各界的亿万人民群众息息相通的！
二、程思远与梁漱溟
程思远与梁漱溟都是广西同乡，论年龄和辈分，梁漱溟与李、白、黄（指桂系代表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同辈，比梁年轻15岁的程思远一直自称晚辈，恭称梁漱溟为“梁老”或直称“老前辈”，而梁则称程思远为“程公”或“程先生”。
程思远1965年随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程在这件当时轰动海内外的大事中有过突出的贡献，但从海外归来的次年即发生史无前例的“文革”，对李宗仁先生和程思远在国内还来不及作政治安排。1969年，李宗仁先生病逝。程思远先生长期居家北京，差不多是与世隔绝。1972年，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全面恢复学习（此前于1970年起即有学习活动，但不定期，人数也较少）。经有关方面同意，程思远参加直属组的学习，每周二至三次会议，次次必到，开始是组员，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增补为直属组召集人。
由于程思远身份特殊，他不像学习组的其他成员，多年来经历过各种政治运动，因此刚开始时他在学习组从来是只听而不发言，后来逐渐习惯，但发言的次数少，而且大都谈国际形势，而避开国内的事情。从1973年底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掀起高潮，整整1974年一年的时间，政协直属学习组都在“批林批孔又批梁”的高潮中度过。程思远在学习组里长期保持沉默，一言不发。无奈这是一场政治运动，凡参加者都必须表态，或长或短，或早或迟，都必须发言。程思远在全组所有人都多次发言之后，批判梁漱溟的会议即将由小组会批判升级为大会（一、二百人参加）批判的时候，程思远才表态说：“我拥护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我学习了许多文件，读了许多文章，倾听了诸位的发言，我深受启发，深受教育。但与各位相比，我还是一名刚刚启蒙的小学生，因此我没有勇气发言，更不可能像有的同仁那样出口成章，洋洋一大篇。对于梁漱溟先生，我一来这个小组就说过，他是我的乡长，是我们广西老乡中的前辈。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学问家，对孔孟之道深有研究，而不像我这样的知识浅薄，只知皮毛。但我以为，梁老的错误恰恰在于他太懂得孔孟之道了，反而被学问所误，而脱离了现时的政治运动，发展到成为政治运动的障碍。要批判梁老的学问，我才疏学浅，没有资格。要劝阻梁先生不要执迷不悟，而继续阻碍当前的政治运动，那倒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这也是我的态度。”相比之下，程思远的这番话在当时是属于最温和、最不够“火力”的。因此梁漱溟也表现出少有的认真，听后居然点头示意。
三、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重要 正如梁漱溟在《问答录》中所说，1953年9月17日第一个对梁作长篇批判发言的是周恩来总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撰写时，经笔者与梁商定，根据当时的情况，不点周恩来总理的名字，而用“中共方面有位领导人”代替。周总理对梁漱溟的老账新账一起算的长篇发言有若干地方不符合历史事实，在《问答录》中只以梁的口气浓缩为300多字表述之。当时主要考虑两点：第一，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的发生，就中共方面而言，最主要的责任人是毛泽东本人，周恩来是次要的。第二，80年代那时对毛泽东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中共中央已经有过较明确的评价，而对周恩来则没有，特别是广大读者更多的只了解周的丰功伟绩方面，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周身上存在的缺点、错误的史实。时至今日，20多年光阴过去了。为了尊重历史事实，不妨公布真相。今天的读者一定会像理解十年“文革”中，周恩来总理呕心沥血、十分艰难地一方面“紧跟”毛主席，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一方面又极力挽回、减轻各种损失一样，理解周恩来总理1953年第一个站出来批判梁漱溟的行动。
梁漱溟在《问答录》中还说，在1953年那场急风暴雨中，除了何香凝、陈铭枢这两位老人说了几句公道话或提出几个问题外，所有发言人都是一面倒，把梁漱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言词难以入耳。应当指出的是，开了若干天的批判会，除了梁漱溟本人奋起抗争，中共方面只有毛泽东、周恩来不断插话或长篇发言以及李维汉等少数人发过言外，其他发言人几乎都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头面人物。鉴于同样的原因，在《问答录》中没有对这些发言者指名道姓，甚至没有引用一句具体的言词。为了让今天的读者了解更多的事实，请允许笔者仍然隐去发言人的名字，但摘录一部分发言中的激烈的言词：
×××：根据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言论自由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昨天毛主席、周总理都讲了，梁漱溟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只有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今天，梁漱溟在这里不是作检讨，不是交代问题，竟敢胡说八道，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表现出如此不恭敬的态度。我们不能允许他再讲下去！
×××：梁漱溟不断要求毛主席是否准许不同意见的人发言，以此来考验共产党，考验毛主席，这种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行为，使我十分愤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不只是经过中国人民30多年的考验，而且经过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考验，无须你这个用笔杆子杀人的伪君子来考验。我坚决请求主席不许他再讲话。×××：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周总理在这里是我们政府的总理，你（指梁漱溟）口口声声“恩来先生”、“恩来先生”，在这里只有总理，没有“恩来先生”。不能允许他再讲下去！让他赶快滚下来！
×××：梁漱溟张口问毛主席有没有让他讲话的“雅量”，闭口说我们的总理是“恩来先生”。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讲这种话，就是侮辱我们的主席，侮辱我们的总理，也就是侮辱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人民。这样的人，怎能允许他再讲话，赶快让他滚下来！
×××：梁漱溟硬要毛主席点头准许他长篇大论说胡话，表示他很有“骨气”。美帝国主义、蒋匪帮的报纸经常称赞他是中国大陆惟一有“骨气”的。现在虽说没有证据证明他与美蒋有联系，但最低限度他在思想上是敌我不分，站在敌人的立场上说话的。对这样的人，我再次请求主席接受与会群众的要求，立即禁止他继续占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这个庄严的讲坛，来散布他的有利于美蒋而有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谬论。
×××：民主的权利决不能给反动分子！（起立，挥动手臂）同志们，还让不让梁漱溟再讲下去？（会议列席座上有许多人呼喊：不让！叫他滚下去！）
×××：梁漱溟敢赖在讲台上不下来，我建议大会主席付诸表决，看让他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于是，大会执行主席高岗付诸表决，结果是不让梁漱溟讲下去的人多。高岗对梁漱溟说：“你把要讲的话组织好，可以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地讲。”梁漱溟还不下来，想再解释几句。然而在一片“滚下来”的责叱声中，梁说不成话，只得从讲台上走下来。）
在当时的情况下，鉴于毛泽东的威望和权位，不少人作如此一面倒的表态性的批判发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即使在这场历史公案的进程中火药味极浓，一直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却仍有不少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的情况大致上分三种：一种是从头至尾沉默，一言不发，这类人数目最多；一种是站出来说话，以批判的形式给梁漱溟指“出路”或以提问题的形式为梁同时也为毛摆脱僵局和困境；还有一种是在会上不便说话，保持沉默，而在会后找毛泽东，为梁漱溟的行为作解释，以求得毛泽东对梁漱溟的谅解。这第二种人就是在会上发言的何香凝和陈铭枢，内容如《问答录》中所记述。这第三种人是李济深和张澜，他们一个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个是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又同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地位都很高。他们又都是与梁漱溟交往多年的老朋友。对此，《问答录》中有遗漏，特此作重要补述。
李济深与梁漱溟相识相交于青年时代。1922年梁漱溟29岁时，才抛弃出家思想，决定成家，遂由挚友伍庸伯（观淇）介绍其妻妹与梁漱溟成婚。此前三四年，伍庸伯先生常在北京西什库冯竹贤家讲授《大学》，梁是经常听讲者之一，并由伍先生引见同另一位听讲者李济深（任潮）相识，自此后李、梁交往甚密。1920年底，经伍伯庸推荐，李任潮离开任职的北洋政府陆军部，到广州任粤军第一师副师长，后追随孙中山先生，逐渐在广东发迹。1927年李济深成为广东省的铁腕人物后，把梁漱溟请到广东省试为“乡治”讲习所，这是梁漱溟后来在河南、山东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端。李、梁之间的交往和友情又进了一步。20余年后，他们又各自走过曲折道路，相聚于北京。
张澜和梁漱溟都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的创始人之一。张澜一直是民盟中央主席，梁漱溟新中国成立前曾长期担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并在1946年兼任民盟中央秘书长。张澜对梁漱溟的思想和为人，深有了解。
1953年9月下旬，毛泽东严厉批判梁之后的不几天，李任潮为老友的困境和前途忧心忡忡。他不能在那种气氛白热化的场合说话，也不能事后去劝说梁漱溟几句而解决这个难题。他深知张澜先生与梁漱溟的关系，又见张也同他一样始终在会上一言不发。他决意登门找张表老（张澜字表方）面商，共议良策，帮老友梁漱溟一把。
心有灵犀一点通。李任潮刚刚在张表方的会客厅落座，张表老就捋着美须迎上前笑着说：“任潮兄是为梁先生的事而来的吧。”李赶忙起身握张的手，连声说：“对，对，我们想到一块去了。”
两位老人都认为，梁漱溟个性太硬，顶撞得毛泽东主席下不了台，铸成大错，因而招来了这场灾祸。怎么办？自然要劝说梁漱溟作检讨，但他们又担心梁这个人很难作像样的自我批评，而梁的问题又确实不是一般检讨能奏效的。他们认为里边有误会的成分，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梁漱溟的个性和为人，了解毕竟有限，因而他们商定，联名给毛泽东写信，首先批评梁漱溟的傲慢，然后以老友的身份介绍梁漱溟的性格和为人，希望毛主席能看到梁这个人独特的坦率、耿直的一面，宽容梁漱溟的过错。李、张当场写好这封信，信中并提出如果主席有暇，还可以约他们俩面谈、细说。两位老人办完这桩事，彼此都松了一口气，了却了一件心事。
但李任潮和张表方始终没有接到毛泽东的回音。写信不久他们都曾若干次因别的事见到毛泽东主席，但都没有向他们提及此事。几个月后，二老看见梁漱溟恢复参加各种活动，也没有听说梁漱溟受到什么处分，便逐渐放心，而没有再向毛泽东提这件事。
四、“人无完人”与梁漱溟——记述毛泽东晚年的一段批示
众所周知，梁漱溟与毛泽东相识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新中国成立前梁漱溟曾两次只身赴延安，为国事与毛泽东见面长谈。解放初期，他们又多次单独见面，交流思想，共商国是，一直到1953年9月终止。自我撰写的有关梁漱溟的书、文发表以后，常有一些年轻的读者问我，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的几十年的交情，就因为1953年9月发生的那场风波而从此付之东流了吗？我把这个问题提请梁漱溟先生答复，那自然是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之后（毛泽东病逝于1976年9月，梁漱溟病逝于1988年6月）。梁漱溟听罢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自1953年9月之后，我的确失去了单独与毛泽东主席见面谈话的机会，但我心里领会到，我自1953年9月之后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并未受到任何组织处理，仍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意思。”事实正是这样：梁漱溟自1953年9月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判之后，虽然对所争论的问题遭到如此不公平的对待而心里委屈，但同时也为自己如此目中无人地当众顶撞毛泽东的行为而深感懊悔。事后不久，梁漱溟苦苦思索，想出了八个大字，即：闭门思过，听候处理。他没有直接写信给毛主席，而是给当时的政协全国委员会陈叔通副主席和李维汉秘书长写信，要求请长假，政协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均暂不参加，以求有更多的时间在家读书学习，闭门思过。信发出后，梁漱溟真的不去政协了。但不多久，陈、李即派人告知，说政协该发给他的通知一律照发，能不能出席会议由梁漱溟自己酌定。陈、李的答复，梁漱溟心中明白，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自毛泽东主席逝世，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国内外来访友人，常常带着好奇的心态询问梁漱溟先生，他是怎样评价毛泽东的？笔者曾就此对梁漱溟先生进行采访。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评价，概括起来有两条：第一，无论从一个领袖人物还是从一个老朋友的角度看，毛泽东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说他不仅是本世纪中国的伟人之一，而且也是本世纪世界的伟人之一。第二，毛泽东大半生功绩卓著，到晚年却铸成大错，因此纵观其一生，不止有一个毛泽东，没有同一个不变的毛泽东，而只有变化着的毛泽东，若干个不同的毛泽东，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国内战争时期的毛泽东，解放初期的毛泽东，“文革”时期晚年的毛泽东……梁漱溟常常这样以其独特的思路和语言来表述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但无论对谁的提问，梁漱溟在评价毛泽东时总是在缅怀中深怀敬意，神态是颇为严肃而动情的。
同样的问题是，有不少读者发问，自1953年9月那场风波之后，毛泽东心目中是怎样看待梁漱溟这个与众不同的老朋友的呢？笔者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晚年关于梁漱溟的那段批示。
1974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5周年招待会。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刚刚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与“文革”以来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在“文革”中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了。国庆招待会之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主席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听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名言，却并不知道后边还有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这是因为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能公开全部引用这段批示。周扬是一位在宣传部门和文艺界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中共内的革命家、文艺理论家，在“文革”中受到严重冲击，毛泽东在这里点了他的名对于解放党内的领导干部有重要意义。至于梁漱溟的特殊身份，可不是一般意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是自1953年来实际上被确定的只能起“反面教员”作用的有着“花岗岩脑袋”的“反动分子”。因此毛主席1974年10月的这个批示，其重要性一是点梁漱溟的名有其统一战线政策上的典型意义；二是证实了即便1953年之后毛与梁中断了见面长谈，但毛泽东的记忆库里并没有忘却梁漱溟这位特殊的老朋友。从这两方面看，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既是政治性的，又是充满友情味的。
当笔者得知上述批示的内容时，梁漱溟老先生身体状况已经较差，我在探望时向他作了转述。他听后既严肃又欣慰地对笔者说：“人无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对于凡人或伟人，都同样是适用的。”
五、章乃器的“撤销政协委员资格”与马寅初、梁漱溟“走马换将”
我认识梁漱溟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1962年秋天，我从中国作家协会调到全国政协机关，被分配在工作组（即现在的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半年后我又转到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现在常听到这样的反映：各级人民政协的工作机构，就数学习委员会清闲，办公室无多少事可做，甚至形同虚设。实际情况怎样，为什么会这样，暂且不去评说。我要说的是，在1963年春夏之间我调进学委会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学委会已经开始成为政协最繁忙的机构，一直延续到1966年8月全国政协机关被红卫兵勒令封门；而后在70年代初恢复部分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成员的学习，以至“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文革”后期的政治运动，学习委员会都是全国政协唯一繁忙的工作机构。我作为一名工作秘书，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在这之前，比我老的同事曾向我作过介绍，我本人也翻阅学习过许多文件资料，学习委员会是人民政协历史上最早成立的机构之一，在五十年代三大改造运动中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都是事实。
但是，当我跨进学委会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已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已经吹响，“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指示正在全党全国大张旗鼓地宣传和学习，城市“新三反”和农村“四清”运动已经着手试点发动。因此在我开始工作之前，就有位顶头上司向我介绍，学习改造是政协当前的头等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他说，作为学委会的工作人员，所承担的不过是做纪录、写简报、编纂学习资料一类的具体任务，但作为政协学委会这样的领导工作机构，则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政协委员（主要指非中共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提供进行思想改造的机会和条件的重要部门。他还十分郑重地介绍，在参加政协学习的成员中，大多数人为形势所迫，能够接受学习改造的方针、政策，较为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论述和教导是千真万确的。近几年来，在参加政协学习的成员中，就有一些人对阶级斗争也反映到思想领域的问题不理解、不赞同，极少数人甚至坚持自己一贯的反动观点，公开反对我们，章乃器就是一个。你知道章乃器这个大右派吗？他不亚于章伯钧、罗隆基，尤其是反右派斗争之后，他的态度比章、罗还要恶劣。章乃器利用政协各工作组和学委会这个讲坛，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社会主义猖狂攻击。他在私下写了这样四句诗：“身败名未裂，家破人未亡。钢筋铁骨在，冷眼看豺狼。”这是何等反动，何等刻骨！像这样恶毒阴险而又屡教不改的反动分子，只有同他作最坚决的斗争，彻底揭露他的狰狞面目，除此别无他法，因此最近经过政协常委会讨论通过，撤销章乃器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这样重的处分，新中国成立以来除了对个别跑到海外骂我们而且从此不回来的人，从来没有实行过。章伯钧、罗隆基等人不是还继续安排当政协委员吗？党对这些人是有政策的，只要不继续在思想上、行动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总是念其历史上与中共合作中的某些贡献，对他们宽大为怀，给予革心洗面、重新做人的机会。但章乃器这种人已不属此列……
我的顶头上司对我介绍到这里，心情非常激动。我起身给他冲茶，以缓冲他的情绪。我知道他本人也是非中共人士，但在学委会办公室担任正职，且天天上班，这是因为他多年来真心诚意跟着党走，是民主人士中的左派人物。他的一席话，在当时我也是赞同的。我本人生长在新中国，对党的方针、政策坚信不疑，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完全不可能在1963年夏秋之间就认识到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在理论上、实践上已经开始发生偏差。他提到的章乃器，我作为一名大学文科的毕业生，自然早闻其名，自1957年之后，我也同样确认他是大右派无疑。就在这次谈话之前，我在政协工作组办公室工作半年，已在政协礼堂数次见过章乃器。这位知名人物又黑又胖，烟斗不离嘴，总是绷着脸，没有见他笑过。他听别人发言认真，自己讲话也很认真，仿佛一切胸有成竹，有着颇明显的自负的派头。尽管他头上戴着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也常常有不少人批驳他的观点，看上去他却依然如故，纹丝不动。十分凑巧的是，那次决定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资格的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派了我和另一同志作会议记录。在这次会上，对章乃器政治上反动必须逐出政协的大门并无异议，因此很快一致通过了。问题发生在撤销政协委员资格后章乃器怎么办？应该给章乃器什么样的生活出路？意见很不一致。出席会议的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徐冰、张执一（也分别是全国政协的秘书长、副秘书长）首先在会上讲，考虑到章乃器的历史和现状，根据政治上从严、生活上仍给予适当照顾的原则，建议章乃器离开政协后，生活上交由国务院机关事务局代管，每月发给150元生活费。徐、张话音刚落，便有若干位女常委举手要求发言，她们颇为激愤地说，章乃器政治上反动，撤销政协委员资格是罪有应得；应该指出的是，章某人不仅政治上反动，而且生活上也是腐化的，包括男女关系，其丑事很多人知道，因此不能给他每月150元生活费，这太高了！她们还质问，许多国家干部，工作十分辛苦，每月不过五六十元，大部分超不过一百元，章乃器这样的人凭什么给予相当于行政13级高级干部的工资数额？然而女常委的愤怒，并未得到太热烈的响应，多数人只是不吭声，没有与她们展开争论——尽管章乃器本人并不在场。后来经过徐冰、张执一的再一次解释和劝说，章乃器这每月150元生活费的建议终于以多数票通过。当然，自这次会议之后，章乃器失去了他发表政见的讲坛。直到“文革”后的1977年，根据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指示的精神，由中央统战部和政协机关负责人出面，找章乃器正式谈话，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但由于当时政协大会还未召开，仍不能恢复他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资格。这时，章乃器已重病在身，但他对自己能熬过“史无前例”的“文革”十年，并亲自听到中共中央为他摘帽的决定，仍感到十分欣喜。1978年3月，“文革”后首次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名单中，并无章乃器的名字，这是因为他在这之前的几个月，已经悄然病逝。这些都是后话。
现在再回述那位顶头上司找我谈话的情况。在他呷了几口茶水后，他专题给我介绍学习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工作情况。他说，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政协秘书长兼任，实际工作亦由秘书长主管领导。副主任委员则由政协中共副秘书长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有关领导人组成。除在政协机关设学委会办公室外，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也设有学委会分会，每个民主党派都设有若干个学习小组，每组成员20人左右，均配备专职学习秘书。政协学委会办公室除分别联系各民主党派的学委会分会的工作，每周一定召开情况汇报会外，重点兼管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的每周二次或三次的学习讨论，由专职学习秘书负责会议安排、记录、简报工作。学委会办公室主任即我的顶头上司也是这个组的正式成员，每次学习会都无例外地出席。这位顶头上司派给我的工作，便是充任这个学习组的专职学习秘书。我从1963年走上这个岗位，一直到1983年《人民政协报》创刊止，除了“文革”中断了五年，始终没有离开。
接着，我的顶头上司向我详细介绍政协直属小组成员的情况。可以这么说，除了他本人之外，全组二十多名经常到会的成员几乎每个人的简史、思想、表现都作了介绍。这二十多人在60年代至80年代的20年间，先后有所增减，但大多数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老成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一、知名度高；二、大多数是无党派民主人士；三、年岁高，阅历丰富，在我60年代初认识他们时，多数人已逾花甲之年。关于他们的名字和情况，我将在以后的篇章中将他们陆续“曝光”。
下边，让我较为准确地记下我的顶头上司这篇长达4小时的谈话的结束语。他颇为认真而有力地对我说：
“你刚走出校门，还很年轻，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有关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教导，而且要联系实际学，最现实是结合政协学习工作中的实际学。你的岗位在政协学委会，在政协直属学习小组。你要学会用阶级斗争的眼光来观察人和事，来分析一篇发言，一场争论，我绝不是危言耸听，我可以先给你透一点信息。就在政协直属学习小组，发生在一年多之前的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因为进行调整，政策放宽，有位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成员，即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他是全国政协常委，也借用政协学习组这个讲坛，把他在五十年代后期受到严厉批判的种种极为错误的观点，重新抛出来，长篇累牍地放毒，反对党的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还自命不凡地写出‘万言书’递送中共中央。我们正准备在学习组的范围内批判他的错误观点，进行消毒，他却宣布‘工作太忙请长假’，拂袖而去，不来政协参加学习了。难道这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吗？当然，对马寅初这号知名人士，我们党是有政策的，不来就不来，但对他的错误观点必须消除其影响，因此决定‘背靠背’也得安排一段时间进行批判。无独有偶，真像商量好似的，马寅初拂袖而去才几个月，又迎来了一个比马寅初还要刁滑、顽固的梁漱溟。你知道梁漱溟这个人吗？他的历史可比马寅初还要臭名昭著。新中国成立前，他就反对阶级斗争，对共产党心怀恶意；1953年他不识抬举，又公开地猖狂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他作为无党无派的政协委员，数年前就报名参加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但一直没有到会，为什么最近突然声明要来政协直属组参加学习会了呢？这里边肯定有名堂，正应了‘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那句老话。但我以为不必紧张，他一个梁漱溟算什么？有个把反面教员，对开展学习讨论，说不定坏事能变好事呢！我同你透露这些，不为别的，是希望你提高警觉，不要把这里的工作视为一般的学习。你新来乍到，又是青年人，做领导的有责任讲清楚这些。不过你的工作并不复杂，就是做好每次学习记录、简报工作，要准确、及时、迅速，发生任何情况和问题，你的责任是向上反映，不用你出面处理。在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你只有记录权，没有发言权。学习组成员询问到你，只答复学习工作的具体事，任何政治性的问题你都一概回答向上级请示、反映……”
顶头上司的这一席话，使我茅塞顿开，在思想上进一步明确了自己从事的这项平凡工作的“政治意义”，这并非是事后的夸张，而是当时真心实意的想法。无奈自己那时初出茅庐，涉世太浅，许多政治生活的真谛，还不能深解，感兴趣的倒是马寅初和梁漱溟这两位大名人，很想尽早一见。年轻人的心理，只要是名人，你再反动，哪怕是蒋介石，如能有看上一眼的“机遇”，也不会放过的。况且，梁、马二位，毕竟不同于蒋介石呢！就在这次谈话后的不几天，我首次参加政协直属组学习会的秘书工作。会议的时间是上午9时，但8时20分我就站在政协礼堂的大门口等候学习组成员们的到来。最先到达的是于树德和王芸生，他们是老资格的全国政协常委，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他们相继病故，一直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组长）。8时40分以后，学习组的组员们陆续而来，就是不见梁漱溟的影子，而事先得知梁是要出席这次学习会的。大概离9时还差5分钟，见一辆小卧车由北向西拐弯，老学习秘书立即轻声说：“梁漱溟来了！”我睁大眼睛看，见车子已停在大门的台阶前，车门一开，从后座轻快地跳出一个身着藏青色毛毕叽中山服，脚穿布鞋，头戴呢制瓜皮帽的小个子瘦老头，这自然就是梁漱溟了。如果同我后来在政协大会上见到的身材肥硕、满面红光的马寅初相比，在外形上堪称极大的反差。这时老同志咬着耳根对我说：“不要同他握手，他要望我们，点点头就行了。”只见梁漱溟夹着一个小布包三步两步就上了十多级高的台阶，从我们面前匆匆而过，居然连望也没有望我们一眼，便走进了政协礼堂的大门。老同志又对我说：“这老头从来就是对人这样爱理不理的，可身体简直棒极了！”
在这次学习会开始前，没想到于树德组长正式向二十来位组员们介绍我这位新到的工作人员，他风趣地说：“汪东林同志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刚调到政协工作。他的名字好记，汪精卫的汪，明朝东林党的东林，各位有要办的事可以找他，年轻人腿快。”这时我才注意到梁漱溟也抬头望了我一眼，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在学习会中间休息时，委员们都在一楼大厅散步、交谈，独有梁漱溟一人上了二楼，而且登楼梯时依然一步跨两个台阶。我好奇地尾随而上，还未登上二楼，就听见上边劈里啪啦直响。我登楼后一望，可傻眼了：在空荡荡的二楼大厅里，只见有一个人在舞拳，又跳又蹦，不断地击掌与拍腿，健步如飞，从这头直往那边打。难道这是梁漱溟？我定睛一看，发现不对了，那是另一个人。原来梁漱溟正在一个光线较暗的角落里做气功，然后是缓缓地打太极拳。整个大厅，只有我们三个人。十分钟后，那位舞拳者又从那边打到这边，在我的面前停下，主动同我握手，自我介绍说：“我叫赵君迈，请问年轻人都喜欢些什么体育项目？”我还没有回答，梁漱溟也走过来了，他操着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对我说：“赵君迈是有名的业余体育家，你要学打拳可拜他为师。”“哪里哪里，梁老是老前辈，功底比我强，身体也比我棒……”赵君迈连连解释。这第一次随便交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梁漱溟自参加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会之后，虽然每周两个半天的学习坚持必到，却在很长时间内，只是洗耳恭听，研读文件，从没有作过像样的发言，最多提几个问题，声称向旁人求教。小组长多次请他准备发言，他总是推辞说：“我是新进学的学生，请容我多听多学。”久而久之，大家也渐渐习惯。只是一开始就对梁漱溟与马寅初“走马换将”到政协参加学习持怀疑态度的人，心里一直纳闷，这老头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个谜底，终于在一年之后由梁漱溟自己揭开了。梁漱溟后来终于放声高论，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六、梁漱溟向党“交心”材料摘录
梁漱溟在1958年的一次政协的整风小组会上曾出自内心地向党“交心”，该内容本书正文未提及，在此作一补充。
将这些材料中的重要内容披露于众，既可以再一次表明梁漱溟先生耿直坦言的品行，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在“大跃进”时代的心态。
1958年4月17日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第一次向党交心材料原话摘录一——
我的体会交心要说心里话。如果允许我说心里话，像我们现在这样谈心，我觉得不满足。我认为应该深切细致地谈，才能有助于我的思想改造。说到向党交心，好像大家都提出要交黑心。我倒不觉得我的心有多少黑的或白的。我只能说出自己心里的思想情况——思想的真实情况。这情况就是一肚子疑问——疑问多。因为我从来爱有自己的意见要求、主张、看法，似乎成了一个体系。自信心很强，非常自以为是。只是到了解放以后，受到事实的教训，才知道自己一直没有对。
解放前夕，我在重庆实业大厦讲，我要修改共产党；1938年，我在延安同毛主席辩论了两个通宵。我是如此的自信。但解放后我被事实教训得不能不佩服共产党，失去了过去的那种自信，于是乎一个平素意见多的人变成了疑问多。但至今我仍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没有新的认识和见解代替时，这看法和意见总是存在的，只不过不那么自信了，意见常常变成了疑问，容易有意见也就变成了容易有疑问。不过在解放之初，我受的事实教训不够，仍然常常固执己见。举例说抗美援朝，那是1950年的事。这一年的10月24日，领导上派人到颐和园征求我的意见，还要我参加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工作，但我谢绝了。因为9月23日，毛主席约我谈话时，还对我分析中国不会参与打仗，而派来的人却说要出兵，我认为不妥，出兵对我们不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抗美援朝是对的，我们的国家经过这一锻炼好处很多。其他事实也一件件教训我不能太自信。但是，自信是不太自信了，却并不轻易接受自己还搞不通的事，因此许多半信半疑的看法和意见，仍然存留在脑中。
1958年4月17日梁漱溟在政协整风小组会上第一次向党“交心”材料摘录二——
1951年我参加土改亦有很好的事实教训。本来我还不相信国家的统一当真稳定下去。但到下面一看，我这才相信了。毛主席的领导真使我五体投地佩服。他确是高明英明，实在了不起，简直无话可形容。反观自己，简直太蠢了。可是意见还是有，有时还要说说。1953年9月在怀仁堂周总理主持的政协扩大会上，我的发言曾引起很大风波。但周总理很谦虚，说我谈出来的好。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我再讲一遍，就引起了大波澜了。当时批判我反对总路线，其实我并没有反对总路线，我反省我错误是严重的，但非错在反对总路线上。我向领导上自承错误，但到今天始终没有承认反对总路线。当然也许我不明白，我曾请求领导上派人帮助我检查思想，亦就是要求和马列主义水平高的人深切细致地交谈，给我指点出错在何处。然而领导上总没派人应我之求。我亦曾请求当众检讨，亦始终没有让我作检讨。
1955年一整年，从1月至12月，转过年来还有，不过主要是1955年，有一个批判我的思想的运动，京内外报纸期刊批判我的思想的文章真不计其数，此外，还有科学院由郭沫若、潘梓年两位主持开会批判，学术界到会者有80人左右。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但领导上发动这一批判运动我是拥护的。拥护是从政治立场上拥护，而思想转变则不那么容易。比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做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
如果要我交心，我感到只是有许多疑问而已。其中亦有抵触情绪，但并无不敢吐露之言。像对柏格森加一些反动等丑恶帽子尚不明其所以然，我是不服气的。不过这些哲学思想上的问题，现在可不谈。现在要紧的是自问政治上的措施我有无抱反感。且举最近的反右运动为例。我没有写一篇文章表示反右，说完全没有却亦不是，我很觉得右派言行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当去年人大开会时，7月4日我和我内人曾以选民资格写信给大会主席团，请求撤销六个右派分子的人民代表资格。可是文章写不出写不好——自己思想不够明晰。相反地，对某某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倒为之不平，心中替他呼冤不迭。特别是我所了解的人，我相信他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当然我是指少数几个人，不是指所有右派，许多右派我并不了解。我可举我有了解的一人为例，那就是医药界的金宝善先生。土改时我和他一起工作过，深知其心拥护党，丝毫无问题。将近一年没有见面，亦不甚知其事实究竟。从报纸上看金先生所犯错误，一点是他说中医尽管有疗效明验仍不好算是科学，一点是他说预防为主的方针政策没有得到贯彻。我就同意这话，我不认为是错，似不应把他归入右派。如此之类，尚不止金先生一个人。领导上把他判归为右派亦许有理由吧，但我不明白，只有存疑了。
七、接班人名字不应写进宪法——记林彪肆虐时梁漱溟一次震惊四座的发言
政协军代表把“宪法草案”交给政协直属组学习、讨论，还特别指出，这份“宪法草案”同时是征求意见的，政协委员们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修改意见。然而那是在1970年，林彪、江青施虐正盛，所谓征求意见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主持会议的军代表没有当回事，出席学习会的政协委员一个个本是惊弓之鸟，能参加政协的学习就已经是够高的“政治待遇”了，谁还敢不自量，去提什么意见，惹出新的麻烦？因此在学习发言时，人人都说“宪草”好，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武装头脑，改造自己。几天之内，除梁漱溟先生外，全组成员都表了态，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是提出个别文字的修改意见。
梁漱溟的发言慢条斯理却颇为有力：
“诸位，我是本组最后一个发言了。当局发下来的‘宪草’，我认真看了几遍，还与1954年通过的老宪法作了点比较。既然主持者明言征求意见，我想以自己的浅陋，谈两点看法，供当局修改时参考。”
“第一点，据我所知，现代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就是为了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凡我看过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宪法，很少有写上个人的名字的，更没有写上接班人名字的。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并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别人没有，我们也可以有。”
“第二点，我看新宪法的条文比老宪法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当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国家主席不可不设，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可以经过法定手续来选。现在的‘宪草’偏偏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的一席话，震惊四座。短时间的沉默后，便有人提出，在小组学习中出现这种“恶毒攻击”的言论，绝对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批判！也有人说，这种反动言论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革命群众批倒斗臭，砸个稀巴烂的！
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但这次小组会政协军代表不在场。主持小组会的召集人之一于树德立刻宣布：一、情况向上反映，听候处理；二、谁都不许向外扩散，谁扩散责任自负。
不料几天后小组召集人在会上宣布，上级的指示，因为是征求意见，则提什么意见建议都是可以的；个别人因为思想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就这样，梁漱溟这次逃脱了批判。那么这个发“指示”的上级又是谁呢？当时谁也不能深问。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大家才知道当时是周总理办公室发来的电话指示。
次年九月，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四届全国人大没有开成，“宪草”自然也流产了。直至1975年初，才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这已经是五年以后的事情了。
八、冯友兰与梁漱溟
冯友兰先生比梁漱溟先生小两岁，在“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他是梁漱溟的学生，因而早年有师生之谊。多年来，他们之间一直有交往。新中国成立后同在北京，直至“文革”中的1972年，梁漱溟还去北大冯友兰家中畅快聚谈。众所周知，自1973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之后，冯友兰署名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批孔”文章，影响很大。梁漱溟对此十分不满，从此中断同冯友兰的联系，并在日记和致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指责此事。直至1986年6月间，梁漱溟先生还在致河北保定友人袁鸿寿先生的信中责叱冯友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作为。信的全文如下：
虹叟（即袁鸿寿）足下：
来函附件并收到。冯芝生（即冯友兰）原为我在北大任讲席时的学生，年纪与我相若。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他后由其幼女扶持来见我解释之。至于许宝骙（生前任民革《团结报》社社长）常就我访问清末民初政局，被录音后又写成文章，以备择要刊出。
似闻台端有出京远游闽粤之意，幸所行前过我一谈。专布敬叩台安！
漱溟再拜
一九八六年六月廿三日
在此之前的1985年12月初，冯友兰为其九十寿辰致信邀梁漱溟赴宴，梁拒绝，并在复信中首次直接表示了对他十余年前在“批林批孔”中的行为之不满。在冯友兰生日过后的1985年底，冯由其幼女陪同到梁家中拜访，当面叙谈并解释“批孔”之事。其间，冯又赠其新作《三松堂自序》，梁看到冯在自述中对“批孔”之事有“哗众取宠”等自省之词。由此，梁漱溟在晚年的最后岁月（梁于1988年病逝），对冯在“文革”中的“批孔”之错，心气才逐渐平和了一些。
回顾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于1974年进行“批林批孔又批梁”运动的一年时间内，特别在运动开始之初，有不少人在批判发言中举出冯友兰先生公开写文章“批孔”的行动为例，或对比，或责问，何以梁漱溟不向冯友兰学习？何以不及冯友兰，不能痛下决心“立新功”？梁漱溟对此在会上不作公开答复，通常情况下是摇摇头，甚至一笑置之。实在追得太紧，他也是一两句话顾此而言他，从不作正面回答。人各有志，或各有所难，或各有所图，律己可以严而又严，要求别人则不可强求。梁漱溟先生不在批判会直接谈冯友兰的是非，这正是梁历来做人准则的一种表现。可以苛求自己，却不能苛求别人。在笔者与梁漱溟先生的长时期接触和交往中，这样的事例可以举出许多。
还应该补充的是，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从1973年底开始，除了在会上传达中央文件、首长讲话，还宣读过许多“两报一刊”的关于“批林批孔”的大文章，其中还特别宣读了冯友兰先生在报刊上发表的“批孔”文章，甚至还直接参加过若干多方联合组织的报告会、座谈会，听一些“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讲话、发言。对此，梁漱溟先生在会上一言不发，有些追问他也不作答复。但他在日记里，在致友人的书信中，不光是如前所述，至1986年6月（即梁漱溟先生病逝前两年）还如是说，而且在当时就有许多文字记载可查。政协学习会宣读冯友兰的文章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宣读冯芝生（即冯友兰——引者按）论文两篇，可叹！”被指令（名为邀请）参加了座谈会，他更是不说话，而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冯友兰、×××及一北大女生发言，一塌糊涂！”1974年初，上海友人田君来信问：“芝老（即冯友兰）有批孔文章……可曾寓目？”梁回信答复说：“他的批孔文章根本要不得，不值一看！”梁漱溟先生的态度是何等严峻，但在公开场合，却始终给冯友兰先生留足了“面子”。
梁漱溟先生的长子梁培宽先生在提供我参看的材料中还讲到过更生动的例子。1917年12月，梁漱溟先生首次在北京大学登台讲授《印度哲学》，才24岁。其时，听课的学生中有许多人与梁年岁相若如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等人，冯友兰（芝生）也是其中之一。1919年底，冯友兰赴美游学。1922年梁漱溟先生轰动学界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1922年冯读完梁的这本著作后，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给梁，等于是一篇书评。梁漱溟将此信保存了六十余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结束约两年之后，梁漱溟先生翻阅旧札，又检出冯友兰先生这封长信重读了一遍，看后不胜感慨，在信末空白处，写下这样一段话：“此芝生往昔从美国寄我的一信。芝生年岁略少于我，今亦超过八十。1973年春（系1972年之误，其时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久，梁、冯二老兴奋相聚畅谈，1972年1月9日梁的日记中有记载——引者按），我在他家午饭，谈甚久，临别时他诵《论语》‘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句，乃分手。不意秋后（梁记忆有误，应为隔年秋后——引者按）他竟以批孔鸣于时。1976年9月9日（印）。”
九、赵朴初与梁漱溟
从1963年起，梁漱溟先生坚持出席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每周二次或三次的学习，但赵朴初先生则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请假，大体上每周能出席一次，平常的学习会前期主要由于树德、王芸生主持，后期则由程思远主持。梁这个人自称“面冷”，实际是很少与人交往，当然也不排除别人远离这个挂牌的“反面教员”的因素，在这个组经常到会的20左右的成员中，真正能称得上与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两人：一个是于树德，他与梁是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虽然时断时续，但从年轻时代就相知相识了，加之同在政协这个组，于老与梁老同庚，是该组最年长者，而于老是全组公认的谦谦者，“大事不糊涂”，对当时那一套“左”的东西，他是奉命维持，刚接火就朝天放枪，打了几枪就主张尽快熄火。梁和于心肚明白，自然说话、交往多一些。另一个就是赵朴初，他与梁的交往，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情结。我到这个组担任小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会后即走过来对我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也可以下次开会他来时再给他，免得我带来又带回。”我一看是每本两册的线装的木刻本，立即接过来，说：“您放心，我负责转交，负责保管。”“你对佛经有兴趣吗？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好。”梁先生笑着说。我点头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回办公室后，给赵朴老打电话，他立即答复，不急，先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有便再转交。自此，前后二十年时间，除去“文革”停止学习五年，我做这件梁与赵之间借还书籍（多是佛经）的事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往实里说，每月总有一次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互借互还书籍的事，有时甚至在批梁会议的期间，也没有停止。1974年三四月间，“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始了一段时间，全组成员差不多都发言表态，“拥护”这场运动的开始，惟梁漱溟迟迟不说话，实际上他一直在家中准备着长篇发言，先是内容与时下的运动顶牛，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全盘推出。当然，他最后终于和盘托出，讲了两天，八个小时，引经据典，其中唯独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话，他只是说我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有查着，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但记忆中肯定是有的。这话一般人听了就过去了，因为他讲了两个半天，都在上午，这话是第一个半天讲的，没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个半天讲话之前，赵朴老召我过去，交给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内容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梁漱溟接此条后深表谢意，但他在接着第二个半天讲话时并未再次选读这条语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事不可明言，只可意会，这件事就是一桩例证。
在粉碎“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自然增多，但由于年高，更多仍在思想文化的深交上。1985年，我写的《梁漱溟问答录》开始在北京《人物》杂志连载。第一章刊出，梁老就告知我，如刊物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给赵朴老阅看，我照办了。1986年全书15万字结集准备出版，我请赵朴老题写书名，写了信并同时寄去刚出版的拙作《宋希濂今昔录》（此书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请他审看。1987年1月5日，他给我复信，说：“大著《宋希濂今昔录》，已读了一遍。首先应向你祝贺，写得十分生动而又令人感到真实，确是一部成功之作。过去在会上听到他（指宋）说话，觉得很豪爽，不过是泛泛的印象，读了传记后，对宋希濂其人，加深了认识。”并说：“你托我题写《梁漱溟问答录》书签之事，我立即照办了，早已寄去，不知收到没有？如没有，我还可以重写。”《梁漱溟问答录》因故拖后出版，其时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已重病住入协和医院。我手捧新书登门见赵朴老，他欣然与我长谈。他拿着《梁漱溟问答录》边翻边对我说：“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不简单呵。你的书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许多珍贵资料，有意义呵。你是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我这人做了什么事，做过去就放在一边，时间一久就忘了，梁老和我是一代人，与你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忘年之交了。此话自古有之，可见交朋友是不分年龄的。”他的一席话说得我脸红，我就有意把话岔开，对他说我正运用《梁漱溟问答录》里的部分材料，并补充有关资料，以第三人称撰写《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长文，以此文为书名并牵头，结集出版我近十年写的中短篇人物传记集，已与吉林出版社签约，计划明年出版，希望你再给题写个书名。赵朴老当场击掌说：“好，好，我马上就写。”他立即伏案铺纸，我事出意外，也起身过去，见信笔写下：“梁漱溟与毛泽东”，一连写了两张，然后说：“好，又是一件好事。”这一天赵朴老特别高兴，写完又同我谈起梁的为人。他举着毛笔，叫我：“你过来，我给你写几个字，再给你解释。”我又走过去，见他写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他解释说，梁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总是很严肃，少见笑容，但一同他接触，就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温暖的，有一团火。梁老的人格力量，除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还有佛家的影响，这一点你有没有想到过？我连连称是，并说他茹素70多年，青年时曾潜研佛学，几度要想出家未成。赵朴老听到此即打断我的话头，说：“你说的是他早年，那么晚年呢？你问过他老人家了吗？我再给你讲一段先生在几年前的事。80年代中期，中国佛教会准备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在广济寺素宴若干位佛学专家，由我出面。与会者数梁老年龄最高，治佛学历史最早，大家都恳请他指点，他一开头就说，许多人知道我治儒学，曾为儒学的复兴鼓与呼，但他们不知道，在我本身自度，我实际上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研读佛学远在研读儒学之前，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一名佛教徒，直至年过九旬的今天。因此对于研究佛教文化，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他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欢迎。”1989年我的第四本书《梁漱溟与毛泽东》出版，梁老已逝一年，当我登门拜访时，赵朴初又抚看着书，颇为动情地说：“梁老没有能看到这本书，遗憾，可惜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虽有争执，但他们是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这已载上历史，你的书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话声刚落，我又提出新的要求。我说：“梁老1988年6月病逝前，对他的后事没有任何遗言。山东邹平县是梁先生30年代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前后七八年时间，在梁先生的一生中是件大事，现在邹平县政府通过县政协提出，要在当地的名胜黄山上找块地方作墓地，埋葬梁老骨灰，立一墓碑，逐步建成一个墓地碑林，此事已得到梁先生家属即儿孙的同意，都认为这是对梁先生的一种纪念方式，给后人留点思念。我受邹平县政协和梁先生家属的委托，请您开个头，为梁老题写墓碑。先立了墓碑，有了墓地，再陆续向梁老的亲朋好友和学生、敬慕者征字，逐步建碑林。不知朴老认为妥当否？”赵朴老听完我的话，几乎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说：“好事，又是一件好事，梁先生是中国文化名人，新华社发表的悼词生平里这样称呼他，当之无愧。梁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有许多地方受到当代人敬仰，也值得后人学习。我现在就写。”当我手捧赵朴初先生写就的“梁漱溟先生之墓”的大字（按：朴老是书法大家，但平时较少写大字）时，我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负责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邹平去。”不久，邹平县立碑后还专门拍了照片寄来，由我转送给赵朴老一张。自此，费孝通、启功、吴祖光等文化名人，都陆续为梁漱溟先生的邹平墓地碑林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