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诗歌的全盛阶段和黄金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诗人努力寻求突破和在不同方向上的发展，形成另一种风貌。唐诗与宋诗，因为高度成熟、形态丰富，是后人学习的主要的榜样。而两者之间又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宗唐还是宗宋，就成为争议的话题。宋以后，不能说诗歌艺术完全没有创造性的发展，但一般是要么以唐人为榜样，要么拜宋人做老师。大要言之，元、明以宗唐为主，清代则喜欢宋诗的人更占上风。完全摆脱两者的情况是很少的，也很难做到。
所以论古诗的艺术风格，“唐音”、“宋调”便成了内涵最大的概念。
唐音宋调之别
唐宋诗的区别，根源在于历史的变化，在于社会制度及思想文化的差异。
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分裂、动荡和民族冲突之后重建大一统局面的唐王朝，版图辽阔，国势强盛，对周边国家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在内部，它是以多民族融合为基础的，包容了多种文化元素；对外部，它又是高度开放的，对一切新奇事物充满热情。多元、开放、活跃，是唐文化的基本特点，豪迈、自信是唐代文人常见性格。
宋代的情况很不相同。即使北宋的疆域范围也不足唐的三分之一，在对外关系上，两宋先后受制于契丹、西夏、金、元，经常处于危机状态。但另一方面，宋代开始形成了中央集权体制下成熟的文官制度，内部统治秩序相当稳定，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很高，城市繁荣程度更明显高于唐代。
因此，总体而言，宋代文化相对保守，开放性和活跃程度不如唐代。宋代士大夫几乎完全是从科举考试出身的，他们既是国家的中坚，同时也对国家、皇权有很大的依赖性；他们大多生活优裕，文化修养深厚，行为方式较为谨重；他们比唐人更善于思考，艺术趣味更精细，而在唐人身上常见的与个性张扬相联系的天真直率、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等习性，在宋人眼光里实在是浅薄的表现。
唐宋诗之别，要从大的地方来说，就是唐诗较偏重于感性，更富于激情，语言比较华丽，而宋诗要多一些理性，情绪比较冷静，语言崇尚以平淡见隽永。钱锺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差不多就是这意思。而缪钺《诗词散论》中也对此作过解析，兹引录一节如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
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雋永……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
江山胜迹
自南朝以后，通过描绘自然美景以抒发人生情怀一直是古典诗歌的核心主题，唐诗在这方面的成就尤为特出。按照习惯的说法，唐诗中存在着一个“山水田园诗派”，其代表性诗人有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
王维的山水田园之作富有很大的创造性。他因为在“安史之乱”中接受伪职而受挫蒙耻，后期在政治上采取低调姿态，于长安郊外经营辋川山庄，归心禅宗佛学，过着半仕半隐的生活，自然成为精神的寄托。他的诗有一些常人不能及的优长：一是诗中常蕴含佛理禅趣却又富于感性，在呈现自然景象的幽静与深邃时总不乏清丽丰润的美感；一是语言精心修饰而又十分纯净。清代诗人王士禛论诗推崇“神韵”，以王维为宗，主要就是指其诗中的意境有难以言传之美。譬如《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诗中没有写到什么异常的事物，却又实在不是日常性的景象。一片宁静而清朗的世界，散发着梦幻般的美丽的光华。“王孙自可留”，更可以理解为诗意生活对庸俗人性的劝归。
王维善于凭借着敏锐而细致的感受、使用恰好的语言显示光与色及声音变幻不定的形态。这里面有禅宗的哲理，但读者感受到的却不是枯寂。《山居秋暝》的空山夜景有这样的味道，《鹿柴》更为典型：“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空山中不见人影因而更显得飘忽的声音，暗淡地浮动着并且正在静静地消逝的阳光，演示了“有”和“无”的不确定性。世界似乎是虚幻的，但这虚幻非常迷人。
擅长描绘自然的诗人绝不止被列入“山水田园诗派”的诸人，唐诗名家几乎人人都有这方面的佳作，而大诗人李白更有傲视群雄之气概。他是一个热爱自由、狂放不羁、异想天开的人，在描写自然景物时，会情不自禁地把这种个性融化进去。
他尤其喜爱描写呈现出强烈动态和磅礴气势的高山大川，在壮美的意境中抒发豪情逸兴，譬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梦游天姥吟留别》），都不仅仅是在讴歌自然的力量；又如《望天门山》写出长江的壮阔，同时也写出豪爽的意气：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宋代诗人学唐诗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气质上的差别仍然很明显。一般而言，宋人的山水之作不仅与李白的雄奇相隔膜，和王维的明丽也不相近，而多以平静、细致、新巧见长。写景名句如北宋初王禹偁《村行》中的“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北宋中期梅尧臣《东溪》中的“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都看似平淡却耐人回味。我们再用唐、宋诗的二首名作来比较：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两首诗都是写庐山。李白的诗很漂亮，同时又非常夸张。说庐山瀑布垂挂“三千尺”，犹如从银河流出，真要计较起来近乎荒唐。但人们并不以为怪，因为可以体会到这是从天真而富于童心的眼光看到的自然，它因为充满情感而格外动人。而对于宋人来说，如此“幼稚”在性格上就不容易接受。苏轼的诗从观察庐山时“移步变形”的经验，归纳出更具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写作的情感是冷静的，其显著的优点是一种从智慧中产生的机趣。
边关风尘
唐代疆域扩张，与周边族群常有冲突，因此产生了大量以战争和边塞生活为主题的诗作，习惯上称之为“边塞诗”。最著名的边塞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这类诗的具体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描绘大漠风光与军旅生活，反映将士的怀乡之情，反映军中的不平等，乃至表达厌战与反战情绪等等，都很常见。但唐人边塞诗往往有一种豪迈旷达的情怀，即使面对艰苦的环境甚至死亡的威胁，也不愿显现出畏缩的情态。这种风格特征产生于国力强盛的历史背景，又与崇尚英雄主义的社会氛围相关联。譬如王昌龄非常有名的一首《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诗一开头就把边塞的战争追溯到它的遥远而连绵不绝的历史，提醒人们自古以来沿长城一线血与火的冲突是这一土地上的人们难以摆脱的命运，而后用“但使”、“不教”这样的假设句表达了对良将的期待、对和平的祈愿。这诗写得并不深奥，却在短小的篇幅中包涵了对历史的思考和复杂的感情，它的风格雄健浑厚，令人体会到诗歌语言的力量。再有王翰的《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因为死亡是随时可以来临的，生命的每一个片刻都值得珍爱；而纵情的乃至不无奢侈的享受既是军人嘲弄死亡的方式，又隐隐透出一层悲凉。
边塞诗人不一定有实际的从军经历，有的诗人是依赖间接的资源来写作，而真正有过从军经历的诗人写出的作品，则别有一种特色。如王维描绘大漠风光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非亲历者不能道出。而岑参因为多年在今新疆一带军府中任幕僚，诗中写边地风光、异域情调，格外亲切生动。像“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景象奇异瑰丽，为古诗中所少见。
宋代由于长期受到周边政权的威胁，对外关系上，基本态势是防卫性的。唐人那种对异域风情的兴趣、立功边远的志向和豪迈自信的气概，在宋人诗中已难得一见。不能说宋诗中没有英雄主义的精神，在民族危机当前的关头，许多诗人无论是否参与军事活动，都有过誓愿光复山河、不惜为国捐躯的热烈表述，这类诗作同样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值得珍视。但由于历史格局的限定，诗中又大抵难免呈现出无奈和悲凉的情调。
南宋陆游的诗作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他不仅一生积极主战，以恢复中原为志，一度还曾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请入幕襄理军务，积极“陈进取之策”。但南宋与金相对抗的前线，其实已经是中国的腹地。这种背景下的诗作即便意气慷慨，和唐人以中亚为疆埸写作的边塞诗，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况且连抗金自保也是艰难的任务。所以陆游的诗总是在豪迈中透出深刻的失望，如著名的《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当南宋灭于蒙元之际，文天祥留下了千古传诵的《过伶仃洋》。“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无奈和萧瑟之气更甚于陆游；然而不变的是对民族的忠贞，对历史责任的担当，所以终了仍不失英雄意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声调壮烈，响遏行云。
人生何似
人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生存，难免要做很多斟酌与选择，生命的姿态难免有委曲之相。而诗作为虚构空间，可以展开想象的生存，成为“诗意的栖居”。而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条件下，人们对人生的理解与想象也会各不相同。
魏晋以来崇尚个性自由的文化精神，在唐代不仅得到沿承，而且有进一步的张扬。因而唐诗在抒写人生情怀时，常常把自我尊严放在很高的位置。从初唐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就透露出这种气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诗中以无限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为背景，高耸起一个伟大而孤傲的自我，给人以崇高的美感。
李白更是一个充满梦想的非凡的天才。他好酒，任侠，求仙问道，漫游四海，追求神气飞扬、超凡脱俗、欢畅淋漓的人生境界，追求一切可能的成功和享受。
李白在政治上亦慷慨自负，“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因为这是壮丽人生所需要的舞台。但他却无法忍受俯首在权力的阶梯上费力攀升，他为自己设想的从政道路是由布衣直取卿相，做一番安国济民的大事业，然后是“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旁”（《玉真公主馆苦雨》）。当他被召入长安之后，自然不肯为了遵守等级秩序的固有规则而卑膝向人。“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对皇帝他无妨加以称赞，至于群臣也就是彼此玩笑一番罢了。当发现自己不能为官僚们所容忍时，他诧异且愤怒地指斥这个世界的荒唐，高声呼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他把“开心颜”看得那么重要，因为他不能够压抑自己。
其实，李白是否具有在复杂的权力结构中从事政治活动的能力是可疑的；甚至，他也未必能够完全按照自己所描摹的理想方式去生活。然而作为诗人，他为世人描绘了在当时而言是瑰丽非凡的人生图景。
唐代另一位伟大诗人杜甫，比起李白来，为人似乎要拘谨很多。但即便如此，他的身上也仍然体现着唐代诗人特有的自信、骄傲与豪宕气质。这不仅表现他年轻时亦曾“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表现在他写《饮中八仙歌》，赞扬李白、张旭等人任情纵酒的风姿，就是他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也散发着一种自命不凡的气息。
“安史之乱”中，杜甫携家入蜀，多年漂泊于西南。国家战乱不休，自身寄人篱下，使得他对人生前景越来越感到失望。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作，抒发了他失望与郁悒的心情。但无论如何，杜甫也不喜欢写逼仄幽昧的诗境，因为将自我形象置于这样的诗境中，其生命状态会显得卑屈委琐。他总是要用宏大的空间、壮丽的景色来衬托自己的身影。像《登高》的前四句：
“天高风急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在这样辽阔而动荡的大自然中，诗人的形象出现了：“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尽管结末“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二句多有伤感，但读者不会感觉到他是渺小的。又像《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 ，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 ，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
此诗写在杜甫离开蜀中进入湖北的途中，这已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一切人生怀想都已无从把握，但生命的姿态依然高贵。夜色原本难以描绘，但“星垂”、“月涌”之句，是何等壮丽的景象！而用来作为自我的象征的沙鸥，便飘翔于如此的天地之间。
宋代著名诗人中，最早对杜甫表示格外敬重的是王安石，他的诗作可以看到向杜甫学习的痕迹，如《寄蔡天启》：
杖藜缘堑复穿桥，谁与高秋共寂寥？伫立东岗一搔首，冷云衰草暮迢迢。
这首诗是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罢职闲居时所作。它和前面说到的杜甫的《登高》有些相像，伫立于秋日山冈上孤独的身影，透出作者内心的不平和隐痛，以及他的骄傲。但比起杜甫，王安石作了淡化的处理，诗中自然景象不像杜诗中那么广阔而涌动不息，这就避免了情绪的扩张。若是从实际政治地位来说，王安石作为操持天下权柄的宰相，比起仅仅拥有工部员外郎虚衔的杜甫，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但杜甫的诗是诗人之诗，情感是热烈而张扬的；王安石的诗是学者和政治家的诗，他不愿意表现得过于激动，一种身份意识要求情感保持适当的收敛与平静。
人生何似？苏轼有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也试图对此给出一种解答：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苏轼和弟弟苏辙（字子由）在赴汴京应试时曾寄居于渑池的一座寺庙，并在老僧奉闲的墙壁上题诗。数年后苏轼再经渑池，此时老僧已死，葬骨塔中，旧壁颓败，不见题诗。在这首与弟弟唱和的诗中，苏轼借此两番经历对人生作了一种哲理性的解析：一方面人生无从把握，人没有能力设定他的目标与方向；另一方面是世界不断变化，任何事物都处于成与毁的过程中。无从把握的人生与不断变化的世界相交，就算留下一些痕迹也是转瞬即逝。但即便如此，人还是要作出辛勤的努力，奔波在崎岖长途，这就是生命的根本真实。我们真的很难说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我们知道：这和唐诗中常见的对人生的高自期许和浪漫想象完全不同，它触及了生命中深刻的无奈；倘若说人有可能追寻生命的美好，也只能是在这一背景色调上展开的。
蓬山梦远
许多唐代诗人喜爱描写美丽的女性和神秘的恋情，这种风气到中、晚唐益盛，更强化了唐诗的华丽和唯美倾向。
这自然和唐代文士的生活经验有关：这是一个社会风气开放的时代，文人与歌妓、女道士（她们中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类似妓女）之类人物的交往很自由，而且这种风流行径通常不会受到任何指责。杜牧《遣怀》诗说：“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里有自嘲，也有自赏。
但诗歌的价值并不在于它如何记录了生活真实，而在于它怎样表现了生命的期望。在古代社会条件下，男子可以自由交往、与之发生情感关系的异性，大致仅有歌妓这一类人物。因此，在她们身上，尤其在诗的空间里，会有比生活本身更丰富、更美丽的寄托。
中唐后期的李贺，是一位早夭的天才，他身体虚弱，其貌不扬，却高度敏感而极富于想象力。他特别喜欢写的对象，一是缥缈的仙界，一是美丽的异性，在这里有对美和永恒的向往。
而他诗中的女子，又总是孤独而寂寞，和诗人的内心一样。如《洛姝真珠》：
真珠小娘下青廓，洛苑香风飞绰绰。寒鬓斜钗玉燕光，高楼唱月敲悬珰。兰风桂露洒幽翠，红弦袅云咽深思。花袍白马不归来，浓蛾叠柳香唇醉……诗题表明这是写一位洛阳的歌女，但诗中呈现的，又并非真实的歌女形象。她仿佛从天而降，在京城宫苑的香风里展现柔曼的身姿；她在月光下敲击着玉珰唱歌，她的弦声带着深长的情思飞向云端；而她等待的人始终没有归来，于是她无奈地陷入沉醉……诗中的语言如此华丽，流动着梦幻的光泽。
晚唐的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这一类诗或直接标为“无题”，或以篇首数字为题而实际仍为无题。关于无题诗各篇的主旨向来多有异说，但其中一部分写的是男女恋情应是无疑的。
在李商隐诗中，深厚的恋情常常呈现为刻骨铭心、生死无休的状态，令人感觉到它已经被视为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这在以前的文人诗传统里是很少见的。如下面这首《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是写一对被阻隔的恋人之间的固执而又痛苦的情感。从别离之苦，到恋情的纠缠固结，而后是两地为相思而憔悴的伤感情景，最后又以仙家蓬山譬喻两人虽近在咫尺却又远过万里。全诗始终围绕恋情的无法舍弃又无法满足来写，而“春蚕”、“蜡炬”一联写情几于凄厉，令读者的心灵受到震撼。
李商隐的无题诗大抵写得朦胧闪烁，上面选列的一首已经算是很清晰的了。这未必就是因为故意要隐蔽什么，而是为了追求特殊的艺术效果：似隐似显，却又华丽诱人，充满暗示。它让人感受到爱情是那样神秘，并且正是因为神秘才格外激动人心。
宋人把诗歌视为一种庄肃的文体，他们已经不习惯在诗中表述浪漫的恋情，也不善于用诗来营造唯美的文学氛围。但不是说宋人不喜爱这样的文学情调，他们只是选择了另外一片园地——词。诗成为大雅之堂，而词这种新兴的文体，则犹如后花园，可以呢喃轻语，述说私情。用李清照的话，谓之“诗庄词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