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大学四年中，我始终没有机会和黔俊同在一个小组。而当时，我们的学习、生活、下乡劳动乃至春游颐和园，都是以小组为单位的。不在一个小组，就意味着我们难得交往。
事实也是如此。此刻我冥思苦想，也记不起那四年中我们之间曾有过什么有趣的对话，或者一起做过什么值得回味的事情。我们俩都是篮球班队的首发队员，系里组织班级比赛时，我们奋勇当先，相互配合，比赛结束，各回各的宿舍，仍是没有往来。毕业之后，各奔东西，十多年间不通音讯。掀出“四人帮”后，在一次全班同学的聚会上，我们才见了一面，也只是寒暄几句而已。
相比之下，近十年来，我们见得倒是多了一些。所谓多，也只是一年一两次罢了。那是由包石曾牵头的每次有七八位老同学参加的小聚会，黔俊和我，每次必到。正是在一次喝酒聊天中，我对黔俊才渐渐有所了解。
我敬重黔俊。
他是个常怀黍稷之忧的人。在近些年老同学的聚会中，国事常常是我们关注的话题之一。议论纷纷中，他从不高谈阔论，却也不沉默无言，有时也会说几句。从他简洁的话语中，从他插话的时机上，我清楚地知道，他赞赏什么，蔑视什么，抗议什么，期盼什么。那时他脸上的神情是沉静的，不带一丝火气。那正是饱经沧桑后，性格和学养打造出的一种难得的人生境界。
就在不久前的一次小聚会上，一位老同学告诉我，“文革”中，在红卫兵抄家打人红了眼的那段日子，我们班在延庆任教的尹吉亮，为了躲避学生们的追打，逃到黔俊家中。黔俊毫不犹豫地让尹吉亮住下来，一个星期后，得知延庆那边的红色恐怖已收到有关方面的扼制，他才放尹吉亮回去。
这件40多年前的往事，如今听来，仍令我感动至极，敬佩至极！今天的年轻人，很难体会他的这一行动在当年意味着什么。我知道，但我无法猜测可能出现的后果—在那个疯狂的毫无法制意识的年代里，如果有任何残暴的攻击或荒唐的惩罚降临到他的头上，降临到他的家里，我都不会奇怪。黔俊不知道吗？但在邪恶与正义之间，他勇敢地选择了后者。
作为社会良心代表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还要有不泯的良知，更要有实践良知的无畏品格—黔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黔俊爱酒，我也爱酒。我确信他的在天之灵也能嗅到酒的芬芳—黔俊，敬你一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