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其他特点从发音和听觉方面影响了语言的传递方向，但这些特点可能在其他个体身上重复，只是保留了纯粹的个性化特点。我们考虑到不同的心理和机体的个性化特点，比如，讲话的风格与说话人社会地位、他所处的环境、生活方式、饮食都有关系。（波兰语文本：37）
很难分清个体—集体和纯个体特点之间的界限。可以说，个体特点的重复性在I（只在某一个个体身上出现的特点）和Σ（对该语言集体中所有成员来说是共同的特点）之间徘徊。
就像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一样，我们在语言中，包括在发音和听觉领域，观察到了简单模仿，和作为低级社会因素产生影响的群体意识。
我们在上面（波兰语文本：192—193）强调了语言发音和听觉方面的传递途径。发音和听觉是语言的必要基础，与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没有关系。某种能量类型会转变为其他类型：执行的、中心的心理能量转变为宇宙的物理能量，接着转变为生理的感知能量。而后者最后转变为心理感知能量。在这些不同过渡中，会发生一些不可避免的变化。在意图或者起始动机和执行之间形成了某种不协调。在我们的心理系统，执行领域中，即在社会—语言循环动机起源点上的成分排列，不同于接收领域，即这个循环感知点的成分排列。可以将音位的心理价值与执行、展示的不一致看作是上述提到的力量的结果。（波兰语文本：12—13，38）
除此之外，在语言交际的复杂过程中，一些发音和听觉成分的开发可能非常地脆弱，在某些地方这种开发可能会停止和消除，不留下任何痕迹。在这些情况下，言语器官的运动可能转到物理世界，但这样方式形成的运动没有达到接收器官，也就是耳朵。当然，不同的人，听力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没有听见的东西，另一个人会听见。
我们认为展示和发音成分长度的任选性是非常重要的事实。在个体—心理系统中，该发音成分被开发，出现了相关肌肉的神经分布，但发音行为本身并没有出现。这些方面对社会—民族语言具有很大的价值。（波兰语文本：21—24，39）
开发发音和听觉成分的任选性与形态化和语义化程度是紧密相关的。音位成分形态化和语义化程度不强时，在展示语言表象时表现得也不强，接着在从一个个体向另一个个体转换时完全消失。相反，一些音位看起来是这样，但其中的一些组成成分形态化和语义化程度要强一些，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在很长时间内都会处于稳定的状态。
与形态化和语义化概念有联系的：1）心理重要性概念或者心理重音概念。一般的心理—语音重音是其中的形式之一。2）句段之间的句法结（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йузел）概念（也就是词语和短语之间）及词素之间的形态结（морфологическийузел）概念。很明显，形态指数的单态性加强了心理重音和该词素中语音成分的形态化程度。多态性（大部分印欧语言固有的性质）则削弱了心理重音和形态化的强度。（波兰语文本：16，20—21）
所谓“类推”，也就是形态同化，和“民俗词源”，也就是语义引力（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аттракция）属于这个概念范畴，即表示发音和听觉表象对它们与形态和语义表象联系的稳定依赖性，换言之，表示它们与形态化和语义化程度依赖关系的概念范畴。形态和语义与纯语音变化对立，即具有禁令性（запретительная，прогибитивная）的类推本身是非常清楚的。（波兰语文本：20—23，39）
根据形态化和语义化的联想性质，集体—个体语言不同的心理单位，可以作为不可分解的统一体或者作为各个独立部分综合体突出出来。这样一来，我们逐渐得到了作为句子组成部分的句段，作为句段组成部分的词素，作为词素组成部分的音位。但是，科学分析必须以心理现实为基础，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音位上。我们将音位分解为不能继续分解的心理成分——发音和听觉成分。从语言执行角度，也就是从发音角度，我们将音位分解为发音组成成分或者发音器官动作。从接收角度，我们将音位分解为听觉成分或者声素。我认为，这些术语对于确认我们科学的抽象思想是必需的。（波兰语文本：22—23，10—12）
我特别强调作为决定变化因素的听错现象，也就是当一个词语被当作另一个词语的现象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变化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语言交际中，存在于作为社会现象的语言史中。可以借助于实验的方法，确定这些错听类型和方向。它们既取决于物理条件和个体听觉，也取决于被动用的发音和听觉表象形态化和语义化强度。
总之，在任何语言集体中，听错现象是经常性或者偶然性的。这些集体的成员具有用某种语言讲话的能力。应当在这些听错现象中强调错误或者准确地说，“理解”的不准确，而这对于既不能明白也不能理解外语中发音和听觉成分的一定部落和整个民族而言，是非常典型的。这是听觉上的色盲种类，具有集体—个体性。可以将其看作是人类和民族学特征。（波兰语文本：17—22）
在我谈到的语言交际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语言混合”，也就是在语言表象领域，其中包括在心理语音学表象领域，还在无意识地进行的发音或者执行性的，听觉或者感知性的习惯性反应方面，出现了说话人相互作用的现象。除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影响，还要指出每一个人对自己的影响。因此，在发音—听觉领域我们得到了以下语言混合的范畴，这些范畴与所谓的“语音规律”有联系。
a）在每一个个体的大脑中，与语言外表象发生联想的语言表象经常是相互影响的。除此之外，每一个人可以掌握几种个体“语言”。无论在发音领域，还是在听觉领域，这些语言都是相互区分的日常语言、正式语言、宗教布道语言、大学课堂的语言等（与该个体的社会地位有关）所有人在自己生活的不同时刻利用不同的语言：这与不同心理状态、不同时段和季节、人生活不同的年龄时期、对原有的个体语言的回忆及新的语言发明有关系。
b）属于同一方面的人之间相互影响：家庭成员、同行等等。
c）属于不同民族集体的人之间相互影响，使其产生不同语言和不同民族的表象，强迫其心理—生理机体接受不同语言无意识进行的习惯性反应。
d）长辈对孩子的影响或相反。很多代人积累的儿童语言主要趋势最终导致了该民族群的语言历史变化。
e）言语有缺陷和障碍的人，不同类型患语病的病人都会影响到自己周围的人。
f）最后，在自然影响人的听觉时，不应当忘记“惯性的”、活的自然影响。
语言的一致性和纯洁性只是假象和偏见。语言不是像弥涅尔瓦诞生于朱庇特颅骨之内一样立刻诞生的。每一个体的语言是通过许多自动化表象和习惯性反应创造的，并且是不断创造的。（波兰语文本：29—34，36—37，35—36，41，25—26，37—38）
显而易见，无论是在个体大脑中，还是在语言交际中，语言生活都具有稳定的波动性、质的变体和数量的伸缩性。
我们在独立个体那里看到了语言执行的和感知表象的波动和变化性，看到了肌肉感觉（肌肉行为的感觉）、音响印象的变化性和伸缩性。
当然，在比较不同的个体语言时，波动和变化性表现得更明显。比如，不同个体的发音和听觉成分的形态化和语义化强化程度是不同的，而这种强化程度第一眼看上去却好像是一样的。即使认为所有人的发音和听觉成分形态化和语义化的强化程度是一样的，我们也应当强调不同人发展和强化这些语言事实途径的“偶然”差异。
我们还要证实伴随语言交际过程的波动，也就是在人类机体的心理—物理特性和物理世界中的波动。同样，由于具有言语能力的社会组成是经常变化的，我们应当接受被称为中性的民族或者民族语言假象的纯粹经常性波动。
在从一个个体向另一个体传递语言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碰到新的语言表象群。（AA1A2A3...An）
总之，在语言史，包括在它的发音和听觉历史中经常会发生某些变化，有些现象出现，有些现象消失。
然而，尽管有波动和经常性变化，我们仍可以确认某种“保守性”的存在。我们在论述“某些现象经常变化时”，应当补充一点：“有些经常保留下来的东西，却处于不变的状态”。
一方面，在与旧语言具有同质性语言的现代变化中，在中性语言不同的连续的各个阶段中，重复着发音和听觉组合。另一方面，新组合的再生，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与语言语音有关的方面：
1）取决于音位的发音—听觉组成，也就是取决于音位中声素和动素的不同分类。
2）取决于发音基础的弱势稳定性。
3）取决于形态化和语义化的这样或那样的程度。（波兰语文本：13—15，38—39，16—17，20—23）
所有大量发音和听觉表象，包括相互联系的发音和听觉表象、所有大量的感知和执行性的习惯性反应，都是通过语言交际的途径由一个人传递与另一个人，一代人传递与另一代人，一个民族群传递与另一个民族群，一个民族传递与另一个民族的。在这个传递过程中，尽管有波动和偏离，但我们可以确认令人惊奇的事实的同质性和规律性、经常性的吻合和一定语言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波兰语文本：43—47）
同质性和规律性既体现在同一些发音和听觉组合的稳定性中，也体现在波动和变化中。它们关系到：
1）语音交替，即单语言思维及它表示的态度所固有的单语言联系。
2）在多语言思维中被形态化的发音和听觉成分的对应与联系。
3）微观、宏观变化和差异。
4）一些个别条件的重合。还有语音系统特点的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系。
5）历史语音变化一般性，还有发音和听觉方面变化的一般方向。
无论如何，伴随着使用和表现音位的心理过程，社会过程也导致了中性语言的历史变化。
应当将表现在个人大脑和语言交际中的同质性和规律性视为存在于社会语言交际部分某些条件中，从静态角度确认吻合的事实，而不是看作被“语音规律”准确公式支配的依赖关系。（波兰语文本：46—48，5，7—9）
从认识论角度而言，研究和理论思维的结果一方面取决于被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取决于进行研究的人和形成自己结论和判断的人的智慧。
同样，在表述“语音规律”时，表现了个体、集体—个体智慧和思维类型之间的差异。（波兰语文本：44—45）
我们的智慧是在与语音和音响表象相联系的书写和视觉表象影响下发展的。而这样的事实影响了我们的思维。存在于我们想象的书写的最简单成分，反映了更深刻分析综合性语言学表象的结果。但我们为了强化书写成分（字位），使用这个分析时，停留在了作为固定类型的独立发音和听觉行为的非同类组合音位上。分解音位为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使得其中部分地体现在书写中。书写与发音和听觉的这种联系影响了对“语音规律”的理解。正是书写方面的暗示使语言学者获得了非常熟悉的“语音规律”学说。
